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責任論

戰後責任論--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其從哲學理論的觀點出發,採取引用、比喻、比較的手法,以公正、嚴謹的科學態度,審視日本侵略亞洲各國的歷史,批判日本國內主張”歷史修正”的反動民族主義思潮,還歷史以原本的面貌。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戰後責任論

《戰後責任論》從哲學理論的觀點出發,採取引用、比喻、比較的手法,以公正、嚴謹的科學態度,審視日本侵略亞洲各國的歷史,批判日本國內主張”歷史修正”的反動民族主義思潮,還歷史以原本的面貌。作者站在正直、無私的立場,力主日本人應承擔的責任:正視歷史,反省過去,迫使日本政府履行戰爭賠償並向亞洲各國戰爭受害者謝罪,用慘痛的歷史教育後代,以免歷史重演。

作者簡介

高橋哲哉,1956年出生於福島縣,畢業於東京大學教養學部教養學科法語系。獲得東京大學研究生院哲學專業博士課程學分。專業是哲學,現任東京大學研究生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主要著作有《記憶的倫理學》(岩波書店)、《歷史/修正主義》(岩波書店)、《逆光的宇宙規律》(未來社)、《“心”與戰爭》(晶文社)、《德希達——解構》(講談社)、《教育與國家》(講談社)等。

目錄

關於高橋哲哉先生的《戰後責任論》

中文版前言

學術文庫版前言

原本前言

Ⅰ 重新追究戰後責任

1 戰後責任再考

從”戰後已經結束”到“今天戰後終於開始”/

應答可能性的責任/作為應答可能性的戰後責任/應

答責任超越國境/“作為日本人”的戰後責任/重新

建立與他人的關係

2 記憶、亡靈、時代逆行

戰爭的記憶與“亡靈”/兩個亡靈——《浩劫》

和《哈姆萊特》/時代逆行——對忘卻的反抗/記憶

的繼承是否可能?

3 審判問題

阿倫特與責任者處罰問題/為什麼需要審判/正義

的要求/與過去和解,處罰與寬恕/法律、政治、倫

理/超越報復理論

Ⅱ 批判新民族主義

1 日本的新民族主義(1)——批判自由主義史觀

前言/“自虐史觀”批判的普遍性/否定論的自由

主義史觀/再看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問題/證言的政治

2 日本的新民族主義(2)——批判加藤典洋的“敗戰後論”

前言/戰後日本的“人格分裂”之假說/“強加的

憲法”問題/天皇的戰爭責任/戰死者的哀悼問題/

奇怪的前提,對有效性的疑問/封閉的哀悼共同體

“日本國民”/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

3 新民族主義與“慰安婦” 問題

前言/“歷史主體論爭”/”敗戰後論”與”自

由主義史觀”/德軍的“強制賣淫”與曰軍的‘‘慰

安婦”/斷定的修辭/面向“責任”網

Ⅲ 我們與他人

1 圍繞恥辱的記憶

戰後50年的現代/不能只把“本國死者”擺在“首位”

2 圍繞哀悼的對話

先還是後,內還是外/阿倫特、同胞意識、陶管

中的“我們”/列維納斯、享受、他人、恥辱/亞

洲、天皇、 “為祖國而死”/比喻與比較——日本、

德國、猶太民族

3 從太陽旗、君之代(國歌)到象徵天皇制

前言/向不順從的子民施以暴力/“我們”是指

誰?/償還戰爭“負債”的道義/如果國民主權也是

“強加” 的/象徵天皇制問題/新的“皇民化”壓

力/“國民的合意”所排除的

初見一覽

譯者後記

文摘

Ⅰ 重新追究戰後責任

1戰後責任再考

從“戰後已經結束”到“今天戰後終於開始”

戰後53周年(1998年)的8月15日來到了。我是戰後出生的,沒有經歷過戰爭。我生於l956年(昭和三十一年),在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這一點上,同現在的年輕人是一樣的。1956年這一年是提出“戰後已經結束”的一年。對我來說,當然是什麼記憶也沒有,是後來才知道的。就是政府在《經濟白皮書》里宣布“戰後已經結束”的這一年,我這個在“戰後已經結束”這一年出生的人,為什麼要對過去了40多年的“戰後責任問題”進行再思考。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這個“戰後已經結束”,在事實上全部集中在日本的“戰後責任”問題上。

回顧一下1956年,歷史教科書上一般都把這一年作為日蘇恢復邦交的一年。戰敗後過去了10年,經過韓戰(1950—1953)的“特需”(特別需要)和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締結(1951),日本經濟得到恢復,在那以後就是經濟直線式的高度增長。政府大概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宣布的“戰後已經結束”。實際上,在1956年的當時,毫無疑問,日本國內外到處都遍布著戰爭的傷痕,因此“戰後已經結束”的說法並不是明確的事實。這其中隱藏著否認不願意正視現實,想給戰爭的記憶貼上封條的企圖。我認為,這是一種忘卻的政治、忘卻的政治宣言。

1956年,也是被扣留在西伯利亞活下來的最後一團日本兵回國的一年。從蘇聯移送到中國的戰犯管理所的日本兵們,經過坦白認罪,受到寬大處理的判決後回到了日本,也是在這一年。也就是說,這些人仍然生活在戰爭中,對於他們的加害與受害的記憶,當時的“戰後已經結束”的日本社會恐怕沒有採取正視的態度。“戰後已經結束”的“戰後”期間,完全沒有考慮到幾十年後亞洲人民的呼聲、亞洲受害者們的“戰後”。

也就是說,應該結束的“戰後”根本沒有結束。後來,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國民多少次都認為“戰後已經結束了”,“已經不是戰後了”。結果,戰後過去了53年,從宣布“戰後已經結束”的當時到現在也已經過去了43年,但是“戰後”仍然沒有結束。到今天我們認識到,“戰後”從來也沒有結束。讓日本人和日本政府強烈感覺到這一點的是,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亞洲各地的受害者們紛紛站出來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之舉。

“戰後50年”的1995年前後,高喊“戰後已經結束”的人多了起來。有主張說戰後日本一直被“自虐史觀”支配的人,還有“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的人,這些人都是典型的存在。他們說“戰後已經結束”,主張“必須抹去在美蘇支配的冷戰結構下強加給日本的罪惡感,要恢復到正常的國家”,想否認“戰後責任”。

但是,如果說由於冷戰結束而解除了日本的戰後責任;我的看法則正好相反,隨著冷戰結束,對於日本來說,不管是願意還是不願意,都不得不面對戰後責任問題了。中國、韓國、朝鮮以及東南亞各國,它們的情況雖然不同,但在冷戰及其帶來的強權統治時期,受害者個人提出追究責任是很困難的。各國的原“慰安婦”受害者紛紛站出來,其中的開頭者是金學順,遺憾的是她在1997年末去世了。她之所以能夠站出來,與韓國的民主化和女性權利的提高是分不開的。戰後半個世紀中,冷戰結構可以說是保護膜,是屏障,使受害者們不能直接控告日本的侵略戰爭和殖民地統治的罪行;而且可以說,這種情況在東京審判時就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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