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民國“妖婦攝魂”真相一樁發生在南京的攝魂謠言，引發了市民持續近兩個月的大恐慌。而此時，正值國民政府興師北伐的敏感之際，作為新首都重要政治象徵的中山陵，卻被捲入了妖術風波。
1928年3月，江南剛剛進入煦暖的早春。國民政府的新首都南京城裡，突然颳起了一陣風：許多十歲上下的小孩胸前都懸掛上了一個紅布條，上面寫著一些奇怪的歌訣。譬如“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當；快快回家轉，自己背石板”；“你造中山墓，與我不相干，一叫你魂去，再叫你去當”。
市民們傳言，有人正在收攝孩童的靈魂。在孩子們身上佩戴這種被稱作“石和尚”的符咒紅布，就是為了避免他們的魂魄被攝走。
1928年4月20日的《中央日報》刊登了一則新聞：《庸人自擾的妖婦攝魂風潮》，內容如下：“近來，新都發生妖婦攝魂之謠，捕風捉影，轟動全城，而尤以城東城西兩隅為甚，以致相約禁止孩提單獨外出，恐被妖人所創。”而公安局經過縝密調查之後，才發現，“妖婦攝魂”純屬謠傳，為此，4月19日公安局特地召開“新聞發布會”並將真相刊登在報紙上。這則新聞在今天看起來十分吸引人眼球，但警察的結論對於當時的市民而言，無疑是一劑定心針、強心劑，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的心終於平定下來。
國民黨政府在處理攝魂恐慌這一社會危機時，與社會各領域在動態的配合過程中，重構公民和社會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範圍內確立起來。這可是尋常政治運作都難以實現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漸漸趨於平緩的時候，攝魂謠言卻在上海、鎮江、揚州、無錫、常熟等地再度復生，尤以鄉村為盛。謠言說中山陵即將竣工，需要1500名陰兵把守。甚至安徽無為縣的父母也給自家小孩掛上了紅布條。
相關事件
民國“妖婦攝魂”真相妖婦攝魂
自從上年蔣介石“四·一二”清黨，建立新的國民黨政府，南京作為首都已近一年。南京特別市宣傳科在報紙上刊發標語，號召市民們幫助市政府建立“藝術化”、“科學化”、“平民化”的新南京。
三月底的一天，住在下關一帶的姚張氏帶著一歲多的兒子坐馬車去了城東，轉了一圈之後回到了城西北的家中。當晚，孩子開始發燒。姚張氏以為早春料峭，小孩子受了寒氣，便請大夫抓了驅寒的藥。然而，第二天小孩高燒不退，開始嘔吐，身上還出現了類似淤青的斑點。姚家人開始驚慌。姚張氏原本是姚家女傭，因少奶奶沒有生育，做了姚家少爺的二房，這才為姚家添了一個男丁。當他們得知姚張氏頭天帶小孩去了城東，頓時感到大禍臨頭。一向很少出門的姚張氏，不曉得南京城裡，正在流傳著一個駭人聽聞的事件。
據說，從1925年開始修建的孫中山的陵墓即將完工，石匠需要160個童男和160個童女的生魂以合上龍口。為了得到這些童男女的靈魂，市政府正在進行戶口和學齡前兒童調查，要把小孩的生日時辰報上去。南京東門一帶，已經有好幾個孩童被攝走靈魂而夭亡。姚張氏的兒子三天后也死了。姚家人悲痛欲絕。街坊鄰居對此更為恐慌，中山陵攝魂的謠言逐漸在全城蔓延。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正在進行二次北伐，翻看這段時期南京的報刊，充斥著政府的北伐宣傳，頭版社論，宣言標語，以及軍事勝利的訊息。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頻頻受到國府嘉勉，3月23日，他寫下《北伐與民眾》呼籲民眾支持北伐，這場戰爭“不特本黨的成敗所關，實為我國的興亡所系”。
4月初，南京城裡的攝魂謠言有了新內容：前方需要陰靈助陣，所以政府派了許多妖婦出來施行妖術，攝人靈魂。那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神秘妖婦，身邊攜帶著藥瓶、符籙、小針等攝魂工具，出沒於南京的大街小巷，隨時準備走向無辜的受害者。
4月13日傍晚，南區剪子巷育嬰堂的姚屠氏行走在街巷之中，被一個婦人用手一指，她覺得頭暈，至今臥床不起。這個名叫倪王氏的婦女當場被巡邏的警察帶走。這一天，南京市公安局還接收了一起攝魂作案人。“妖姑”董李氏被皮殷氏扭送到了警署，後者指責她使用邪術，摸了她兒子的頭部之後，她的兒子就開始發熱。
兩天后的一出攝魂事件讓謠言變得愈發可信，在市民間引發了更大的恐慌。
白蘭花家住閘口，她八歲的兒子在街口與夥伴們玩耍。有一個婦女走到他身旁，摸他的頭，問他叫什麼名字，還給了他三塊麵包。然後，這個婦女轉身離去。孩子的臉色立刻變成了紫色，四肢不再動彈，身體僵直。憤怒的路人追趕這個邪惡的婦人，終於在擺渡口追上了她，扭送到警局。警察從她身上搜出了兩個玻璃瓶，裡面分別藏著紅色和綠色的絲線、紙人。這個婦女身上，再沒有別的東西。這位婦女說，她收一個人的魂，要花費50元，如今她所收靈魂已經收支平衡，即便因此死去，也沒有什麼遺憾了。
謠言四起
南京的空氣中都是謠言的味道。
市民們把自己的孩子藏在家裡，自己也儘量減少外出。小些的學校，兒童自動退學，市立國小一度也要到了停課的地步。事實上，這類事件並非首次發生。在1916年，浙江杭州也因為普查學齡前兒童而引致一場謠言。在那場攝魂風波里，風傳7至14歲的兒童，會被招去魂靈定木樁，鎮壓錢塘江水，以便鋪設鐵路。謠言激起了市民的憤怒，他們鳴鑼聚眾搗毀學校，打傷教師，直至官兵出面彈壓，局勢才穩定下來。與引起1916年杭州攝魂謠言的原因相似，此次南京攝魂恐慌最早亦是與市政府調查學齡兒童有關。這兩起攝魂恐慌中，那些害怕政府建設新學校而丟掉飯碗的私塾先生，不僅僅牢騷滿腹，甚至散布和助長攝魂謠言。
南京市政府的處理如今看來富有理性和建設性。當謠言剛開始傳播之際，南京市社會調查處馬上報告教育局，請教育局通令各國小，細緻耐心地向學生家長解釋調查學齡兒童的意義，打消他們的疑慮，以此闢謠。4月2日，南京特別市教育局召開了擴大會議，會上提議印發廣告，解釋調查戶口和學齡兒童，純是為了市民利益，辦理市政，興辦教育，以此消除市民的誤會。很快，教育局就發了一張白話布告，解釋中山陵需要小孩靈魂之事純是謠言惑眾。
教育局長陳劍翛也親自上陣，為該局做調查的良好動機“鳴冤”：“如果我們不曉得學齡兒童是多少，我們如何知道要辦多少學校，要請多少教師，以及要需要多少經費等……不料正在實施當中，竟發生許多笑話出來”。他還反駁那些攝魂與學齡兒童調查聯繫起來的謠言：“如果世界上，是真有妖邪惡劣的當道，要著你們的小孩子的命或靈魂，還來公開地調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將去了。”
特別市市長何民魂在教育局布告發表後，親自到南門外詢問佩戴紅布條的孩童，查問謠言所自何來。4月9日，市政府特地發布第881條政府令，要求教育局勸止孩童們胸前懸掛紅布。
事實上，中國人歷來認為，人之生，是為魂魄的相合；而人之死，則意味著魂與魄的相分。民間百姓最恐怖的莫過於“勾魂鬼”，因為靈魂一旦離去，人便要死了。吳越之地，尤其信鬼神，重淫祀。兼之從南北朝以來佛教文化興盛，轉世、輪迴等靈魂觀念早已深植人心。是以每逢歲時節慶和神靈誕日，吳地的民眾就要到廟宇中去叩頭祭拜，或抬著神靈偶像四處巡遊，驅除邪祟。占卜、看相、算命、求籤、扶鸞、講僮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成分。1909年，作為預備立憲的一項基礎工作，官府開始戶口調查工作。結果，江蘇許多地方流傳官府調查戶口，是要查清每個人的生辰八字，是要把被調查者的靈魂賣給洋人修建鐵橋。謠言廣泛流傳，激起了慌恐不安的鄉民們和官府的對抗。鄉民群毆調查員、搗毀調查員住宅、撕毀調查冊、拒釘門牌、毀壞自治局所和學堂，甚至與官兵發生武裝衝突，民變覆蓋了江蘇絕大部分地區。（因反對調查戶口的民變遍及全國10個省區，總計69次，其中江蘇居首位，占37起。）
如今，南京特別市政府與之對抗的是民眾內心深處的觀念。那些歌謠和神秘讖語，喚醒了民眾心理上的狂熱激情。群體的一個普遍特徵就是極易受人暗示，正如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所說，“群體通常總是處在一種期待注意的狀態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過相互傳染的過程，會很快進入群體中所有人的頭腦，群體感情的一致傾向會立刻變成一個既成事實。”
妖術恐慌
教育局完全合乎邏輯的解釋所起的作用看來頗為有限。4月中旬以後，妖婦攝魂大有愈演愈烈之勢。由於此時攝魂謠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於孩童，南京城裡的成人也紛紛在身上掛一個紅布口袋，裡面裝上茶葉、桃樹葉、生米和七小塊婦女月經布，以此來辟邪。
南京市民陷入集體性的幻覺之中。
4月16日，李高氏經過馬巷口一家燒餅店，她發覺自己迷路了，於是向店主問路。燒餅店主卻突然全身打起了寒噤，身體麻木僵硬。一個賣油條的婦女正好經過，也猶如魔怔了一般，昏迷了過去。
像李高氏這樣的普通南京婦女，在1928年4月，突然成了眾矢之的。和1768年妖術大恐慌下的民眾反應一樣，南京市民的矛頭指向了社會底層的流動人口。那些平日裡走街串巷的三姑六婆，儘管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卻一貫是受歧視的角色。她們過分熱情的言辭和誇張的表現，看上去和攝魂妖婦有天然的聯繫。
於是，民眾見到這樣的婦女，開始是扭送到公安局；到後來發展到群情洶洶，南京街頭，行人動輒被飽以老拳。一個女人僅僅因為看到一個拉黃包車的，因有一面之緣，便對他微笑致意，就被路人誤以為是攝魂妖婦，於是眾人一擁上前，扭打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
社會秩序如此混亂，人們心理緊張到沒有基本的辨析能力，想像力卻前所未有得活躍。一個玻璃瓶、幾張紙、一個微笑，或一句言語，都會引發他們的敏感情緒，進而導致暴力行為。
自然少不了有人乘亂謀利。市民鄧榮福經過馬馬氏家門前，向她問路。孰料，馬馬氏高聲喊叫，說他為攝魂者。路人立即上前圍住鄧榮福毆打，他的衣服被撕破，身上攜帶的三十元票洋也被乘亂搶走。紗帽巷一家女塾的教讀成文玉，到城南書店買書，用手巾包好。回家路上，走到二道高井，也許是她買到了想要的書籍，臉上掛著高興的神情。於是，有一個婦女突然指她是攝魂的。可憐的女先生，衣服和手包都被搶走了。
一向循規蹈矩的底層民眾突然發現自己也有了生殺予奪的權力。指責別人是攝魂者，成了最有效的報復手段。麵店老闆娘發現自己的幼女被吃麵的算命先生逗哭了，便大聲喊叫，說他是攝魂人，於是不用親自動手，其他顧客便蜂擁而上，為她出了一口惡氣。
媒體為此憂心忡忡。4月20日《京報》發表了署名“怎不愁”的文章《攝魂把戲》。這位怎不愁氏描繪了南京可能出現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閉戶，柴米油鹽，無人挑賣，幾十萬市民坐而待死而已。”幾天前，《京報》就發出“妖婦攝取魂魄耶，流行病之傳染耶”這樣的質問。《京報》記者說，如今春氣和暖兒，南京人一向不講求衛生，可能是一種傳染病流行。
教育局的第二次布告證實了《京報》記者的猜測。教育局長陳劍翛發布了七字韻語布告，解釋妖婦攝魂純是荒誕不經的謠言，它的流傳，實際上是由於“反動分子”的“亂湊趣”和“時疫”流行，他呼籲市民不要輕信，要注意自家孩童的衛生健康。
首都衛戍司令部也發出闢謠報告，指謠言是潛伏的敵探、共黨和地痞流氓等人編造的，目的是擾亂後方秩序。從1927年以來，時局動盪，南京始終是一個漩渦中心。所以，才會出現陰兵助陣這樣的謠言。毫無疑問，國民政府也正好藉此清查南京城裡的敵對勢力，樹立政府的威信，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感。
多管齊下
4月17日下午兩點，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孫伯文召開了一次研討會。
當天上午，公安局已經發出了闢謠警示，針對連日來民眾“聚毆六婆，時傷行旅”的混亂秩序，指出一切要依照法律來辦，“民眾非裁判之官，街衢非審判之地”。對於那些已經被扭送警局的疑犯，要訊取供詞，轉送地方法院依法訊辦。同時，也通令各區警署嚴密查拿在案的逃犯等。
下午的研討會可謂是謠言傳播以來最有效的一次行動。農、工、商、婦女團體，公安局各區官佐、新聞媒體，共50多人，從生理學、心理學的維度探討防治謠言之法。根據醫生診斷，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實際上是一種傳染病“拉麻症”（可能是腦腹炎一類的流行病）。正是在修建中山陵這個背景下，東門一帶孩童染病死亡這一偶然巧合，配合學齡兒童調查這一契機，謠言得以訛傳蔓延。
整個南京被動員起來了。各界自發組織廢除迷信宣傳隊，公開闢謠，以正視聽。市長何民魂也於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職員訓話，要求擴大民眾的知情權，把涉及謠言的幾十起案件審訊詳情公開。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圖書館召集南京64個團體談話。詳細解說攝魂謠言的種種，請各團體向親朋好友宣傳，詳為解釋。自然，他也痛詆“地痞流氓、孫傳芳黨羽、共產黨徒”從中鼓弄。當天，南京市市政府也發布了政府布告，解釋攝魂謠言，公布了對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婦”的審訊結果，證明所謂攝魂之事皆為子虛烏有。若市民私自毆打行人，也將受到懲罰。
很快，就有人充當了政府的“宣傳工具”。20日下午，一個叫康泉生的人到下關永寧街一家肉檔買肉，被陳姓屠戶指認為攝魂人。結果，康泉生被毆打致傷。崗警把兩人帶到下關區第二分署。署員的處理結果是，罰陳屠戶賠償康泉生被撕破的衣服和醫藥費，原本要嚴辦他，後經下關總工會辦事處主任出面說項，這才作罷。最後，陳屠戶被要求雇了一輛馬車送康泉生回家。他還要披紅插花，沿途燃放爆竹。
一直處於風口浪尖的教育局長陳劍翛乘機擬定了五條闢謠標語，廣為宣揚：（一）莫信妖人攝魂的謠言；（二）嚴防反動分子鼓動邪說；（三）邪說是煽惑人心的；（四）只有疾病能死人，邪術是不能死人的；（五）破除迷信，消滅邪說。
於是，在各職能部門的努力下，一場鬧得沸沸揚揚的妖術恐慌漸漸平息下來。
這起攝魂事件無意中也推動著政府建設新南京的步子。4月24日內政部長薛篤弼根據各國成例，擬定了《掃除法》草案十條，保持南京市的衛生清潔和市容整潔。南京市特別市政府也推動發起了5月1日至3日連續三天的“衛生運動”，鼓勵市民自發打掃街道，對公共廁所進行消毒，參觀衛生陳列等。衛生被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衛生程度之高下，一國強弱可推知之。
國民黨政府在處理攝魂恐慌這一社會危機時，與社會各領域在動態的配合過程中，重構公民和社會的理念，政府威信亦得以在更大範圍內確立起來。這可是尋常政治運作都難以實現的深入人心的效果。
而就在南京市民的恐慌漸漸趨於平緩的時候，攝魂謠言卻在上海、鎮江、揚州、無錫、常熟等地再度復生，尤以鄉村為盛。謠言說中山陵即將竣工，需要1500名陰兵把守。甚至安徽無為縣的父母也給自家小孩掛上了紅布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