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今藏安徽博物院的《貓石圖》創作於1943年，時年徐悲鴻48歲，正值其藝術生涯巔峰期。是作紙本，立軸，彩墨，作品落款“悲鴻癸未”，鈐朱文圓印“徐”，採用徐悲鴻慣用的手法，只取畫面一角，以求整體視覺感受。畫作有豐子愷題跋一則，跋文凡一百三十五字，引經據典，妙趣橫生。
特點
全本作者用將近三分之二的畫面作一方巨石，繪一隻花貓立於巨石之上，巨石後面繪若干綠植以襯。其中花貓、巨石的輪廓以西方寫實主義手法用墨線勾勒，粗細有致，造型準確。花貓的顏色則用大面積水墨為之，顯示出體積感與分量感。花貓的尾巴用濃墨掃出，體現出運動感和力量感。貓眼所視方向的石面，意筆揮掃，過渡自然，整體顯得渾厚開闊，富有張力。在背景綠植的處理上，作者恣意揮灑，十分寫意。石面近景以濃墨皴擦，遠景以淡墨暈染，近濃遠淡，層次分明。
徐悲鴻《貓石圖》 此畫最精彩的地方要數作者對貓神韻的匠心處理。作者以極其精微的筆觸描繪貓的面部細節。且看此貓：高豎雙耳，警覺異常；眉毛豎拔，活靈畢現；圓睜雙目，怒氣逼人；白須直挺，靈敏機覺；前爪直趨，堅實有力；後腿微蹲，騰騰欲起。在花貓眼睛處理上，作者很好地運用了西畫的光感、透視關係，將貓眼的剔透感及神韻全部畫出，把整幅畫麵點活，深得顧愷之提倡的“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的味道。
縱觀全卷，作者將寫實與寫意完美融合，以純熟的手法烘托出貓的神韻，使筆墨得到極大的解放，達到形與神的統一。本幅作品很好地體現了作者提倡的“盡精微，致廣大”的藝術主張。
徐悲鴻常常以作品“托興”，他筆下的事物放佛是“活”的，他的貓也常被賦予很多含義。如他在1934年創作的《顢頇》，以懶貓來比喻世間的糊塗蟲，批判那些企圖逃避現實鬥爭，於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而不顧的利己主義者。1935年創作的《蕉陰凝視圖》，以貓遣興，將國難哀思之情和對溫淑愛美憧憬之情細膩的表現於筆端。1944年創作的《貓戲圖》，則表達了他和陳志華之間的深厚的師生情。
本幅作品創作於1943年，當時祖國正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萬萬同胞處於戰火之中。徐悲鴻於1942年從印度回國。他先是在昆明舉行畫展，並將全部收入捐獻勞軍。後返重慶中央大學任教。客居於沙坪壩，並開始籌建中國美術學院。1943年遷居重慶磐溪中國美術學院。此間他創作了大量優秀的中國畫作品，這其中有很多作品都託付著畫家的精神，具有強烈的時代情感，例如作品《山鬼》《國殤》《鷹揚》《群獅》等。在民族危難之際，作者的筆觸始終和祖國的脈搏息息相通，將其滿腔的愛國情愫通過畫作表達出來。
《貓石圖》中，此貓怒目欲眥，躍躍欲起，威怒之氣自畫面騰出，那誓要趕走一切外侵之物的信念，那時刻準備廝鬥奮爭的決心，無不感染著觀者。此處作者雖未題跋直明“托興”之意，但是畫面中所傳出的覺醒與奮起精神及誓要抵禦外侵者的態度，在那時那月，一顧即明。
這幅作品完成之後，為客居巴蜀地區的韶承所得。韶承與豐子愷交好。豐子愷於1943年到1946年間，客居重慶沙坪壩，並自築屋舍曰“沙坪小屋”。1943年清秋的某日，豐子愷到韶承家做客，有幸與此畫結緣。應韶承之邀為此畫作了題跋，跋文如下：
昔吳道子於趙州柏林寺壁上畫水，州人摹其波濤洶湧之狀，木刻翻印，家家黏照牆上，謂可以鎮火。常州太平寺佛殿後壁亦有徐友畫水，兵火間，寺屋盡焚，而此殿巍然獨存，或雲畫之力。民國癸未，予與韶承先生同客巴中。清秋某日，予訪其居，見有悲鴻先生畫貓懸壁上，即屬予題字。巴中苦鼠患。信乎古之傳說，則此畫必可鎮鼠，遂為題端。
子愷陰文“豐氏”朱印陰文“緣緣堂”朱印
是跋體現了豐子愷深厚的書法造詣，全篇作者以行書為之，字字獨立，字字活躍，氣息一貫，天真自然。全卷有質美亦有妍美，以魏書為質，拙樸純厚；取章草、小草之妍，活潑多趣。豐子愷[6][7]曾在弘一大師指點下，苦研魏碑，認真地臨摹過《張猛龍碑》《爨寶子碑》《爨龍顏碑》等碑刻書法，後來又專心臨摹晉代索靖的《月儀帖》。他的書法源於魏碑，兼及章草。風格的形成，既有師門的影響，也有自身對現實世界的感悟。豐子愷書法上非常服膺於馬一浮，推崇其為“中國書法界之泰斗”。而馬一浮的書法正是魏碑與二王行書結合的典範，他的書風對豐子愷書法頗有影響。
作為一位愛貓的文人雅士，可以想像，豐子愷見到這幅畫時的興奮之情。他在跋文中先是提到了吳道子和徐友畫水的故事。此二位畫家因畫藝高超，將水畫的極其傳神逼真，在民間享有極高聲譽，甚至一度被神化。清人周亮工在《因樹屋書影》卷四中亦有如是記載。言畢此典故，豐子愷轉而記述了他與此畫結緣的因由。是年，巴中地區剛好鼠患比較嚴重，豐子愷認為徐悲鴻的“貓”極為傳神逼真，當與吳道子、徐友的“水”媲美，乃不可多得的神品，定可以鎮住巴中地區的老鼠，於是欣然寫下這篇跋文。這其中當然富含饒有趣味的“古之傳說”，但也反映了豐子愷對這幅作品的認可和讚美之意。
豐子愷的助陣無疑使《貓石圖》如“貓”添翼，不僅豐富了其藝術魅力及文化內涵，也增添了作品的傳奇色彩。兩位中國現代畫壇藝術大師，具有同樣的愛貓情結，彼時均客居於重慶沙坪壩，書法上又俱得魏碑之髓，諸多的因緣巧合通過本幅作品融會一息，譜寫了一段藝壇奇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