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技術密集型產業（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y ）
又稱知識密集型產業。需用複雜先進而又尖端的科學技術才能進行工作的生產部門和服務部門。
它的技術密集程度，往往同各行業 、部門或企業的機械化 、自動化程度成正比，而同各行業、部門或企業所用手工操作人數成反比。
特點有：設備、生產工藝建立在先進的科學技術基礎上，資源消耗低；科技人員在職工中所占比重較大，勞動生產率高；產品技術性能複雜，更新換代迅速。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技術密集型產業在迅速發展。
在中國，電子計算機工業，飛機和宇宙航天工業，原子能工業，大規模和超大規模積體電路工業，精密工具機、數控工具機、防止污染設施製造等高級組裝工業，高級醫療器械，電子樂器等高級工業均屬該產業。
作用
技術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狀況反映著國家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它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先進的勞動手段和各種新型材料。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有利於發揮科技人才的作用，有利於套用與推廣國內外最新科技成果，有利於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生產高精尖產品，有利於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隨著當代科學技術的進步，技術密集型產業在迅速發展。
大力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特點之一。基於中國人口多、勞動力成本低的特點，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要在大力發展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同時，發展、改善和提升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經濟發展同保障勞動者就業有機結合。
優勢來源
技術密集型產業如果一個國家的某個產業在產品技術、工藝技術、生產組織形式或行銷方式等方面領先於多數國家的同類產業並在國際市場上獲得較大的市場份額，就稱這個產業具有發展優勢。儘管國內外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多種多樣，但如果進行梳理歸納，可以認為產業發展優勢不外乎三個來源：一是由國家特徵決定的比較優勢，
二是由產業內企業自身發展起來的競爭優勢，
三是介於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部門支持體系。
這就表明，產業發展優勢的來源是多重的，任何單一源泉的解釋都難免失之片面。但也要看到，對於每一個具體產業而言，這些來源對產業發展優勢的貢獻並不是等量齊觀的，尤其是國家比較優勢和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性往往有很大的差別。化工產業就是一個企業競爭優勢特別持久的產業，迄今為止產業50強公司中幾乎全部都是在“二戰”之前建立的，作為產業領先企業的幾家公司更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同樣地，製藥產業的領先企業也都有長達75年以上的歷史，並且大部分時期都在主導著這個產業。就這兩個產業看，儘管其發展優勢也得益於國家比較優勢和部門支持體系的作用，但無疑主要來源於企業競爭優勢的支持。另一方面，人們在計算機產業和軟體產業觀察到的現象是這些產業的領先企業經常變換，但有趣的是，變換前後的所有領先企業基本上都是美國公司。對於這些領先企業不斷改變但卻主要限於一國之內的產業，其發展優勢當然應該主要從國家比較優勢中尋找。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傾向於把一國的比較優勢與其要素稟賦結構聯繫起來，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比較優勢要通過投入要素的國內供給差異來表現。在這個框架下，與其他投入要素相比，技術要素無疑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最為顯著。進一步看，技術的供給狀況又主要受到高層次熟練勞動力多寡的影響。因為不論是技術訣竅的掌握，還是對使用和改進技術的可能方式的了解等，都體開發這些技術並促成其套用的人手中。產業發展的案例研究表明，擁有一批受過大學訓練的化學家和化學工程師是19世紀後期德國化工產業興起的決定因素，英國分子生物學領域的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對英國製藥企業的進入和成長發揮了重要作用，而美國在計算機、製藥和化工等產業的發展優勢也主要取決於其國內豐富的高級專門人才。除此之外，資本要素在技術創新中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因為只有資本豐裕的國家才有條件從事高水平的產業R&D投資。
技術密集型產業但是應該指出，對比較優勢的理解僅僅限於要素稟賦結構的範疇是不完全的，這只是從投入的角度看問題，還有必要考慮市場需求方面的比較優勢條件。事實上，國內需求規模和需求特徵因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的影響也十分重要。對於產品的R&D支出等固定成本較高並且行銷活動涉及規模經濟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一定的初始國內需求可以降低單位產品成本，推動企業進入新的產業或抓住新的技術機會。在有關美國半導體和計算機產業發展優勢的討論中，不少學者都強調了美國國防部通過政府採購為生產這些當時幾乎沒有市場需求的尖端技術產品提供進入市場“跳板”的重要性；而在診斷儀器產業中通常可以看到的現象是，不同國家的生產商往往將各自的創新重點聚焦在本國相對突出疾病的診斷產品上。此外，不同的市場需求特徵也對企業和產業的發展方向產生深刻影響，數控工具機產業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
隨著20世紀5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航空工業的迅速發展，進入數控工具機產業的美國企業都將航空工業作為主要用戶，來自這些高端用戶的需求使美國領先工具機企業和數字控制器供應商都把技術開發的重點放在具有嚴格精度要求的製造活動上，其產品市場主要定位在高精度專門用途數控工具機方面；而崛起於20 世紀70年代後期的日本數控工具機企業最初的服務對象則是國內汽車工業，其技術開發重點是提高金屬部件的批量加工效率，所以低成本的通用數控工具機這一細分市場就逐漸成為日本數控工具機產業的主攻方向。由於後一細分市場的規模要遠遠大於前一細分市場，日本數控工具機產業因而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有關企業競爭優勢源泉的解釋產生了多種理論觀點。如資源學派認為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在於企業所控制的戰略性資源，而戰略性資源的例子是企業內部的技術知識、高技能的雇員、品牌、貿易聯繫和資本等。創新學派認為企業必須通過創新才能增加其資產稟賦的價值並生成一些難以為競爭對手所模仿的特異資產，因此，惟有創新才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源泉。動態能力學派則認為企業最寶貴的資產是以組織知識為基礎的能力，如何發展、保持和增強組織能力對企業贏得競爭優勢具有關鍵作用。這裡不對這些各自都有一定解釋力的觀點作詳細討論，但強調兩個因素對技術密集型企業競爭優勢的決定作用。
規模經濟的實現可以使企業相對於競爭對手獲得空前的成本優勢。一般來說，企業實現規模經濟有兩種途徑，或是通過進入與企業知識基礎具有協同效應的產品市場從事多元化，或是沿著企業既有主導產品的價值鏈進行縱向一體化合併。對規模經濟的追求會導致大型多元化企業的出現和發展，這在德國和美國的化工產業中的確是常見現象。
技術密集型產業從科學原理的發現到成熟穩定的產品或工藝技術，有大量的系統性試錯探索工作需要完成。企業通過不斷強化自身的研發能力，就有可能在產品或工藝技術這種戰略性資源的控制上領先於競爭對手。因此，在重視對企業生產能力、銷售系統和管理組織投資的同時，需要對企業內部R&D設施進行協同投資。研究發現，德國化工產業領先於英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在於德國企業家較之英國企業家更注重在企業內部R&D設施方面投資。當然，企業是否願意在收益和風險並存的R&D活動中冒險最終要由新技術產品的市場前景決定。這樣，構建能夠促使新技術產品成功進入市場的商業化能力對企業尤為重要，而這種商業化能力的強弱又與企業在市場行銷和服務等方面的互補資產（Complementary Assets）存量密切相關。
支持體系
除了國家特徵決定的比較優勢和企業內生的競爭優勢外，部門支持體系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優勢的構建中也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概括地說，部門支持體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大學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的貢獻，特別是在與產業技術相關的研究領域中的研究實力和人才培養能力對建立產業發展優勢的促進作用。從化工、半導體、計算機和製藥等產業的發展過程看，贏得這些產業發展優勢的國家，其大學的相關研究領域均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比如德國和美國的大學在化學研究領域、美國大學在電子科學研究領域以及美國和英國的大學在分子生物學研究領域都具有世界最強的研究實力和水平。這些國家的大學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優勢的影響主要表現在為產業技術創新提供基礎研究成果支持和培養大批產業發展所需的高層次熟練勞動力上。
二是由企業與大學、供應商、用戶、金融中介組織或行業協會等各種機構相互作用編織而成的聯繫網路（Connection Network）。產業區（Industrial District）就是聯繫網路的一種具體形式。按照一般的定義，相當數量既相互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又相互合作的企業聚集在一定地域範圍內，再加上為這些企業提供投入和設備的供應商以及各種中介組織，就形成一個產業區。產業區的主要功能如加速技術和市場信息交流、實現範圍經濟、深化分工程度、建立各種行業標準等，都有助於產業發展優勢的形成和保持。
可以從不少擁有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優勢的國家中找到這方面的例證。美國的生物技術產業主要集中在西雅圖、舊金山、聖迭哥和波士頓等地區，19世紀後期德國的領先化工企業基本上聚集在萊茵河流域，美國的工具機企業大都分布在密爾沃基市和康乃狄克州的河谷地區，德國的工具機企業多數則位於本國西南部地區，等等。除產業區外，企業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在新技術研究開發領域的合作也是聯繫網路的又一種形式。這種聯繫網路的作用在於，一方面大學及研究機構可以更好地了解產業的需求狀況並相應調整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企業也可以增強對新技術的了解，從而為投資決策提供更多的依據。需要指出的是，與產業區的特點不同，後一種形式的聯繫網路並不需要滿足地理相鄰性這個條件。例如，由大學研究人員、生物技術企業和製藥公司在新藥研發和商業化方面相互合作形成的聯繫網路大多是從史丹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延伸開來，其中不僅包括位於加利福尼亞州矽谷的企業，而且常常涉及一些遠在歐洲和日本的公司。
入世衝擊
技術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加入wto之後，中國工業受到的直接影響來自進口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變化，以及外貿權和分銷權的開放。技術密集型產業受到的衝擊不一樣，主要是由於其國際差距不同從而導致國際競爭力不同。而國際競爭力不同的原因，主要在於其開放的程度不同。在中國的體制條件下，一個產業的對外開放程度，同時影響以至決定著該產業的對內開放程度，影響著產業內部改革的推進速度，影響著該產業的企業競爭程度和市場調節程度。 轎車工業與化學藥品製劑工業就是兩個形成鮮明對比的產業。這兩個產業都屬於技術密集型產業，而化學藥品製劑工業的高新技術產業比重還高於轎車工業。但是，轎車工業的對外開放程度低，進口關稅很高，非關稅壁壘很多，雖然大多數轎車企業是合資企業，但外資沒有控股權，加上對主要零部件的國產化要求，跨國公司對其投資企業的技術轉讓緩慢，導致轎車合資企業的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經營效率與國際水平差距很大；而化學藥品製劑工業的對外開放程度相對較高，進口關稅較低，非關稅壁壘較少，合資企業不僅比重較高，而且大多數大型的外資企業均為外方控股，跨國公司對其投資企業的技術轉讓較快，很多大型外資製藥企業的生產技術、產品質量和經營效率與國際水平相比差距較小。 更為突出的差別還表現在：轎車工業對國內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的開放度也很低，大多數轎車企業均為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對轎車企業的經營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轎車產業可以說是體制改革推進步子最小的產業之一，企業之間的競爭程度明顯小於大多數其他工業產業，市場機制的調節受到地方政府行為的較大影響，因而整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變化緩慢；而在化學藥品製劑工業，對外開放帶動了對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的開放，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得到了較為迅速的發展，體制改革推進較快，企業經營機制和政企關係有了較大變化，企業之間的競爭程度不斷上升，市場機制已經起著較強的調節作用，這推動了整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正是以上兩個方面的原因，導致了轎車工業與化學藥品製劑工業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不同發展歷程：前者與國際水平一直保持著較大的差距，而後者的國際差距則在不斷縮小。因此，加入wto之後，兩個同樣的技術密集型產業面臨著不同的形勢：轎車工業將受到進口轎車的較大衝擊，而化學藥品製劑工業受進口藥品的影響較小；國內轎車市場既受到質量衝擊也受到價格衝擊，而化學藥品市場基本上不會受到價格影響,受質量衝擊的程度也較小。
競爭力
中國技術密集型產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途徑包括很多方面，其中首要的途徑就是提高企業規模經濟水平和產業集中度。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技術水平的競爭，而企業的經濟規模關係到技術投入的強度（比重）和規模（絕對量）。中國技術密集型產業必須通過儘快提高企業經濟規模，提高產業集中度，來加強自身的技術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通過促進企業購併、重組和聯合來提高企業經濟規模和產業集中度，是一種具有必然性和緊迫性的趨勢，各方面已基本達成共識，但對
如何實現這種企業資產重組和產業組織調整，是走市場主導型的道路還是走政府主導型的道路，還存在著不同的選擇思路，還有較大的爭議。例如，對於汽車尤其是轎車工業的重組問題，就有不同的思路。
由於中國汽車工業的市場競爭還很不充分，中央和地方政府在汽車企業的發展中還起著相當強的作用，同時，國有經濟的壟斷地位和國有企業的體制問題在汽車工業中更加突出地存在著，因此，面臨較大的外來衝擊，汽車工業的產業組織調整和企業資產重組需要明確幾個基本的前提條件：
一是要擴大對國內非國有經濟的開放，利用民間資本和民營企業的力量加快汽車工業的發展，推動資源在各種所有制企業之間合理流動和有效配置，以此為基礎促進企業經濟規模的較快擴張。
加入WTO後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二是要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要儘量減少以至取消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全面發展產權主體多元化的公司，以此作為企業資產重組的主要線索。三是要提高汽車企業尤其是轎車企業的競爭程度，加強市場機制對汽車產業的調節功能。只有通過市場競爭促使汽車產品尤其是轎車產品降低價格和利潤率，才能有效地掀起和推動汽車企業的購併、聯合浪潮，從而促進產業集中度的提高。
以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為基礎，政府的作用主要應著眼於完善和加強市場機制的功能，為汽車企業創造平等競爭的產業環境和資源流動的體制條件，推動企業之間的購併和聯合，並通過相應的產業組織政策，推動企業資產重組的順利進行，加快汽車工業的產業集中和規模升級的進程。
政策作用
長期以來，關於產業政策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中的作用這一問題一直存在著爭論。積極的產業政策的支持者認為，作為一類特殊的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將給整個經濟帶來顯著的外溢效應，但由於這類產業具有較高的固定成本和較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沒有政府的扶持而僅僅依靠企業自身的努力，其發展就會相當緩慢。另一方面，產業政策的批評者則認為，開發一項商業上成功的技術，不僅需要了解這項技術在科學上是否可行，還要了解新技術的市場需求狀況，以及準確地把握時機，而在這些“擇優”方面，市場遠勝於政府。由於雙方均以各自的理論為基礎，而且在經驗實證方面也都可以找到有利於自己觀點的例證，因此，關於產業政策作用的討論無疑還會繼續下去。具體到本文的論題，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根據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的實踐，在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優勢的形成過程中，什麼樣的產業政策是相對有效的?
作為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優勢的一個重要構成要素，產業技術的形成和發展一般需要經過基礎研究、套用研究以及產品和工藝技術開發等三個階段。由於基礎研究階段的風險性較大，同時其成果又具有顯著的外部性，因而企業往往缺乏實力或不願從事這樣的研究。有鑒於此，公共R&D資助幾乎是每一個已開發國家都採用的政策，並且這一政策對多數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也確實起到了促進作用。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半導體產業和製藥產業。在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早期階段，美國政府提供的R&D資助約占全部半導體產業R&D投入的1/4，這些研究成果的擴散大大地降低了新企業進入半導體市場的成本，對半導體產業的長遠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1999)。在美國的聯邦研究預算中，多年來給予生命科學研究的資助均位列國防科研之後居第二位，而不論是定性還是定量的分析均表明，美國政府的生命科學研究支出與美國領先製藥企業的生產率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Henderson et al.，1999)。必須指出，政府的公共R&D資助除了形成可供企業利用的基礎研究成果外，還會產生其他效應。一般說來，政府的資助往往大部分投向大學，成為大學科研經費的主要來源，而大學研究水平的提升和研究設施的改善又為高層次人才的培養創造了良好條件。
在一些與國防相關的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早期發展中，政府作為最終需求者的作用十分突出。半導體、計算機和數控工具機等產業的最初發展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府採購政策的支持。以美國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在美國積體電路的總銷售額中，美國國防部訂貨所占的比例，1962年為100%，1965年和1969年也仍分別高達55%和36%(Borrus et al．，1983)。軍方的訂貨為積體電路提供了最初的市場，而且龐大的軍事需求還促使大量的新廠商進入該領域，加速了積體電路向民用產品市場的滲透。另一項研究也指出，早期的計算機軍事採購支付了產品開發的絕大部分成本，從這些軍用產品生產中獲得的一般技術知識後來都得到了廣泛的商業套用(Bresnahan and Malerba，1999)。總體上看，美國實行政府採購政策是有成效的，既實現了政府的直接目標，其創造的早期需求又推動了美國企業沿學習曲線向下移動的進程，最終有利於整個產業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相對於美國的成功，英國和法國等西歐國家實行政府採購政策的效果並不盡如人意。導致兩者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美國國防預算的規模較大，更關鍵的是政府訂貨契約必須以競爭的方式獲得，這對新廠商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西歐國家的政府訂貨契約通常並不經過競爭就直接給予國內領先企業，新廠商很難涉足，因而難以發揮創新激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