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鬥力建構方式

戰鬥力構建方式,這一概念最早為董子峰同志提出。他在《信息化戰爭形態論》一書中指出, 影響軍隊戰鬥力的因素很多,但其基本要素是作戰者、作戰工具、作戰者與作戰工具的結合方式,以及戰爭得以展開的時空條件。以平台中介系統作為建構方式產生的是線性戰鬥力系統,軍隊戰鬥力大小與軍隊的數量、規模成正比,追求的是武器平台的殺傷力、機動力、防護力等物質能量暴力。

概念

“戰鬥力構建方式”這一概念最早為董子峰同志提出。他在《信息化戰爭形態論》一書中指出, 影響軍隊戰鬥力的因素很多,但其基本要素是作戰者、作戰工具、作戰者與作戰工具的結合方式,以及戰爭得以展開的時空條件。無論是手足平台,還是信息中介系統,都是軍隊戰鬥力的一種建構方式,是“迫使敵人服從我們意志”的暴力行為。

發展

戰爭發展到今天,林林總總的武器裝備、作戰樣式,無不體現“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根本目的。毛澤東說:“戰爭的目的不是別的,就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直到今天的武器,還是這二者的繼續。”以平台中介系統作為建構方式產生的是線性戰鬥力系統,軍隊戰鬥力大小與軍隊的數量、規模成正比,追求的是武器平台的殺傷力、機動力、防護力等物質能量暴力。這種數量規模型軍隊給指揮控制帶來了很大困難,迫使機械化軍隊在編制體制上不得不採用那種縱向狹長結構,我們可以從兩次世界大戰中領略到機械化戰爭的戰線之長、規模之大、指揮控制流程之複雜。然而,在信息中介方式中,由於信息平台的嵌入,導致了軍隊戰鬥力建構方式的革命。

信息中介系統――新的軍隊戰鬥力建構方式

信息中介系統是一種新的軍隊戰鬥力建構方式。
首先,信息平台產生了物質能量之外的結構力。如果我們把信息平台的實物形態,如CISR、CKISR等指揮控制系統看作是信息的存在者的話,那么,信息就是這存在者之為存在者的存在,具有超越一切的性質。海德格爾說:“存在的某些性質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可能的關乎實事而可能歸類的規定性之外,超出一切modus specialis entis(存在者的特殊樣式)之外,同時卻又是無論什麼東西都必然具有的。……這種與一切可能的存在者與生俱來的與眾不同的存在者就是靈魂(auima)。”信息就是信息平台之所以成為信息平台這種存在者的靈魂,不同性質的軍隊戰鬥力要素,包括原來沒有任何聯繫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事物之間,以信息為平台取得統一,由一事物“通達”另一事物。也就是說,信息平台作為一個獨立的中介系統,嵌入了軍隊戰鬥力要素之間,包括人與人,人與武器,武器與武器,分隊與分隊,軍隊與軍隊,戰場與戰場,國家與國家……之間,形成了數字一體化結構。這種新的結構在作戰雙方之間建立起一個比任何獨立的個人、獨立的武器系統、獨立的作戰單元本身都要強大得多的中介系統:一方面信息平台作為“信息的信息”,即信息的數位化存在方式,嵌入了武器裝備等戰鬥力要素之中,成為戰爭知識和“知識的知識”的表達載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軍隊戰鬥力要素的性質;另一方面,信息平台作為信息鏈式運動的中心環節,改變了戰鬥力要素之間原有封閉、割斷、獨立的關係,產生一種超越物質能量暴力本身但卻比它大得多得多的結構力,從而使軍隊戰鬥力出現階躍。
其次,信息平台使機械化武器系統的作戰效能大大提高。信息的鏈式運動必須同時具備三個缺一不可的要件:(1)信息平台。信息平台位於機械化武器系統之上,處於“統帥”地位,飛機、坦克、航母等一切機械化武器系統都在它的控制之下;(2)信息基因。軍隊戰鬥力各要素必須具有信息基因,如飛機、坦克、航母等機械化武器系統被注入信息因子,單兵、作戰單元被數位化,有了人的耳目和大腦的某些功能,具有感受外部世界並與之溝通的能力;(3)數據鏈。數據鏈(如LINK16等)是連線信息平台與戰鬥力要素的橋樑,是保證信息流有效傳遞的重要環節。作為信息平台的信息的這一運動方式,一方面通過各級CI、CISR信息平台和數據鏈,將整個戰場上各軍兵種的武器系統、作戰平台、保障裝備聯為一體,使戰區內外成千上萬個作戰部隊、火力單位和單兵協調行動,軍隊戰鬥力系統在結構上實現了信息一體化。另一方面,基於天基、空基、海基、陸基信息源的信息平台,對戰場空間具有強大的透視力,機械化武器系統就可以通過數據鏈取得信息平台的支持,使自身的信息感知和處理能力得到提升,為精確打擊和精確防禦創造了條件,使機械化武器系統的作戰效能得到飛躍。
再次,信息平台使軍隊戰鬥力要素得到系統整合。信息中介的表現形式與平台中介不同,即無影無形卻無處不在。它嵌入人與人、人與武器、武器與武器之間,追求的是機械化武器裝備物理極限以外的東西,改變了它們的相互關係,使軍隊戰鬥力要素得到系統整合。整合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作戰力量整合。戰場上的戰鬥力要素流動有序,人、武器、作戰單元不再孤立、分散,而是形成一個整體,統一聯合行動。二是作戰信息整合。不僅自己相互知道位置、速度、狀態,而且知道敵人的位置、速度、狀態,隨著信息的有序流動,戰場的重心隨之發生變化。三是作戰秩序整合。戰場上一切作戰單元、平台及要素,都在信息平台的統一掌控之下,由信息平台的指令系統決定戰鬥力要素的流動方向、戰場秩序,決定機械化作戰平台的使用順序和效能發揮,決定戰爭的進程。值得指出的是,信息平台不是簡單的信息疊加,整合之後的軍隊戰鬥力系統的性質是不能用孤立時戰鬥力要素的性質來解釋的,同樣服從一般系統論關於“整體大於部分和”的規律。
一般系統論的創始人貝塔朗菲認為,亞里士多德的論點“整體大於它的各個部分的總和”是基本的系統問題的一種表述,至今仍然正確。這是信息化軍隊戰鬥力系統產生信息結構力的系統論基礎。貝塔朗菲說:“‘整體大於部分和’,這句話多少有點神秘,其實它的含義不過是組合特徵不能用孤立部分的特徵來解釋。”信息平台在戰爭主體之間嵌入了新的結構,戰場變得透明了,徹底改變了軍隊戰鬥力要素的性質及其結構,成為軍隊戰鬥力的倍增器。信息中介革命使軍隊戰鬥力的建構方式和成長方式發生了變革,即從數量規模的線性累加進入到信息結構的非線性躍升之中,從追求物質能量暴力進入到信息知識暴力之中,相應地,軍隊的組織結構也隨之從縱向樹狀結構進入到橫向扁平結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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