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即史
中國新聞歷史觀的最早提出是與中國近代維新運動中一些維新人物的史學思想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這些維新人物以梁啓超、譚嗣同為代表，他們在對以“君史”為中心的古代史學內容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新聞即史”的觀點。最早鮮明地提出“ 新聞即史”觀點的人是譚嗣同。譚嗣同在《湘報·後序下》中說：“新會梁氏，有君史民史之說，報紙即民史也。”所謂“民史”，就是將人民作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將歷史研究的中心與視角從傳統的帝王將相轉向普通的民眾，從個體轉向群體，從狹隘的宮廷轉向大千世界和芸芸眾生，從單調、陳舊的一朝一姓興衰治亂的“君史”、“家族史”和“王朝史”轉向多角度、全方位、多層面地反映與記述與國計民生、世道人心、政教風俗息息相關的國史和社會史。
譚嗣同吸收了梁啓超的“民史”之說，直接將報紙的功能與作用與“民史”說對接，進一步闡發了“ 報紙即民史”的思想。他指出：“不有報紙以彰民史，其將長此汶汶暗暗以窮天，而終古為喑啞之民乎？西人論人與禽獸靈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與事以顯其靈，而萬過於禽獸者，以其能言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湘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矣。”這段話有兩層意思：一是人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人能說話，表達自己的言論思想。任何人都有一種任意使用各種辭彙來表達自己的思想的權利；如果人不能說話，那么人的地位實際上同動物就沒有區別了。二是報紙是人民表達言論思想的“口器”，離開了報紙，人民的聲音無以承載，“ 民史”也就無以彰顯，“民史”的書寫也就無從談起了。
譚嗣同極力推崇報紙之與“民史”的作用，認為這種內容豐富、門類繁多、功能齊備的報紙無疑就是“百科全書”式的史著，是史書的最佳載體；報紙不僅是表述“ 民史”的最好表現形式，而且就是“ 民史”的一種形式。通過報紙不但有助於推動“民史”的發展與普及，而且能開啟民智，以報紙作為國家和民眾的喉舌，及時反映和表達民眾的心聲。
正因為如此，他才以欣喜之情歡呼《湘報》的問世。與此同時，與譚嗣同、梁啓超共同創辦《湘學報》、《湘報》的唐才常，同樣是“新聞即史”觀點的鼓吹者。
史家精神
梁啓超更加注重新聞在記錄歷史的過程中所應具備的“史家精神”。他在《敬告我同業諸君》一文中指出： ’ 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精神。史家精神何？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也。故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屆，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生之現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抽繹之發明也，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主觀之所懷抱，萬有不齊，而要之以嚮導國民為目的者，則在史家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首先，從梁啓超引用的論斷“ 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的語境中，我們可以斷定，梁啓超是贊成“ 新聞即史”的觀點的，只是表述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其次，梁啓超在辨析新聞與歷史的關係時，以史家的實錄精神與歷史觀來觀照報紙（新聞），可以概括出兩點：一是新聞按照新聞事實的本來面目如實反映的特性，即客觀性；二是新聞報導與評論對客群思想、行為和社會的指點、引導功能，即指導性。在梁啓超看來，報紙對新聞事實不加選擇和評判，只是如實地報導，不能做到引導民眾，這樣的所謂新聞不能稱為新聞；而只有那些對民眾思想、行為和社會具有指點、引導功能的新聞，才是好新聞。
就新聞與歷史的淵源關係，蔡元培在為徐寶璜《新聞學》一書所做的序中一語道明。他說：“余惟新聞者，史之流裔耳。古之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非猶今之新聞中記某某之談話若行動乎？不修春秋’，錄各國報告，非猶今新聞中有專電通信若譯件乎？由是觀之，雖謂新聞之內容，無異於史可也。然則我國固早有史學矣，何需乎特別之新聞學？”
按照蔡元培的觀點，在性質上說，古代歷史中的一些內容可以與現代新聞的內容對應，二者之間沒有什麼差別。但同時他也指出了二者的不同：一是內容上，“ 史所記不嫌其舊，而新聞所記則愈新愈善”；二是時間上，“ 史者可窮年累月以成之，而新聞則成之於俄頃”；三是社會功能上，“ 史者純粹著述之業，而新聞則有營業性質”。蔡元培點明了新聞的一個重要特性，即新聞要新鮮，新聞要及時迅速，同時也指出了新聞事業具有營業性質的重要特點，這些特點是新聞之所以為新聞的質的規定性，是新聞與歷史相區別的重要尺度。
其後，李大釗專門就新聞與歷史關係問題從理論層面上進行了研究。他在《報與史》一文中更加透徹地論述了二者的關係：“報的性質，與紀錄的歷史，尤其接近，由或種意味言之，亦可以說‘報是現在的史，史是過去的報’。??報紙上所紀的事，雖然是片片斷斷，一鱗一爪的東西，而究其性質，實與紀錄的歷史原無二致。故新聞記者的職分，亦與歷史研究者極其相近似。今日新聞記者所整理所紀述的材料，即為他日歷史研究者所當蒐集的一種重要史料。”
李大釗認為，新聞與歷史在性質上極其接近，歷史記錄著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新聞又何嘗不是如此，只是新聞沒有歷史那么系統而已；“報是現在的史，史是過去的報”是李大釗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新聞報導即書寫著當代的歷史，是建構歷史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新聞記者雖不是史官，但他們的職能卻與史官無異，他們采寫著新聞，同時也肩負著記錄歷史的重任。除此而外，李大釗還強調了新聞與歷史的不同之處，那就是新聞的時效性要求。“ 惟作報與作史最有不同之點，就是作報大率多致於力求其報告的迅捷，求迅之念切，則與蒐實之義不能兩全，而新聞記者之紀事，又每易為目前發生的零碎事象所迷鶩。因之於察變會通之義，常易紛失其因果聯貫之系統，這是新聞記者應該特加注意的事。”
新聞力求縮短新聞事件發生與新聞報導的時間距離，講求報導要快速、迅捷，這就很難做到像歷史那樣詳盡地蒐集、核實事實，所以新聞常常面臨時間要求與證實要求的兩難境地。要解決這個問題，新聞記者就應具備一定的歷史知識和歷史的眼光，從歷時性的維度上，較快地判斷出發生事件的歷史價值，從而迅速地寫出新聞報導來。除此之外，新聞工作者還要善於置新聞事件於互有聯繫的諸多事件當中，考察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和因果關係，從而得其實質，探其真相，寫出真實地反映客觀事物的運動變化過程和客觀事物的普遍聯繫，揭示客觀事物相互聯繫和發展中存在的內部規律性的新聞報導來。
新聞作為歷史記錄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
當代中國新聞學者甘惜分、繆雨等繼承了老一輩報刊活動家們的新聞思想，更加強調了新聞作為歷史記錄者的文化身份的二重性，從歷史學的高度來衡量和要求當代的新聞工作者，對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