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概念提出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簡稱ISAs）源自法文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是法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首先創用的一個概念。由於阿爾都塞首先將意識形態問題納入到社會物質生產結構當中進行討論，在很大程度上繞開了將意識形態當成精神現象或理論(知識)體系的普遍思路。阿爾都塞繼承了馬克思、列寧和葛蘭西等人對於國家和意識形態所做的理論探討，最終將主體建構、勞動力的再生產與國家機器等概念有機地聯繫在一起，揭示出主體及主體性被建構的物質基礎和體制結構。

討論

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問題的討論是從意識形態的神秘性開始的。他首先將意識形態放在社會結構當中去理解，在初步揭示意識形態的外在特徵和社會職能之後，再進一步思考作為表象體系的意識形態與個體“意識”的相互關係，傾向於將意識形態理解為一種先於個體存在的文化客體、社會結構、思想通道或政治無意識。他認為意識形態所反映的是人類同自己生存條件的“想像”關係，“是人類對人類真實生存條件的真實關係和想像關係的多元決定的統一”。因此，意識形態表象背後隱藏著複雜的社會關係結構和主體認同活動，不能將意識形態僅僅看成一種否定性的虛假存在，它可能是一種動力體系，物質地、真實地發揮著改造我們的功能。這意味著，意識形態是一種無處不在、略顯神秘而又時時發揮著現實功用的物質性存在。如何認識意識形態的物質存在和功能？在一九六九年所寫的著名論文《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阿氏認為還是要回到勞動力的再生產問題當中，但考察的重點應該集中在支配個體生存信念的最重要載體——國家機器上。

阿爾都塞認為，馬克思所說的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至少包括兩個必要條件：“勞動力的再生產；現存生產關係的再生產。”他尤其重視勞動力的再生產問題，認為後者涉及到意識形態和主體構造這個更複雜的問題。“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要求一種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同時，還要求一種對現存秩序的規則附以人身屈從的再生產，即工人們對統治意識形態的歸順心理的再生產，以及一種剝削和壓迫的代理人恰如其分地操縱統治意識形態的能力的再生產。”從勞動力再生產角度考察意識形態所起的特殊功用，將問題推向主體的自我建構，推向國家機器和社會機構的教化功能問題，這些實際上是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的核心。
在探討國家機器與意識形態的關係時，阿爾都塞直接繼承了葛蘭西對於國家和意識形態的精闢探討。葛蘭西是第一個強調意識形態之物質載體的創造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阿氏高度讚揚葛蘭西的獨創性，認為葛蘭西提出一種新的“令人驚異的”國家觀念，即“國家不能被簡縮為（強制性的）國家機器，還應當包括一定數量的‘市民社會’機構，如教會、學校、工會等”。受此啟發，阿爾都塞指出，儘管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一般將國家看成與政權緊密相關的強制性機器，但在他們的政治實踐中還是看到了國家機構的複雜性，看到了國家政權(State power)與國家機器(State apparatus)之間的相對差別。政權的覆滅或更替並不意味著所有國家機器都要發生完全的變革，掌握政權的階級或階級聯盟有可能利用原有國家機器的功用來達到自己的階級目的。他強調：“不僅必須注意國家政權和國家機器的區別，而且還要注意另一類明顯支持（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實體，但一定不要把這些實體同（強制性）國家機器混淆起來。我將這類實體稱作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因此，國家權力的實施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在兩種國家機器中進行：一種是強制性和鎮壓性國家機器，另一種則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前者包括政府、行政機構、警察、法庭和監獄等等，它們通過暴力或強制方式發揮其功能；後者包括宗教的、教育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工會的、傳媒的（出版、廣播、電視等）、文化的（文學、藝術、體育比賽等）等諸多方面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意識形態方式發揮作用。

地位及作用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是“政治無意識”所依附的真正的物質基礎，是對個體進行體制化規訓和合法化“生產”的領地，是一套看似溫和卻瀰漫著神秘暴力的社會調控工具。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資產階級法學或倫理學體系對公共／私人領域的區分，深刻揭示了公共領域對私人領域的滲透和作用，尤其強調了公共法則對私人領域的控制。在諸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當中，阿爾都塞最為關注重視家庭和教育機構，他對此進行的綱領性的探討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西方當代的諸多文化理論和身份政治運動（如女性主義、同性戀運動、酷兒理論、少數話語等）。尤其是阿爾都塞對教育機構的深層分析，已標誌著西方左派革命方向的根本性轉移。在工人和學生的街頭暴力日益無法奏效、無法發動的時代，阿爾都塞為西方左派在意識形態層面的革命尋找到了物質層面的依託——以學校為代表的眾多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教育作為培養社會主體和勞動力的典範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既是有意識塑造新一代公民的意識形態陣地，又是知識分子群體聚集的公共領地，各種公共理念都可能在這裡交匯撞擊。在一些西方左派知識分子看來，左翼知識分子應該到教育機構中進行物質性的革命實踐，為繼續進行左派革命，他們要走進大學，至少要走入教學大綱。當代西方高等教育領域的許多學術（尤其是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爭論，大都隱含著強烈的政治取向，這一切與阿爾都塞的影響不無關係。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進行深入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去解開日常生活和文化的秘密，恢復社會領域本應該擁有的批判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