簡介
經濟日本化又稱日本病是相對於另一種經濟問題荷蘭病的用語，日本病的表征第一為流動性陷阱的表現，伴隨長期經濟低迷通縮或接近通縮，巨大國債，多數人實質薪資倒退等現象綜合。金融海嘯後歐美經濟衰退不振，逐漸出現日本化的名詞為主流討論之中。
特徵
經濟成長低迷：例如在2008年到2010年三年平均，歐（歐元區）美日分別為0.08%、-0.26%和-1.17%
超低政策利率：2011年歐美日分別為1%、0.25%和0.1%
政府債務餘額占GDP比率升高：2011年歐美日分別為88%、100%和233%（歐元區內的德國也高達83%）
經濟情勢陷入流動性陷阱，超寬鬆貨幣政策難有成效
財政改革不易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空間有限
成因
日本病成因由多種因素綜合而成，甚至有經濟學家羅比尼認為日本病本質不是病，而是資本主義末期的必然結局，沒有任何相似發展的國家能逃脫，最終全世界都將走向日本病。從表象而論日本病在經濟全球化後被凸顯出來，來自低所得國家的廉價勞動力輕易搶走高所得國的生產型工廠職缺，使高所得國的總體工作數量下降勞動力供過於求，較低技能的中下階層藍領勞工開始薪資下降或停滯，無法支付高物價國的生活開銷陷入貧困和支領政府救助，中產消費力下降導致更多服務消費類的職缺也開始裁員的惡性循環。[1]
此時政府尤其是民選政府因為受到政治壓力必須著手解決問題，通常使用兩種即時方法，一是加大政府救助福利體系的金額和面向，二是放寬金融業對個人放貸管制，讓個人方便用借貸維持生活品質的假象。前者是加大政府債務，後者是加大個人債務，透過欠債預支未來的消費力，維持生活品質和內需工作機會，政策也必須吸引或留住更多工作機會，針對資本家放出更多優惠和減稅，避免產業外移或是爭取更多別國產業移入，同時加大政府公共建設的支出來製造工作，這也導致政府收入減少同時支出又增大的問題，到這階段就是日本病的關鍵時期，若是政策不如預期並沒有產生足夠多的工作機會或是拉抬中產階級的收入，就會陷入日本病。
然而多數國家的經濟政策都是失敗告終，針對資本家放出更多優惠和減稅並沒有產生更多的工作機會，因為實體生產型的工作機會一但外移後付出了大量的外移成本，十數年內不可能再次移動，且很多設廠考量因素並非單一減稅優惠的誘因就能左右。反而資本家手上更多的錢為了保值或投資而流入城市房地產和土地，拉高房價和更高的生活成本使藍領階級更苦不堪言，無法進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落入貧者更貧的循環。累積在政府或銀行的債務無法得到償還逐漸滾大，危機爆發就只是遲早問題，且通常會先從房地產市場的呆帳和崩盤開始引爆。
解決法
目前日本病現象主流經濟學界有諸多藥方分散於各學派，但還無任何現實中的國家範例能實證解決，從而成為21世紀全球最大挑戰之一。加稅福利論
主流解決方法在政府面分裂成左右兩派，右派認為必須削減支出和增稅終止舉債黑洞，改善政府債務，因為並無任何證據證明減稅和公共支出能解決任何問題，過度建設造成閒置無意義的公共設施，而減稅的錢流入資本家炒作房地產的彈藥或是流向海外，所以終止無效藥方本質也是一種有效藥方。左派則認為可以增稅但不能削減支出；那只會造成更大衰退，因為大量家庭已經依靠政府過度支出的建設和福利金在生活和消費，中斷他們的補給等於社會上立刻出現又一批失業和消費力衰減，但是增稅倒是左右兩派的共通點，尤其是增加富人的稅賦。
減稅促產論
更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學派則認為增加富人稅賦也不可行，因為並不能阻止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減稅，哪國先加稅等於造成資本外流和投資縮手，同時政府利用金錢較無效率，私人較有效率，所以讓錢留在私人手中較能創辦新事業。然而該學派並不能解決政府不會炒作房地產；私人卻會的問題，還有很多資本家創辦新事業卻都創辦在外國的問題，[2]所以金融海嘯後新自由主義學派受到的抨擊聲浪甚大，甚至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主要敵對對象。機械化煉鐵廠，自動化的創新只產生少數新工作卻取代大量舊工作，所以創新並不保證能讓失業率下降。
教育改革論
至於創新產業和個人技能提升的措施，各學派目前也視為長期性解決方案，高物價國家必須創新，透過更高價值的新產業新產品來創造高收入工作機會維持人民能在高物價環境生活，同時加強人民教育訓練，以適應進入高端產業。但是左派則是對此持有最大疑問，因為創新一個產業可能百年才有一次的機遇並非可以任意創新，而很多新產業其實人力雇用極少，只需要少數特定領域專家對社會失業沒有幫助，甚至很多機械化和自動化的新創工作機會很少卻還砍掉社會上其他大量工作，加劇貧富差距。而高等教育資源有限在諸多國家更需要付出大量學費和時間，這都要勞工本身負擔，很多人無法負擔而形成機會不均等的壁壘，且不是人人都有讀高階學問的聰明才智尤其許多年紀較大的中年失業者，這不能歸類為個人的不努力因素。所以左派普遍認為創新產業和個人技能提升是一廂情願的做法，沒有可預測的普遍性原則。
本質無解論
較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左派經濟學家則認為，任何政府債務的改善與否討論都只是治標性質，日本病成因來自資本主義本質的終極問題，不可能靠任何財政政策來解決，資本主義假設人不管生在何處的機會都均等，生長環境也均等，聰明才智也均等，這種“假象公平”的前提假設在現實中並不存在，所以依附其上的理論最終也將失效。事實上階級和財富世襲的問題導致贏者圈和敗者圈的M型社會分化是社會的大漏洞，人人立足點並不平等，贏者再透過土地持有和生產資本的持有不斷輕鬆聚積更多財富，當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多數人消費力不斷下降，經濟本身就不可持續。最終不論任何解決方案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需要巨大且痛苦的改革，並且影響到很多既有得利階層的利益，然而2011年爆發的歐債危機和美國政黨惡鬥可以發現，這種改革的政治困難度，所以縱使有了確實有效的解藥可以遵循，也不保證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能實行無誤，這也是諸多悲觀論的成因。[3]
日本失落一代
2010年日本出現了“失落的一代”的名詞，作為金融海嘯後的反思。該失落的一代專指出生於1989-1992年間的年輕人，到2010年為止他們大約剛好20歲，是成年和進入社會的階段。而在2010年日本的成人禮儀式中佐世保市的成人禮會場；有一年輕人喝醉酒鬧事，正在致詞的市長就脫口而出“社會冷酷啊！守點規矩吧！”隨即成為報紙頭條，也引發了社會上對這一代年輕人的反思和“失落的一代”名詞的出現。如下表為日本調查21世紀前10年間收入階層分布變化表，日本總勞動力4500多萬人中年薪400萬日圓以上的中產人數十年來皆為下降共400多萬人，低薪群的人數卻也增加400多萬，而同時收入2000萬日圓以上的巨富卻增加2.2萬人，而此表統計的09-11年間日本受到世界衰退影響又減少了一千一百萬個工作機會。
大致而言90年前後出生的日本青年剛好整個成長過程中都是日本經濟崩潰的歷程，他們出生的時代是泡沫經濟的最高點還被稱為“金蛋”，那時是日本的高成長期，各項經濟指標創新高。但是經濟隨即反轉一落千丈，股市和房地產價值同時暴跌。當他們升國小二年級時山一證券倒閉是傳統日本社會相信大金融機構永不會倒的神話破滅，國小高年級的時候終身僱傭制與年功序列制的職場文化倒塌，成年的時候金融海嘯崛起和日本航空破產被接管。[4]
現在他們要踏入社會了，卻承擔長達20年災難的最後總結：
出生時2.3%的失業率上漲一倍多達5.2%，青年失業率更是從3.8%上升到了8.4%。
勞動派遣型工作幾乎達所有職缺的50%。
國債從266兆日元增至864兆日元。
經濟成長率從5.4%降至1%多。
要贍養的65歲以上老人從1489萬人增至2941萬人。
社會保障開銷從10兆日元增至25兆日元。
13.9%的儲蓄率下降至2%左右國民儲蓄枯竭。
且所有數字都還持續往惡化走，失落的一代等於未曾享受過日本的成長宴會，來到世上只為收拾宴會結束後的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