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效應

收入效應

收入效應(英文名:Income Effect)指由商品的價格變動所引起的實際收入水平變動,進而由實際收入水平變動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變動。它表示消費者的效用水平發生變化。具體來說就是當你在購買一種商品時,如果該種商品的價格下降了,對於你來說,你的名義貨幣收入是固定不變的,但是價格下降後,你的實際購買力增強了,你就可以買得更多得該種商品。這種實際貨幣收入的提高,會改變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量,從而達到更高的效用水平,這就是收入效應。

基本信息

效應反應

造成中國消費長期低迷的癥結不是老百姓熱衷儲蓄“不願花錢”,而是居民收入水平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如工資水平作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標,其在經濟指標中的比重呈持續下降態勢,已從之前的53%下降到41.4%,遠低於美國的57%。世行認為,中國消費下降可以用居民收入占經濟比重的變化來解釋,將注意力集中在所謂過高的儲蓄率上並不準確。

消費理論

引起消費變化的主要因素分“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長期以來,我國治理消費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於“替代效應”,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費變得“更便宜”,而儲蓄“更貴”(如低利率、加征利息稅等)。這些措施目的是要引導儲蓄向當期消費轉化。但是,根據經濟學家宋國青的研究,我國個人儲蓄一共只有20萬億,僅相當於一年的GDP總額。再有效的刺激個人消費的措施最多也就能鼓勵居民多消費其中的15%,為3萬億,在一年GDP總量中所占比例不太大。

“替代效應”機制

收入效應相關圖示收入效應相關圖示

同時,消費與儲蓄的“替代效應”機制需要利率與貼現率互相獨立才能成立,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顯

示,利率與貼現率是高度正相關的,這被解釋為利率的一種“心理暗示作用”,因為,貼現率是基於消費者主觀偏好的相對虛幻的因素,而利率則現實可見,低利率常常引致國民形成低貼現率,從而使得低利率刺激消費的“替代效應”難以實現。

勞動力收入

相對於“替代效應”,“收入效應”應是消費增長的長期可持續源泉,不過就一個國家增加居民收入而言,並不是意味著是要過多地干預企業與職員的工資合議。世行提出的建議更為可取,世行的報告顯示,中國現今仍有40%以上的勞動力在從事生產率較低的農業,而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僅為其他經濟部門的1/6左右。這部分農業勞動力有一半為剩餘勞動力,若重新配置到其他行業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就業類型的轉變可能給這些勞動力的收入帶來質的變化,這可能是未來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的最重要途徑。

不過,世行的這一建議在我國可能會遇到嶄新的情況,之前的勞動力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動力在於兩地收入差距,基本符合“哈里斯—托達羅模型”揭示的原理;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在我國進一步的勞動力轉移中,收入差距因素正在轉變為一股阻礙的力量:並不是越窮的地方,勞動力轉移率會越高。因為農民在原住地的低收入不僅意味著轉移出來的機會成本低,有轉移激勵,還意味著他們對於改變就業境遇的初期投入(交通費用,初期在城市中的安置費用)的能力弱。

意義

經過多年改革開放,一般欠發達地區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力度已經很大;但是,在特別欠發達地區,奇低的收入使得農民無力進行勞動力轉移的初期投資,從而使得這部分勞動力仍滯留農村。貧困對於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抑制作用實際上並非只發生在我國,發展經濟學家班納吉和坎伯對印度、巴納姆和薩伯特對坦尚尼亞的研究均發現了這一點。這個發現具有重要的政策含義,那就是國家對於農村貧困者的勞動力轉移進行補貼,不僅符合公平的原則,而且在經濟上還是有效的。

價格效應

我國入境旅遊者中,香港同胞所占比例最大,為6成多,外國人僅為1成多;但在國際旅遊外匯收入中,外國人比重接近5成,香港同胞接近3成。在入境外國人中,亞洲占到6成以上,歐洲和美洲分別在2成和1成左右。從前15個主要客源國結構中可以看出,匯率變動能影響入境客源和國際旅遊收入的主要是亞洲貨幣:日元、韓元、盧布和美元,以及香港元和澳門元。

匯率變動

主要是價格效應。根據WTTC編制的各國旅遊競爭力指數,中國旅遊業的價格競爭指數非常高。2003年中國的飯店平均價格為98.43美元,在全球21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120位,基此測算的中國旅遊業價格競爭力指數為89,在212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3。2004年中國的飯店平均價格為72.13美元,在全球排106位,基此測算的中國旅遊業價格競爭力指數為80,排名第16位。2004年價格競爭力排名有所降低,但依然位居前列。

圖示收入效應圖示收入效應

旅遊服務

在全球範圍內都是非常便宜的。因此,即使人民幣升值,對本來就很便宜的中國旅遊業而言,入境旅遊者數量不會因價格效應而明顯減少,加之入境旅遊市場競爭比較激烈,旅行社和酒店內部即可消化人民幣小幅度升值的價格效應。

中國的國際旅遊產品結構,尚處於較初級階段,即以團隊觀光為主,而度假產品遠未成熟。這種產品結構的特點是旅遊者的價格敏感性不高。以1994年為例,當年人民幣匯率並軌,對美元匯率並軌到8.7人民幣/美元,正常規律當年的入境旅遊應有大幅度增長,但實際情況是當年的入境遊客增長率是1990年至2002年這13年期間的最低點(5.2%)。

匯率升值

將通過收入效應對出境旅遊產生明顯影響。伴隨著居民出境旅遊傾向不斷提高,出境規模不斷擴大,人民幣升值將提高居民出境旅遊消費能力,有出境遊資格的旅行社將從中受益。由此也將分流部分原計畫在國內旅遊的人群,可能對國內飯店和景區的接待量產生影響,但數量輕微,可以忽略。

總體看,依然堅持年初和年中的判斷,即人民幣匯率升值對入境旅遊市場需求會產生價格效應,但作用不會大,對國內旅遊和出境旅遊則有積極的收入效應。從上半年情況看,入境旅遊增長速度超乎預期,而國內旅遊增長趨緩。人民幣升值則有助於促進國內旅遊,對旅遊市場的總體效應為正面。

替代效應

買同樣的物品,人們總希望花更少的錢,因為錢總是稀缺的。你到市場買水果,一看橙子的價格降了,而蘋果的價格沒有變化,你會怎么想呢?在降價的橙子面前,蘋果好像變貴了似的,你也許就會多買些橙子而不買蘋果。

由此看來,一種物品的價格變化,比如價格降低,對你會產生兩種效果:一是物品價格下降,相當於你的實際收入提高了,你會買更多的物品,從而獲得更多的滿足,經濟學家把這叫做收入效應;二是一種物品價格降低了,由於別的物品價格沒變,與價格下降了的物品相比,相當於別的物品實際價格上升了,所以你會多買價格下降的物品,來替代價格沒變的物品,經濟學家把這叫做替代效應。

不管是發生了收入效應還是替代效應,還是兩者同時都發生了,總之,由於這兩種效應的作用,當一種物品的價格下降時,其購買量會增加,反之當價格上升時,其購買量會減少。這是人人憑生活經驗就可以感受到的需求規律。

稅收

在現實中,稅收也會對人們產生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

如果把所得稅看做是人們向政府購買公共物品所付出的價格的話,所得稅的稅率提高了,就相當於公共物品的購買價格提高了,由於公共物品是政府提供的一種共享資源,所以個人不會因為享受它們而產生比別人更多的滿足感,而且稅收是強制性繳納的,所以又不能選擇減少公共物品的購買。

稅率

稅率提高會使人們產生兩種感覺:

第一,感覺自己的實際收入降低了,從而會更加心疼錢,而且為了補償稅收的損失,人們會工作更長的時間或做多種工作以增加收入,這就是收入效應;

第二,工作是為了取得收入,而取得收入是為了提高生活水平,得到快樂和滿足,但閒暇娛樂也會使人們感到快樂和滿足,稅率提高尤其是累進稅,會讓人們覺得自己掙錢越多越不值得,工作越多越不值得,於是,閒暇的快樂具有了更強烈的吸引力,人們會更多地選擇閒暇來替代工作。

這么看來,所得稅稅率提高使這兩種效應對經濟各自發揮了不同方向的作用:正面的和負面的。而這兩種效應並不是平均起作用的。

主導情況

那么什麼情況下收入效應占主導,什麼情況下替代效應占主導呢?

收入效應收入效應

如果你新掙了1元錢,而這1元錢中要納稅8角,那么你肯定不會去掙這1元錢了。所以新增加的收入稅率越高,人們就越不願意多工作,寧願閒著。累進稅是收入越多稅率越高,多級累進稅則是把收入分為多個檔次,收入每提高一個小的檔次,稅率就會進入更高一級。例如上世紀70年代西方已開發國家的所得稅率平均有十多個檔次,每個檔次的稅率多出好幾個百分點,而最高稅率達到70%左右。這就是說,進入最高收入檔次後,你掙的錢70%要繳給國家。

在這樣的高稅率下,誰還願意多工作、多掙錢?明擺著,掙錢越多越吃虧,多掙錢還不如多閒著。所以,新增收入的稅率(邊際稅率)越高,稅收的替代效應越明顯。因此有人說,累進稅是一種有利於縱向公平不利於社會效率的稅。

而如果平均稅率較高,那么無論人們的收入在何種檔次上,稅收比例都是一樣的。這時人們則會傾向於多增加收入,因為多增加的收入不用多繳稅。如果所得稅是比例稅,掙多掙少都繳同樣比例的稅,那么多掙錢就沒有什麼阻礙,所以這時候收入效應就會發生主導作用了,人們就會多工作來增加實際收入。

由此可見,稅收的替代效應會導致人們工作努力程度的降低,是一種對經濟的阻礙力量,也被稱為稅收的抑制效應。而反過來,努力降低替代效應的作用,降低所得稅的邊際稅率和減少稅率檔次,則可以作為振興經濟的一條政策出路。

西方經濟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整個西方經濟基本處於停滯狀態:1979年~1982年,西方國家的工業生產普遍下降,美國、英國、前聯邦德國和義大利的工業生產降幅都超過了10%,同時大批企業倒閉,失業人數猛增,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都突破了兩位數,美國經濟甚至出現了幾次負增長……這就是西方世界著名的“滯脹”——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並存的狀態。

為消除滯脹,已開發國家紛紛尋找出路。因此,以抑制稅收替代效應為目的,以降低邊際稅率為主要措施的減稅政策成為主要出路。這就是以供給學派為代表的政策主張:減少所得稅尤其是公司所得稅的邊際稅率,減輕公司的稅收負擔,提高公司的生產積極性和生產率,從而增加人們的實際收入,以帶動消費、就業和產品數量的增加。

於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1981年裡根政府的《經濟復興法案》為先鋒,已開發國家紛紛打起“減稅”的旗幟,大幅度降低所得稅的最高邊際稅率,由此掀起了世界性的稅制改革浪潮。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其兩面性:減稅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導致了西方國家財政赤字規模的不斷擴大。

特殊效應

斯勒茨基分解下的,特殊的替代效應:

1、完全互補情況下,替代效應為零,總效應為收入效應。

2、完全替代情況下,總效應為替代效應,收入效應為零。

3、擬線性偏好情況下,總效應為替代效應,收入效應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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