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歷史上，否定性禁錮的性解放運動似乎可以從文藝復興運動算起。當時出現的人文主義者拋棄了中世紀的空想(如虔誠、忠實、寄希望於未來等等)，提倡世俗化、懷疑觀和個性的解放。在文學方面，許多有關性的作品應運而生，打響了第一炮的是卜迦丘的《十日談》。繪畫與雕塑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達·芬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他們繼承並發揚了人類歷史上優良的藝術傳統，通過作品反映出文明社會所特有的高雅和美好的兩性關係，豐富了人們性愛的審美內容。
文藝復興時期的性開放並不是沒有阻力的，在這場改革壓力衝擊下的天主教會仍然頑固地堅持原來關於性和婚姻的觀點，羅馬教廷呼籲堅持禁慾主義，痛斥世俗化的性要求。1555年登基的保羅四世，命令取下西斯廷教堂牆上米開朗基羅所作的《最後的審判》，鑒於來自各方面的勸阻，教皇只好雇用了米開朗基羅的一個學生，給壁畫上的裸體人像添上衣服，這成了歷史上的一件非常遺憾而可笑的事情。
而產生於16世紀中葉和大肆活躍在17世紀的清教徒運動，更極端地主張“清洗”繁瑣的宗教儀式，反對奢侈生活，嚴格遵守《聖經》規定的道德標準。經過七年的內戰，查理一世被擊潰並被處死，1653年，以克倫威爾為首的清教徒建立了軍事獨裁政權“護國政府”，於是就以政權的力量嚴厲地、殘酷無情地推行禁慾主義。
當時許多家庭的鋼琴腿都用棉花和布包了起來，目的是為了不讓人聯想起與之相似的人腿。人們把女性的乳房稱為“胸部”，把雞胸叫作“雞脖子”。美國人諾亞·韋伯斯特在1833年出版了一部審改過的《聖經》，在這本書中把“子宮”、“乳頭”等字眼全刪去了，把“私通”、“妓女”用“淫蕩”、“淫女”來代替，“睪丸”則被稱為“怪物”，“同性戀”則被“可惡的不軌”、“下流物”所取代。
到了20世紀60年代，歐美則爆發了一場性革命，暴風驟雨般地使性保守轉為性開放，這是對維多利亞時代性禁慾主義的徹底批判與反動。
20世紀的性解放並不是從60年代開始的，在20世紀初已見端倪，那時，一些科學家們開始不遺餘力地推廣性科學，性學書刊和黃色淫穢書刊都大量出現，一些青年人開始鼓吹性的自由和快樂，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都大量增加，婦女解放運動進一步興起，同時，賣淫業也在加速發展。直到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社會轉入和平時期，在復甦、調整以後，從60年代開始的“性革命”終於爆發了。
西方的這股“性革命”(也可以更具體地闡述為“性解放”、“性自由”)的思潮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是一系列必然因素起作用的結果。
如前所述，除了有歷史的根源以外，從19世紀末開始興起的現代性科學，其理論對“性革命”也有影響，特別是靄理士和弗洛伊德，他們是首先提出過度的性壓抑會對個人造成心理戕害的兩位心理學家。
另外，當時西方社會的經濟繁榮改變了許多人純樸的生活方式，也使人們對舒適的物質條件及種種享樂有了前所未有的強烈願望。有的學者認為。20世紀前期到中期所發生與增長的男女亂交行為，和汽車的迅猛發展也有關係。汽車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幾乎普遍可得的現世逃避工具，人們再也不必受父母與伴娘的監視，再也不必受鄰里輿論的影響了。
在20世紀的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使不少婦女產生了爭取性自由的勇氣，也出現了爭取性自由的可能，這對社會風氣的改變也有很大影響。口服避孕法加上新的避孕器具和流產手術，使得人們不再為性交的後果擔憂，而可以分成“以快樂為目的的性”和“以生育為目的的性”，對許多婦女來說，性生活可以更加自由和開放了。
此外，科學技術還導致了一些文化媒體的發達，電視、錄像等空前普及，它們被性內容所占領，它們的傳播速度和影響面實在太大了。
向來以“自由”而著稱的美國，可以說是“性革命”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可是，在經歷了“性革命”30年後，不得不承認“性革命”偏離了預定的軌道，導致了大量的社會惡果。當年，美國的《花花公子》雜誌的出現，曾經是“性革命”的一個明顯標誌，也曾在性放縱中起過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到了1986年，它的銷售量從700萬份，已下跌至340萬份。紐約的“時報廣場”附近有一條出名的“色情街”，70年代的全盛時期共有20家色情影院，90年代初期只剩下4家。美國的迪斯科舞廳多為青少年在此喝酒、跳舞和實行性放縱的地方，但是從80年代後期開始，美國不少城市新開的迪斯科舞廳只有舞跳，沒有酒飲，性放縱的事也大大減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