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簡介
攜號轉網業務介紹
攜號轉網號碼攜帶既有利於消費者，也有利於最佳化市場結構，通過市場的管制措施，實現有效競爭，提高消費者福利。對消費者來說，號碼攜帶可以減少用戶的轉網成本。對國家來說，號碼攜帶能節約號碼資源。號碼攜帶可以打破現有電信運營商的優勢地位，從而促進市場競爭，最佳化市場結構。實施號碼攜帶後，號碼資源通常由第三方集中管理，也節約了社會資源。
實施情況
國內實施
攜號轉網2006年10月，原信息產業部發布了630號檔案《信息產業部關於保障行動電話用戶資費方案選擇權的通知》 ，該檔案又被業界稱為“攜號轉套餐”或“攜號轉品牌”政策。政策頒布後，各省市運營商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或分階段執行或全面執行。從執行的情況來看，用戶在運營商開始實施的3-6個月內，對該政策表現出了相當大的熱情，特別是大量25歲以下的年輕人充當了早期採用者的角色，轉換套餐的意願比較強烈。隨著轉套餐的需求得到釋放，6個月後轉套餐用戶的比例明顯下降。
2008年5月24日，三部委公布了《關於深化電信體制改革的通告》後，重組方案中涉及的六大運營商在“支持形成三家擁有全國性網路資源、實力與規模相對接近、具有全業務經營能力和較強競爭力的市場競爭主體”的改革目標指導下，快速推進既定的重組方案。
2009年4月20日至21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專家組在海口開展海南省移動用戶碼號攜帶培訓調研工作，標誌著海南省移動用戶碼號攜帶試點工作正式啟動。
2010年11月22日，工信部第一批攜號轉網試點在天津、海南啟動。
2014年5月17日開始，海南省正式向用戶提供雙向號碼攜轉業務試驗，海南電信、海南移動、海南聯通移動網用戶均可自由攜號轉到海南省本地其他運營商網路。
2014年9月20日，第二批攜號轉網試點終於在江西、湖北、雲南落地。
2017年8月，工信部在一份“十三五規劃綱要”檔案中，明確指出要在2020年全國範圍內推行攜號轉網服務。
2018年12月1日起，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對號碼攜帶工作的整體部署，天津、海南、江西、湖北、雲南五省（市）各運營企業推出新業務受理流程。
2019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發布的2019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在全國實行“攜號轉網”，規範套餐設定，使降費實實在在、消費者明明白白。
國外實施
出自於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號碼資源的充分利用和促進公平競爭的考慮，全球已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陸續實施了攜號轉網政策。攜號轉網從形式上分為兩大類：固定號碼攜號轉網和移動號碼攜號轉網。固定號碼攜號轉網是指用戶在固網運營商之間攜號轉網，移動號碼攜號轉網是指用戶在移動運營商之間攜號轉網。由於大多數國家固網和移動網之間的編號方式不同，除美國外，其他國家的用戶無法在固網運營商和移動運營商之間實現號碼攜帶。在實行攜號轉網的國家和地區中，將近1/4的國家在固定電話和行動電話市場都實行號碼攜帶，而且移動號碼攜帶是各國實施攜號轉網政策的重點，許多國家甚至不提供固定號碼攜號轉網而直接實施移動號碼攜號轉網。由於我國移動通信市場競爭激烈，因此很有可能先在移動通信領域實施攜號轉網政策。從國外攜號轉告網政策的實施經驗來看，可總結出以下四個特點。
轉網的前提
攜號轉網絕大部分的國家在實施號碼攜帶時其行動電話的普及率已經比較高。除了英國和新加坡在25%左右之外，其他國家實施時的普及率已經超過40%，普遍在60%以上，有的甚至達到了100%，在這種情況下推出移動號碼攜號轉網可以減少對號碼資源的浪費。
難度較大
攜號轉網政策的出台往往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美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早在1996年頒布的《電信法》中就提到了號碼攜帶業務。2002年11月，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宣布將要引入移動號碼攜帶，要求運營商針對號碼攜帶業務的引入及實施費用進行估算，此項決定遭到了移動運營商的聯合反對。經過多年周旋，攜號轉網業務於2003年11月24日才開始實施，從立法到實施歷時七年。
政策效果
攜號轉網業務收費的高低，對攜號轉網政策的實施效果產生直接的影響。對多國移動號碼攜帶的收費與業務使用之間的相關性進行研究後發現，兩者之間的相關係數為-0.51。兩者不存在嚴格的負相關關係，但仍然存在業務收費越高，業務使用率越低的趨勢。影響積極性
除了辦理費用，業務辦理時長也影響用戶辦理攜號轉網業務的積極性。與收費類似，號碼攜帶的業務使用率與辦理時長並不存在嚴格的負相關關係，但整體趨勢上還是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即辦理時長越短，用戶使用率越高。
產生影響
攜號轉網號轉網政策實施對運營商的影響不能一概而論，要看實施的攜號轉網政策是雙向互轉的對稱性管制政策，還是單向可轉的非對稱性管制政策。雙向互轉的對稱性管制政策是指一個移動運營商的用戶可以保持號碼不變的前提下，轉入另一個運營商的網路，同時另一個運營商的用戶也可以對等的轉入該運營商。歐美運營商實施的攜號轉網政策都是雙向互轉的對稱性管制政策。而單向可轉的非對稱性管制政策是指一個運營的用戶可以不受限制的轉入另一個運營商，而另一個運營商的用戶要轉入該運營商，會受到限制。韓國針對SKT實施的攜號轉網政策就是非對稱管制的攜號轉網政策。經過行業重組後，在通信市場將存在三家通信運營商，如果我國實施雙向互轉的對稱性攜號轉網管制政策，將對三大運營商產生普遍的影響。另外基於各個運營商現有資費的差異，如果用戶選擇攜號轉網，那么其歸屬於原有運營商上面的話費餘額將不能實現轉存，該部分話費將直接做失效處理。這樣的做法，勢必對部分高端用戶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轉網前就需要斟酌再三了。
通信資費下降
攜號轉網實施後在網路質量相當的情況下，價格更便宜的運營商將會在市場上勝出，為了爭奪客戶，運營商將會豎起價格戰的大旗爭奪用戶。引入攜號轉網政策後，英國每月簽約電話資費指數下降3%，包括預付費業務在內的所有行動電話資費指數下降近5%；美國的T-Mobile也下調了某業務套餐的價格，調整幅度高達33%。可見中國運營商實施攜號轉網後，資費下降將是不可避免。
運營商付出更多
為了降低用戶離網的影響，運營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成本在提高服務能力上。例如攜號轉網政策實施四年給美國移動運營商帶來200億美元的成本，光是維護費用每年就在5億美元以上。為了穩定用戶韓國SKT花費了4778億韓元的行銷費用。可以預見，運營商為保有用戶，在維護和行銷方面的費用將會增加。
產生考驗
攜號轉網的實施需要運營商對現有網路、用戶資料庫和計費系統進行升級改造和維護，必然會增加網路運營成本。如果應對不好，將可能會出現日本軟銀因大量用戶蜂擁而至導致電腦系統陷入癱瘓，不得不在五天后宣布暫停接納新用戶的情況。
市場優勢
攜號轉網03對於中國移動來說，作為主導運營商，如果實行類似針對SKT那樣的非對稱管制，市場占有率和收入增長率等運營指標首先將會出現下降，達到政府的管控目標後相關指標趨於穩定。可能會出現類似韓國主導運營商SKT出現的情況，在非對稱管制實施的前6個月，用戶出現大量離網，市場占有率下降，進而使其收入增長率下降，直至管制政策由單向攜號轉網過渡到雙向攜號轉網。
對於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而言，非主導運營商實施非對稱管制的單向攜號轉網，則是利大於弊。儘管同樣會面臨運營成本增加、利潤空間縮小等問題，但是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可以利用單向非對稱管制期間的機會，爭奪中國移動的用戶，擴大市場份額。它們可以像韓國的LGT和KTF那樣，通過優惠的資費手段，在雙向攜號轉網實施前，提升市場份額。
面臨難點
重組是手段不是目的，電信市場真正形成競爭格局，還需要政府進一步出台相應的配套政策。行業重組後，攜號轉網政策被認為是進一步推動電信業有效競爭和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再次成為行業關注的熱點。然而號碼可攜帶最後是否能夠實施，可能還會是一個較長爭議的過程。就中國而言，實施號碼攜帶還有以下幾個難點問題需要解決。
時機的選擇
國外實施攜號轉網政策的前提是行動電話普及率普遍都達到60%以上，而中國2007年底的行動電話普及率為41.6%，離普及率60%還有一定差距。儘管也有國家的普及率在40%以下，就實施了攜號轉網政策，但是這些國家移動用戶數規模都不大，與中國數以億計的移動用戶規模，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國情有很大的差別。因此，從中國的移動普及率來看，還不是實施的時機。同時，通信行業的重組才剛開始，三大運營商人事和資產調整後，市場的競爭實力會發生較大的變化，基於新的競爭基礎和可以預見的3G牌照發放格局，實現“形成三家擁有全國性網路資源、實力與規模相對接近、具有全業務經營能力和較強競爭力的市場競爭主體”的改革目標，促進行業的充分競爭不是說沒有可能。在重組後市場競爭格局的變化還沒有顯現出來的時候，實施攜號轉網政策可能還為時過早。
*據2011年1月26日工信部公布的數據，2010年全國行動電話用戶淨增1.12億戶，全國行動電話用戶總數達到8.59億，普及率達到64.4部/百人，比上年年底提高8.1個百分點，是固定電話普及率的3倍左右。
技術實現難度
實施號碼攜帶，用戶的資料庫需要調整，對維護工作要求比較高，轉網用戶的數據修改和更新要求具有很高的及時性和統一性。根據用戶改變自身網路接入商的選擇，需要對其數據記錄進行修改，並提供新的接入路徑。這使得運營商實施攜號轉網政策不僅需要進行技術準備、資料庫建設、網路改造，需要添加相應的設備並對現有設備進行擴容和改造，還需要解決好計費、號碼查詢和一些管理方面的問題，這些技術方面的實現都需要巨大的投資，同時也需要一定的時間。
正如飛象網CEO項立剛所說：“攜號轉網是一種十年前有效解決競爭的辦法，價值已經不大，基本上不看好，因為用戶都用雙槍解決了問題。當然經過數年試點0.27的轉網率，說明用戶並不真的需要，而且浪費了巨大社會資源，滿足極少數人需要，應該停止這項工作。”
原信產部要求移動運營商從2007年1月1日起開始實施“攜號轉套餐”政策，但是各地運營商由於支撐系統的能力差別較大，不同的計費和經營分析系統的融合具有一定的難度，使得很多運營商全面實施該政策的時間表推遲了兩年的時間。考慮到我國行動電話用戶的巨大數量，實施號碼攜帶勢必對用戶信息資料庫的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運營商態度
對於攜號轉網政策的實施，運營商的態度不一，這其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運營商對號碼可攜帶之後對各自利益的判斷。
對於處於主導運營商角色的中國移動來說，考慮到攜號轉網對其的負面影響較大，在主觀上不是攜號轉網政策的倡導者，甚至是抵制者；而對於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考慮到雙向攜號轉網實施效果可能會對它們帶來不確定性，它們會對單向攜號轉網政策擁有更多的期望。運營商心態各異，攜號轉網政策能否有效實施還是未知數。
傳聞工信部提出“單向本地攜號轉網”研討方案，攜號轉網將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步是“單向本地轉網”，然後逐漸過渡到“雙向全國轉網”。工信部選擇率先在本地網實施“單向轉網”，可以利用各本地網實施“攜號轉套餐”的成果，減弱各地實現技術差異帶來的衝擊，政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各地差異比較大。東部地區的行動電話普及率超過50%，且增速較快，從市場發展階段並結合國際經驗看，東部地區已具備引入號碼攜帶的條件。而西部的行動電話普及率較低，且增速不高，引入號碼可攜的條件不充分。客觀存在的差異給單向轉網的具體實施細節會帶來比較大的分歧，如針對各地移動公司的市場占有率管制目標如何確定？是實行統一的標準還是“一地一策”？重組實施後，在一些中國聯通或中國電信主導的市場上要不要也實施“單向攜號轉網”？這些問題都是困擾“單向本地轉網”的現實原因。
同時攜號轉網的成本分攤還未達成共識。號碼攜帶將在不同程度上引起運營商利益的再調整，也需要解決相關成本在運營商與用戶間的分攤問題，但還未形成運營商和用戶都充分認可的成本分攤和利益分成的機制。
因此，客觀地說，本地單向攜號轉網如何由理論的可行轉變為現實的可行，監管部門和運營商還需仔細分析。
運營商現狀
2009年開始，在工業和信息化部的規劃指導下，我國在天津、海南兩地開始籌備實施攜號轉網試點。2014年9月，工信部要求三大運營商正式在湖北、雲南、江西三省啟動攜號轉網服務。攜號轉網業務試點範圍從天津、海南擴大至5個省份。“攜號轉網”呼籲已久，但一直是“雷聲大雨點小”。中移動高層表示，已陸續在天津、海南、江西、湖北、雲南五省市試點“攜號轉網”，這被不少媒體解讀為要推行全國性的“攜號轉網”的前兆。為了吸引更多用戶，不少平台都在簡化用戶登錄和消費的門檻。手機號碼“捆綁”微信、支付寶、美團等各類App已成常態，而用手機號碼作為登錄賬號，以及用手機動態驗證碼作為登錄密碼，是商家的常用手段。但對用戶來說，隨之而來的難題是，一旦更換號碼，就會遇到諸多不便。
從用戶的角度看，每次換手機號都得一一解除與App、銀行卡的捆綁，操作麻煩。況且，用戶在換了手機號碼之後，無法再接收到手機簡訊驗證碼，就無法登錄手機號碼綁定的網站，有可能會留下安全隱患。如果能夠實現“攜號轉網”，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但遺憾的是，該項業務一直被擱淺。一開始，“攜號轉網”也曾備受期待。當時大量用戶希望無需換號即可更換運營商，中國電信、聯通也希望藉機從占據70%市場份額的中移動手中搶奪用戶，而工信部則可以實現“維護消費者利益”、“平衡市場格局”的雙豐收。
2008年，工信部向天津、深圳下發“號碼可攜帶”檔案。但直到2010年11月22日，工信部才正式啟動攜號轉網試點，之後試點地區又變更為天津和海南。然而6年過去了，如今消費者的手機號依舊被“捆綁”，說好的攜號轉網慢慢被“遺忘”了。“攜號轉網”遭受冷遇的主要原因還是在運營商身上。工信部電信研究院報告曾直白地指出，用戶攜號轉網申請成功率並不高，原因是運營商為避免用戶流失，通過技術手段人為設定各種門檻，阻止用戶攜出。
某運營商曾公布自家“攜號轉網”條件，具體規定是：申請號碼處於正常使用狀態（非掛失、停機等）；申請人與攜出方已結清申請日當月賬單外費用；申請人與攜出方簽訂有在網約定期限限制的協定，申請人應與攜出方解除在網約定期限限制；號碼攜帶可能影響與攜出號碼相關聯的號碼付費或資費套餐使用的，申請人應事先在攜出方辦理相關業務變更；兩次號碼攜帶時間間隔至少為120天。由於條件苛刻，不少用戶最終放棄。網上曾經流傳一個吐槽：要成功攜號轉網需要30多個程式。而運營商普遍的規定是，手機號碼只有“自由身”才能辦理轉網，很多契約機、綁定電話等都不可以隨意轉網。另外，在技術方面運營商也沒有給予足夠的支持。用戶之前綁定的銀行、微信、支付寶、滴滴打車等信息，轉網之後會全部癱瘓。其實運營商要解決這些問題並不難，但就是遲遲未見行動。
在種種“阻撓”之下，用戶的轉網意願自然降低了。況且，對於不少用戶來說，攜號轉網的主要原因是某運營商的套餐價格、服務水平、網路質量不如另外的運營商。但三大運營商均設定了不同的套餐選擇，價格上差別越來越小，網路質量和服務水平並沒有顯著的差異。再加上“攜號轉網”的成功率並不高，也有很多人轉網之後遇到了太多的麻煩卻無法重新返回原來的網路。“攜號轉網”的口號就這樣喊了多年，但實際上仍停留在“原地”。要等運營商兌現承諾恐怕還需一段時日。畢竟連迫在眉睫的“流量不清零”都能一拖再拖，“攜號轉網”應該並不在運營商的議程上。
2010年11月，工信部在天津、海南試點啟動“攜號轉網”服務；2014年9月，湖北、雲南、江西3省成為第二批“攜號轉網”服務試點省份。
2018年2月初，多位武漢市民反映，中國移動湖北有限公司武漢分公司突然將原本分散在各城區的攜號轉網門市由14家縮減成3家，想辦此業務有的要跑近百公里。中國移動湖北有限公司武漢分公司能夠辦理“攜號轉網”門市數量的縮水，引發公眾不滿。經湖北省通信管理局約談該公司後，3月初，武漢辦理攜轉業務的移動門市恢復至14家，網點覆蓋主城區。
2019年4月4日，有媒體報導稱工信部已經向三大運營商下發檔案，要求三大運營商分階段完成攜號轉網工作部署。三個階段分別為：建設改造階段（3月到8月）、聯調聯測階段（9月到11月）、服務提供階段（9月到11月），確保在2019年11月30日前，在全國範圍內正式提供攜號轉網服務。新京報訊（記者馬婧）從接近運營商人士處核實到了上述訊息。
實例分析
市場變化
日本自2006年10月24日起實施移動號碼可攜制度，即移動用戶不改變電話號碼即可更換移動運營商的帶號轉網制度。在日本登記轉網的手續並不複雜，無論NTT DoCoMo還是KDDI、軟銀的移動用戶，退網手續費一律為2，100日元，而轉入則均免收手續費。但是，由於日本移動用戶的手機綁定了郵件地址，而郵件地址不能隨之轉網，所以轉網時用戶需更換手機終端。另外PHS手機因技術、資費等原因，未被納入移動號碼可攜制度。政府推行號碼可攜制度，旨在促進競爭，減低資費，使業務多樣化，將實施競爭政策的益處惠及全體消費者。
日本移動市場在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前後，市場集中度(HHI)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實施該制度後，市場集中度逐漸下降，促進了移動運營商間的競爭。又因用戶淨增數的變化，使運營商間的競爭更為活躍。該制度的實施使解約率從引入制度前的最低水平轉為上升趨勢。
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後，儘管市場占有率處於第一位的NTT DoCoMo其位置沒有改變，但市場占有率逐漸在減少，因此移動市場的市場集中度(HHI)也隨之降低，即從2005年6月高峰期的4161降至2007年3月4080。由此可以看出，號碼可攜制度促進了運營商間的競爭。
在引入移動號碼可攜制度前，移動用戶淨增長處於平穩狀態。引入移動號碼可攜制度後，2006年10月起用戶淨增數發生了很大變化，移動運營商間的競爭狀況亦隨之發生了重大改變。
2006年10月至12月，行動電話和PHS的用戶淨增合計為113萬，其中KDDI公司的淨增長最高占72.6%，其次是Softbank公司，其用戶淨增長為16.7%，NTT DoCoMo公司僅為3.1%。號碼可攜制度引入後，由於NTT DoCoMo的用戶淨增數不斷萎縮，導致市場占有率持續下降。另一方面，隨著KDDI和Softbank公司新用戶的大幅增加，它們的市場占有率隨之上升，使運營商間的競爭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
引入移動號碼可攜制度前後，用戶解約率呈現出明顯上升的趨勢。在實施號碼可攜制度前，三大移動運營商的解約率都很低。但實施號碼可攜制度後，三大移動運營商的解約率均呈上升趨勢，而且購買新手機終端、更換移動運營商的用戶變化趨勢仍在延續。
移動資費水平
攜號轉網圖片在決定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後，政府便預測運營商為贏得競爭中有利地位，會推出價格低廉、豐富多彩的業務。因此無論如何，該制度都會給所有用戶帶來較大實惠。自2003年，行動電話同一使用形態的資費價格一直處於下降的狀態。可以說引入號碼可攜制度為開拓移動業務帶來了新的契機。
各公司推出了諸多資費折扣，有些基本費中包含了部分免費通話時間，現行的資費套餐種類繁多，資費體系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各種各樣的資費形式，使用戶很難將各運營商的資費價格進行比較。因此在分析資費水平變化時，首先要搞清用戶對資費不滿的問題是什麼。經過問卷調查，了解到用戶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是：資費太複雜，難於搞懂。所以，當務之急是把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前後資費水平的變化，能夠簡單明了地向用戶表述清楚。
通過與研究機構的合作，日本總務省決定用物價指數分析的計量經濟方式，編制相關資費函式。這樣在輸入各種條件後，就可以向用戶提示在某種條件下各運營商最便宜的資費，便於用戶進行比較。使用該資費函式，按照用戶使用業務的類別及各種資費套餐的特點，設計出計算模型。利用該計算模型，將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前的2003年10月與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後的2007年4月資費水平做一比較，可以看出各類業務的資費價格逐年下降，從資費的角度體現了引入號碼可攜制度的效果。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後，各運營商改進了資費套餐，增加了免費通話時間，引入了“資費籃定額制”，擴大了資費折扣，從而提高了通話及資費籃的利用率，延長了用戶使用業務的時間等。這些均充分說明了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對資費水平產生的影響，證明了用戶確實享受到了這一制度帶來的資費下調的實惠。
利益的影響
通過採用資費比較計算模型，用計量經濟學的手段，對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後消費者的受益情況進行了定量分析。
引入號碼可攜制度使轉網成本每月降低了約906日元。可以看出，實施號碼可攜制度後，轉網成本降低了約50%，使消費者更容易選擇變更移動運營商了。定量分析的結果，進一步驗證了號碼可攜制度對降低轉網成本產生的效果，同時對促進運營商間競爭起到的推動作用。
由於引入了號碼可攜制度，降低了轉網成本，消費者可根據自己的喜好，較容易地更換運營商，所以提高了消費者與運營商間簽約的便利性。在對消費者利益、便利性等方面進行定量分析時，加之轉網成本降低的因素，測算出平均每年每個消費者的增量值約1611日元，該數值是號碼可攜利用者與非利用者加權平均值。所以說，號碼可攜制度的實施，給移動用戶帶來了可觀的利益，以定量分析方式推算，日本全國移動用戶約1億人，每年約1611億日元。
市場競爭狀況
引入號碼可攜制度，使日本移動市場的競爭狀況發生了變化。對此日本總務省做出了以下評價：引入號碼可攜制度前後，移動市場的競爭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進競爭的作用。增大了市場集中度(HHI)的下降幅度；移動用戶的淨增數和解約率發生了很大變化；移動用戶的轉網成本降低了。由於實施了號碼可攜制度，提高了全體移動用戶的受益度，各運營商紛紛推出各種資費折扣及低廉的套餐，實實在在地降低了資費水平。增加了各種新手機終端的投放市場數量，充實了內容服務，實現了業務多樣化。
號碼可攜制度促進了運營商間的競爭，提高了用戶使用的方便性，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號碼可攜制度並非是一次性的政策，今後要繼續通過實施該制度，達到促進競爭的目的，進而向用戶提供低廉的資費及具有吸引力的業務，並且將該制度與全體用戶的受益緊密結合起來。
業務規定
攜號轉網適用對象：
1、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移動用戶以及中國移動除TD專用號段157/188用戶外的本地網移動用戶之間可以相互攜號轉網；
2、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移動用戶可以攜號轉網到中國移動TD-SCDMA網；
3、中國移動TD-SCDMA專用號段157/188用戶不能攜帶到其他網路；
4、虛擬運營商專用號段170的用戶不能攜帶到其他運營商網路。
申請辦理號碼攜帶的條件要求：
辦理攜號轉網用戶必須符合以下條件：一是申請人手機號碼是以真實身份信息登記；二是該號碼仍處於正常使用狀態（非掛失、停機等）；三是申請人轉網前必須結清之前所有資費賬單；四是申請人如果與現電信運營商簽訂有在網約定期限限制協定的，申請人應當事先與現電信運營商解除在網約定期限限制；五是攜號轉網可能影響與該號碼相關聯的號碼付費或資費套餐使用的，申請人應當事先與現運營商辦理相關業務變更；六是兩次號碼攜帶時間間隔至少為120天；七是申請號碼攜帶的號碼屬於電信管理機構批准攜帶的號段。
攜號轉網辦理方式：
1、撥打運營商客服熱線人工台申請，工作人員記錄下相關信息後有專人回復並受理。
2、攜帶機主身份證到運營商自有門市諮詢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