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是南朝齊武帝的年號，“永明體”亦稱“新體詩”，這種詩體要求嚴格四聲八病之說，強調聲韻格律。這種詩體的出現，對於糾正晉宋以來文人詩的語言過於艱澀的弊病，使創作轉向清新通暢起了一定的作用。對“近體詩”的形成產生了重大影響。
初唐四傑
他們都是初唐中後期很有才華的詩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時代就獲得“四傑”的美譽。
他們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詩人，他們在初唐詩壇的地位很重要，上承梁陳，下啟沈宋，其中盧、駱長於歌行，王、楊長於五律。後人所說的聲律風骨兼備的唐詩，從他們才開始定型。
他們開始把詩歌從宮廷移到了市井，從台閣移到了江山和塞漠，題材擴大，思想嚴肅，五言八句的律詩形式由他們開始了初步的定型。他們懷著變革文風的自覺意識，有一種十分明確的審美追求：反對纖巧綺靡，提倡剛健骨氣。他們的詩儘管未能擺脫南朝風氣，但其詩風的轉變和題材的擴大，預示了唐詩未來的發展方向，並起了積極進步的作用，他們是真正的唐詩的揭幕人。
初唐四傑在唐詩史上，他們是勇於改革齊梁浮艷詩風的先驅。唐太宗喜歡宮體詩，寫的詩也多為風花雪月之作，有很明顯的齊梁宮體詩的痕跡。大臣上官儀也秉承陳隋的遺風，其作風靡一時，士大夫們爭相效法，世號“上官體”。
在齊梁的形式主義詩風仍在詩壇占有統治地位的時候，“四傑”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來反對初唐詩壇出現的這種不正之風，接著其餘三人也都起來回響，一起投入了反對“上官體”的創作活動之中。
他們力圖衝破齊梁遺風和“上官體”的牢籠，把詩歌從狹隘的宮廷轉到了廣大的市井，從狹窄的台閣移向了廣闊的江山和邊塞，開拓了詩歌的題材，豐富了詩歌的內容，賦予了詩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當時詩歌的思想意義，展現了帶有新氣息詩風，推動初唐詩歌向著健康的道路發展。四傑對唐詩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大致說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表現在作品題材與內容上，其中包括有詠史詩和詠物詩，還有山水詩，像王勃的《滕王閣》；或為抒發登臨送別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千古傳誦的名篇；以及駱賓王的《於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邊遠戍的，描寫征夫思婦的，與表達對不幸婦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們比較接近社會現實，所以常用詩歌對某些社會現象加以揭露。
四傑用自己的創作實踐來改變齊梁時遺下的不正詩風，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其次，初唐四傑為五言律詩奠定了基礎，並且使七言古詩發展成熟。五言律在“四傑”之前已有出現，唐初詩人王績（王勃系王績侄孫）曾作過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傑”的時候，五律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發揮，並在他們的作品中被逐漸的固定下來。“四傑”以多數量、高質量的詩篇為稍後於他們的沈佺期、宋之問的律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五言古詩在三國時期以後盛極一時，而七言古詩卻是到了唐代才興盛起來，四傑（楊炯無七言詩）又以大量的傑作把七言古詩推向了成熟階段。所以初唐四傑在發展詩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楊以五律見長，盧、駱擅長七古（七言）。他們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作用。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就對“四傑”十分敬佩。
杜審言(約645-708)，字必簡，漢族，襄州襄陽人，是大詩人杜甫的祖父。高宗鹹亨進士，中宗時，點擊此處添加圖片說明因與張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曾任隰城尉、洛陽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館直學士，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齊名，稱“文章四友”，是唐代“近體詩”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樸素自然。其五言律詩，格律謹嚴。
沈佺期、宋之問 唐初以來詩歌聲律化及講究駢對的趨向日益發展。沈佺期、宋之問等人更在以沈約、謝眺等為代表的永明體基礎上，從原來的講求四聲發展到只辨平仄，從消極的“回忌聲病”發展到悟出積極的平仄規律，又由原來只講求一句一聯的音節、協調發展到全篇平仄的粘對，以及中間二聯必須上下句屬對，從而形成完整的律詩。中唐獨孤及《皇甫公集序》說：“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志銘序》更指出：“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
沈宋以前，象四傑中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的律詩，前後失粘的還相當多，且多為五律。沈宋使五律更趨精密，完全定型，如沈佺期的《仙萼亭初成侍宴應制》、《夜宿七盤嶺》，宋之問的《麟趾殿侍宴應制》、《陸渾山莊》等；又使七律體制開始規範化，如沈佺期的《興慶池侍宴應制》、《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宋之問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三陽宮石漴侍宴應制》等。沈宋都曾為宮廷詩人，所作律詩多為應制奉和之作，內容雖無甚可取，但詞采精麗，且數量較多，又大都合律，使律詩的粘對規律逐漸為一般詩人所遵守，影響甚大，為近體詩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貢獻。
杜甫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漢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
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迴旋往復，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鍊字鍊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
元和體
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開始流行的詩體專稱。有廣狹二義：廣義指唐憲宗元和以來各種新體詩文。李肇《唐國史補》卷下：“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認為元和以後流行的新的文風、詩風，是由韓愈等元和時的著名作家開創的，所以總稱之為元和體。狹義是指元稹、白居易詩中的次韻相酬的長篇排律和包括艷體在內的流連光景的中短篇雜體詩。《舊唐書·元稹傳》說，元稹“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元和體”。元稹《白氏長慶集序》:“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之名,多以詩章相贈答。會予譴掾江陵，樂天猶在翰林,寄予百韻律詩及雜體,前後數十章。是後各佐江、通，復相酬寄。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為元和詩。”說明元和體即元和時流行的新體詩，專指元、白詩體中的一個方面及其模仿的作品而言。
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的並稱。二人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文學觀點相同，作品風格相近，在中唐詩壇影響很大。但在主題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鮮明等方面，元稍遜於白。對元白的評價，歷來有揚有抑。揚者始自張為，抑者始自杜牧。
《新唐書·白居易傳》載：自居易“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白居易在《〈劉白唱和集〉解》中也說：“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雲元白。”元白並稱，當時已行於世，又經杜牧在文章中正式使用，後世遂相襲沿用。宋代嚴羽《滄浪詩話·詩體》並稱他們的詩體為“元白體”。 元稹、白居易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二人文學觀點相同，作品風格相近。他們強調詩歌的諷諭作用，寫有大量反映現實的作品，都擅長於新樂府、七言歌行、長篇排律等詩體，注意詩歌語言的平易淺切和通俗性。在中唐詩壇上，元白的影響很大。《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贊指出：“若品調律度，揚榷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但元稹詩在主題集中、思想深刻、形象鮮明等方面，都比白居易詩稍遜一籌。葉燮說：“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舂容暇豫。”（《原詩》）趙翼則認為:“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甌北詩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