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這個世界只要有戰爭，軍事家們就絕對不會對毒氣置之不理。毒氣是一種殺人的更高形式。”——1919年化學戰創始人，德國科學家弗里茨·哈柏教授在接受諾貝爾獎時的演說。
一戰中在歐洲戰場上廣泛使用的毒氣戰，雖然並未改變整個戰爭形勢，但其所產生的巨大殺傷力及對敵方士氣造成的恐慌，無疑使戰後各國軍方對這類新式武器產生了毫不掩飾的興趣，儘管戰後制定的國際法明令禁止在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但各國仍未放棄對化學武器的研究。日本就是這其中一個很典型的國家。
直截了當地說，負責研究開發毒氣武器的是陸軍科學研究所的第3部，後來轉到了第2部，還有陸軍第6技術研究所，海軍的技術研究院毒氣部也是研究化學戰的重要機構，雖然日本海軍於1923年開始研究化學武器，1925年陸軍才步其後塵，但日本陸軍對化學戰始終抱有極大的熱情，不惜投入極大的人力物力來研究化學戰。日本的各細菌戰研究機構，在進行細菌戰研究的同時，也肩負對化學戰的研究工作。日本於1928年開始實驗性生產芥子氣。6年後日本人每周生產一噸路易氏氣，1937年產量上升到每天兩噸。大量地製造毒氣是在瀨戶內海的大久野島【即毒氣島】，稱為陸軍造兵廠火工廠-忠海兵器製造所”，該廠主要生產合成毒劑和各種化學炮彈。日本海軍則在神奈川縣寒川“相模兵工廠”製造類似產品。在福岡縣企救郡的曾根兵工廠專門將大久野島的毒氣工廠生產的毒氣和製造的彈體裝填成毒氣槍彈。日本人獻身於化學戰的研究工作精神，有時到了狂熱的地步。對於1933年在東京東21英里的千葉縣的習志野成立的占地40英畝由陸軍教育總監管轄的陸軍化學兵學校則是研究毒氣戰和培養訓練實戰人員的教育機關，被稱為‘練習隊’校長陸軍少將山崎“約法三章”“凡是不能保守秘密的人都要受到公正而嚴厲的懲罰”。
（1）通過訓練使學生掌握作戰戰術和指導戰爭的技術，從而把戰爭引向最終勝利。
（2）學校應該培養學生具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對戰爭的最終勝利充滿信心。
（3）學生應該無條件服從命令，徹底履行自己的義務。
該校專門培養化學戰軍官、士官，學期3—6個月。戰爭中增開學期1—2個月的短期培訓班，設立教導聯隊(團)。一萬多名在此接受化學戰訓練的軍官和軍士成為化學戰的急先鋒。在以後的12年裡共培養了3350名化學戰專家，習志野學校的畢業生被分配到陸軍第六技術研究所，從事毒氣的研究和發明，與此同時，他們也成為了關東軍第五一六部隊的成員，是指揮毒瓦斯部隊的候補軍官了。1939年8月，在黑龍江省的齊齊哈爾市火車站以東1公里的郊外成立的關東軍第五一六部隊，正式名稱是關東軍化學部第五一六部隊即以恐怖名聲威震滿洲的毒瓦斯部隊，其前身是1937年成立的駐齊齊哈爾市隸屬關東軍技術部的化學兵器部，五一六部隊對外又稱齊齊哈爾研究所（是陸軍軍械部第6技術研究所派駐我國東北的分支機構），下設4個課，分別負責毒劑的偵檢，毒物的合成，化學製劑的研究，防護和治療，編制為250人。第五一六部隊在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使用毒氣武器的實驗和訓練，並曾和第七三一部隊合作共同進行過多達50餘次的毒瓦斯人體實驗，2003年8月4日齊齊哈爾的日軍遺棄化武傷人事件也與這支惡魔部隊有著重大幹系。關東軍五一六毒瓦斯部隊等於第六技術研究所駐滿洲的常駐機關，第六技術研究所發明的毒瓦斯使用方法經過習志野練習隊的特別訓練，由設定在滿洲齊齊哈爾的五一六部隊實施。他們之間的關係，可說是一環扣一環。日軍廣泛的化學武器試驗——包括1930年在台灣熱帶條件下的試驗（在鎮壓我台灣同胞反日起義的霧社事件中使用毒氣）——促使研究出一系列可怕的毒氣武器：能夠把十升戰劑投射到二英里外的布毒器，發射“毒霧”的裝置，把經改裝後噴射氫氰酸的火焰噴射器吊在降落傘下，在慢慢飄行的過程中釋放出毒氣流的芥子氣噴灑炸彈，能用芥子氣鋪染七米寬的地段的遙控染毒拖車；還有一種能裝置一公斤的氫氰酸的手擲反坦克武器。防護方面的研究也並駕齊驅，並極力尋找適合馬，駱駝佩帶的防毒面具（有兩英尺長，八英寸寬）以及狗佩帶的防毒面具，綁腿和鞋。1936年，西安事變。日本退出國聯裁軍會議。日本陸軍計畫採購防毒面具、防毒斗篷300萬套，輕便防毒具120萬件。1937年，日軍正式裝備氯氰酸。日軍的化學武器已達到了很強的攻擊作戰能力。“讓實驗室的成果走向戰場”已成為狂熱的軍國主義份子叫囂的口號，災難正逐漸迫近。
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真正在戰場上長期地，有組織地，大規模地進行違反國際法的化學戰的國家只有日本。而從1937年起，日本人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就廣泛使用了毒氣，換句話說，日軍早在二戰正式爆發前即有系統，有針對性的對中國進行了化學戰。中國無疑是化學戰最大的受害國。日軍在1937年8月的凇滬會戰中首次使用了催淚性氣體和噴嚏性（嘔吐性）氣體，此後日軍在中國各個戰場上紛紛使用毒氣，尤其是自1938年8月開始的武漢會戰，日軍使用毒氣更加肆無忌憚並開始使用劇毒的糜爛性毒氣芥子氣和路易氏氣。據最新資料顯示侵華戰爭時期的日本曾生產過746萬發毒氣彈，這其中除沒有能研製出神經性毒氣外，幾乎研製和裝備了世界各國所裝備的所有毒氣。如芥子氣，路易氏氣，光氣，二苯氰砷，氫氰砷，二苯基乙酮，苯氯乙酮和三氰化砷等8種標準毒氣。日軍的毒氣兵器種類繁多，除各種毒氣航彈，炮彈外，主要還有毒氣筒，布毒器，布毒車，毒氣鋼瓶等等。瓦斯部隊成為侵華日軍的常設兵種，毒氣則是日軍的必備裝備。日軍進行毒氣戰的部隊有三種：野戰瓦斯部隊，迫擊大隊和步兵臨時發煙部隊。野戰瓦斯部隊和迫擊大隊是日軍是日軍專業毒氣部隊，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毒氣攻擊，步兵臨時發煙部隊為步兵中臨時改編組成的毒氣攻擊部隊，實施局部放毒。為發揮毒氣作戰的效果，還同時配有特種氣象班和毒氣指導班輔助實施。日軍先後在中國的瀋陽，太原，宜昌，濟南，南京，漢口，廣州等處設立製造毒劑的工廠或化學武器的裝配廠。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駐紮有專門從事化學戰的部隊，這些部隊裝配有糜爛性毒劑和窒息性毒劑等裝料的化學彈藥。如裝有芥子氣，路易氏氣，光氣，二苯氰砷，亞當氏氣，二苯基乙酮和苯氯乙酮等毒劑的多種口徑的化學炮彈，化學迫擊炮彈，化學手榴彈，毒煙罐，毒氣盒等。為了協調統一指導化學戰，督促化學武器生產，日本大本營還專門設立了化學兵監。這充分暴露了日本政府和軍隊的最高統帥部對日軍化學戰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沒有大本營的允許和批准，化學戰絕對不會大規模的頻繁使用。除此之外，日軍在每個戰區設野戰化學試驗部，指導學化戰，如1937年在華北和華中兩個主要作戰方向上，分別設立第1、第2野戰化學試驗部，並建立了野戰毒氣廠、野戰毒氣分廠和野戰毒氣支廠組成3級獨立補給系統。日本每個師團都設有化學兵，而且都配製在小隊，中隊，大隊，炮隊，工兵隊，輜重隊，旅團和師團司令部。軍官和士兵均系受“瓦斯特業教育”，在編制上是“瓦斯特業”。這些部隊裝備有催淚性瓦斯，可使人的呼吸器官及內臟受損失，即使少量吸入，人體的各種機能也會在15----30分鐘內受到影響。日軍使用毒氣的種類一般是催淚性的苯氯乙酮，嘔吐性的聯苯氯化砷和聯苯氰化砷，糜爛性的芥子氣和路易氏氣，偶爾還有窒息性的光氣，氯化鉀基吡啶和氰酸氣。為了掩蓋進行毒氣戰的罪行，日軍制定了嚴格的保密制度，規定將毒氣稱為特種煙，彈藥和彈藥箱的標記必須除掉後才能交付部隊使用，為了區別普通彈藥，日軍在化學彈劑上印製紅色或藍色及其他幾種顏色的標誌帶，如黃1號表示芥子氣，黃2號表示路易氏糜爛性瓦斯，茶色表示氰酸鉀，藍色表示碳醯氯，紅色表示氰化砷。日軍在中國大陸使用最多的毒氣就是被稱為“紅色”的砒霜類毒物聯苯化砷。同時在使用中日軍要求必須努力殲滅敵人，毀滅人證。據一位前蘇聯權威人士估計，日本運到中國的總彈藥中，有三分之一是化學彈藥。“在數次戰役中，中國軍隊被毒氣傷亡數字占總傷亡數字的百分之二十。”日本人發現對付那些缺乏訓練，無知但極頑強的對手，毒氣是極理想的武器。與日本相反，中國軍隊卻沒有供攻擊用的毒氣武器，甚至連防毒面具這類防毒器材都很缺乏，中國的最高統帥部也缺乏對日軍化學戰的研究，防毒機構不健全，上級機關不重視，各部隊的防化兵的編制名存實亡，士兵對毒氣一無所知，多方面的原因導致中國軍民在日軍化學戰攻擊下損失慘重。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先後在中國14個省市，77個縣區，使用化學武器1731次，另外在中國國民政府軍政部防毒處的記錄中記載日軍使用毒氣傷害了36968人（其中2086人死亡）日軍毒氣戰在中國軍隊（國民政府軍）中造成的死亡率平均每年為8.5%最高年份達到28.6%(1937)。日軍進行毒氣戰的次數是1937年9次，1938年105次，1939年455次，1940年259次，1941年231次，1942年76次，1943年137次，1944年38次，1945年2次，總計1312次（1945年的數據不完全統計）。1945年5月8日在豆腐屯（音譯）戰鬥中日軍進行了在中國的最後一次的毒氣戰。當然上述這些資料並沒有反映出日軍在中國共產黨控制區進行毒氣戰的實情。在國民政府軍政部防毒處還記載著由國民政府軍防毒處處長楊昌凱少將和被派到中國軍隊中的美國聯絡軍官J.H.斯多塔上校證明的1942年日軍在侵入緬甸時針對中國遠征軍使用窒息性毒氣的事實。日本人曾把在中國作戰的事例作為使用化學武器的戰例而編入教科書來大肆宣傳。他們把毒氣襲擊的情況編成了一套叢書，題名為《中國事變之教訓》，在習志野學校的學生中散發，這套叢書的原稿就是由習志野學校草擬的屬於“絕密”級別的《日中戰爭中化學戰例證集》。書中記述了從1937年7月7日日中戰爭開始時起到1942年11月這期間日軍在中國各地進行的56例毒氣戰，逐例介紹了“作戰經過圖”，“一般情況”，“戰鬥經過概要”和“教訓”但對使用的毒氣種類和攻擊方法只進行簡略的敘述，每個戰例都隱去了日軍個部隊的名稱和作戰年份，只記述了戰鬥的狀況和局部地區地名，以及作戰的年月。《日中戰爭中化學戰例證集》是日軍中樞機關自己對化學戰事實加以證明的重要資料。
在日軍在華進行的眾多化學戰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次就是在1941年秋發生的宜昌攻防戰，當時武漢地區的日軍第11軍正在進行第一次長沙戰役，國軍最高統帥部獲悉日軍作戰期間在宜昌地區的警備兵力明顯減少，便嚴令第6戰區司令官陳誠奪回宜昌，防守宜昌的日軍第13師團（師團長內山英太郎中將）於10月上旬被國軍完全包圍，一時瀕臨全軍覆沒的危險，在10月8日到10日的攻防戰期間日軍長時間地向中國軍隊發射大量的毒氣炮彈（總數超過1000發）才總算包住了宜昌。根據作戰後的調查，日軍使用芥子氣和氰化氣體的事實一目了然。另外，還有使用路易氏毒氣的證據。據報告中國軍隊受害嚴重，受毒氣損傷者達到1600人，其中500人死亡。日軍在宜昌進行的這次毒氣戰是戰鬥剛結實後由美軍化學軍官證實的為數不多的戰例之一。另外，中國政府當時也強烈地譴責了這次毒氣戰，因此它在國際上也廣為人知。這場化學戰從戰術上講日軍粉碎了國軍占領宜昌的預定計畫，是一場“較大規模地使用黃色彈和紅色彈，挫敗敵人優勢兵力圍攻的戰例”使國軍第6戰區損失慘重，再難以在較短時間內組織大規模的進攻。但從戰略上來看日軍化學武器在戰場上的大規模使用使日本在國際上極為被動。雖然日軍極力否認，但其依然受到各國的譴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國鑒於此次事件，普遍擔心日本人會準備發動更大規模的化學戰，一方面發表了一系列聲明，如1942年7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發表過對日軍使用毒氣的行徑進行嚴重警告的聲明：“如果日本對中國或其他同盟國繼續使用這種非人道的戰爭形式，那么我國政府將把此行為看作是針對美國的，並給予同樣而且充分的報復”。一方面盟軍加強了對化學武器的開發研究，各國都制定了龐大的化學戰計畫。從太平洋戰爭開始後的1942年起，日軍毒氣使用次數逐漸減少，其原因就是盟國在毒氣製造方面勝日本一籌的強大的震懾力，使日本人控制了毒氣的使用。一直到戰爭結束時，盟國才發現，他們所擔憂的日本人的所謂毒氣儲存情況被過分誇大了。實際上在1935年日本人的化學戰進攻準備工作就已達到頂峰。從那時起，這項工作就開始衰落，而到了1941年，這項工作基本上已停止。1942年日本結束了習志野毒氣學校的化學戰進攻訓練工作。1944年，日本最高統帥部命令從戰場撤回所有的毒劑。美國調查員報告顯示，除了問世20年的毒氣之外，日本人沒有研製出任何其他的毒氣，他們使用了雜亂無章的研究方法，也沒有得到過德國人的幫助。因此，無論從進攻和防護方面來說，日本的國力都“不足以發動一場現代化規模的毒氣戰”。戰爭結束時，日本的毒氣只有7500噸，而美國的毒氣則有135000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有參戰國使用毒氣的總和還要多20000噸。
失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所有的人都鬆了一口氣。達摩克利斯之劍從善良的人們的頭上摘了下來。在遠東，美國水手把繳獲的日本化學武器沉到了太平洋底。蘇聯軍隊把繳獲的芥子氣連同板條箱一起拋進日本海，然後用機槍掃射，讓它們一一沉到海底。日本化學武器發展史在這裡就應該畫上一個永遠的句號了。然而對於中國這又象是一個新的開始。二戰後，日軍在華遺留了大量化學武器，共有4大類約10種，截止到目前共發現230萬件化學武器，120噸化學製劑。化武傷人事件屢見不鮮，致死致殘人數也逐年增加。災難並沒有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