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健生（右二）生平
１９３４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4年4月參加革命。歷任地下黨貴陽1中黨支部書記，中共貴州省工委交通特派員。
1938年赴延安，先後入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學習。歷任延安中央黨校黨總支委員、延安馬列學院黨總支常委、組織科副科長，抗日軍政大學3分校直屬2隊(東北幹部訓練隊)總分支支委、政治指導員，延安馬列學院研究室研究員、黨支部書記、中央研究院秘書長、院黨委委員，中央黨校3部秘書、2部黨支部委員，延安解放日報社黨總支書記、秘書長、社委會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河北省建屏縣中央機關土改工作隊隊長、區委書記、縣委委員，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中央黨校秘書長，新華通訊總社秘書長，中央直屬黨委委員。建國後，歷任中共貴州省委委員，省政府委員，省政府秘書長，省委常委、省委統戰部部長，省人民委員會秘書長，省政府副省長，貴州省第1屆政協主席，省委候補書記，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政府副省長兼省經委主任，省委宣傳部部長，省財貿辦主任、黨組書記，省委秘書長，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兼貴陽市委第1書記、貴陽市警備區政委，省委副書記，貴州省第5屆人大常委會主任，中共貴州省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主任。
第1、2、3、5、7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12大代表。
1993年3月19日逝世。
人物故事
徐健生，本姓邱，名照，1912年4月出生於貴州畢節縣哈郎沖一個農民家庭。自幼聰穎好學，勤于思索，喜愛運動。在家鄉念完國小之後，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貴陽第一中學讀書。
當時，正值“九一八”事變，日本軍國主義侵占我國東三省，全國掀起抗日救國運動高潮。省城貴陽各校師生懷著滿腔愛國熱情，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在這個民族危亡關頭，追求進步的徐健生積極投入這一運動，參加救國團活動，並根據組織意圖，利用開展一些文體活動的方式，吸引眾多青年學生加入抗日救亡行列中。面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徐健生堅定了追求光明，尋找真理，投身革命的信念。
1933年冬，中共地下黨員林青、繆正元在畢節開展革命活動，1934年1月吸收秦天真入黨，建立貴州省第一個黨支部——中共畢節支部。徐健生通過秦天真結識林青、繆正元，參加籌備並成為“草原藝術研究社”的第一批積極分子。在“草原藝術社”的活動中，徐健生接受黨的教育和培養，初識了馬克思主義，了解了俄國十月革命，為他走上革命道路並為之奮鬥一生的宏偉理想打下了堅實基礎。
畢節黨支部所組織和領導的一系列活動，受到反動當局的密切注意和嚴密監視，在這種緊急形勢下，決定隱蔽轉移。
林青、秦天真等轉移到貴陽後，健生還在貴陽一中讀書，從事學生運動，健生將自己在忠烈街8號租用寄宿的一間房子提供給他們臨時使用。同年8月，黨組織根據健生的突出表現和對黨的忠誠，批准其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是畢節黨支部轉移到貴陽後發展的第一個黨員。此後，健生擔任貴陽第一中學的黨支部書記，步入了艱苦漫長和堅貞不渝的無產階級革命生涯。
1934年1月，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遵義，召開舉世矚目的遵義會議。在此期間，林青向中央匯報了貴州地下黨的組建和活動情況，中央承認貴州地下黨組織，批准建立中共貴州省工作委員會，徐健生擔任交通特派員。
同年寒假，健生回到畢節，根據省工委領導鄧止戈的指示，召集黨員邱在先、楊傑及草原社社員開會，研究如何迎接紅軍，特別是搞好宣傳、動員工作，具體分工負責等，由於工作細緻、紮實，1936年2月9日紅軍順利入城。隨後，根據紅二、六軍團領導王震、夏曦指示，成立貴州抗日救國軍，鄧止戈任參謀長。健生還在畢節配合部隊，動員青年參加紅軍，回響者2000餘人。同時組織和發動當地的縫紉工人、婦女，由“慶泰昌”等布店提供貨源，為紅軍指戰員做軍服。
1937年“七·七”事變後，為適應鬥爭形勢的變化，黨中央派黃大陸到貴州工作，健生任省工委巡視員，肩負的擔子更重。由於他在學生中有較高的威望，被推舉為學生寒假農村工作團的主要負責人，為此，確定了工作團正確的工作方向，組織農村工作團團員深入鄉村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教唱抗日歌曲，表演話劇。10月底，根據省工委的指派，健生赴黔西、大定(今大方縣)、織金、畢節等地負責清理和發展黨的組織，並成立由他擔任主任，熊蘊竹、邱在先、邱在模、葛發聲為成員的畢節縣黨組織清理委員會，開展對黨組織的清理，發展經過鬥爭考驗的積極分子寧起鯤、寧起枷、周曉山、宋達謙等人入黨。在健生的具體指導下，中共畢節縣工委正式建立。
1938年8月，按貴州省工委的計畫安排，健生闊別工作和戰鬥過的家鄉，途經武漢，輾轉到達嚮往已久的革命聖地延安，開始了人生中新的重要的一頁。中央組織部安排其到中央黨校十九班學習，任黨支部書記。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健生表現突出，學習刻苦鑽研，有獨特見解，被評為“突出隊員”。中央黨校畢業後，任中央黨校總支委員，二十六班班主任；1939年秋，組織決定派他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並擔任第二班黨支部組織委員、院黨總支常委、組織科副科長、抗日軍政大學三分校直屬二隊黨總分支支委、政治指導員，馬列學院研究室研究員。
毛澤東在延安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和《論實事求是》的重要報告，在黨內引起巨大反響，中央作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決定成立中央研究院，健生調任中央研究院秘書長、宣傳鼓動工作隊隊長、院黨委委員，與中央高層領導人、院長張聞天(洛甫)，副院長范文瀾和負責中央宣傳工作的凱豐、李維漢及黨內著名的理論家、哲學家張如心、艾思齊、馬洪等一道工作，受益匪淺，進步極快，大大提高了理論功底和工作能力。
在延安學習和工作期間，健生親身經歷許多大的事件及運動，包括南泥灣的大生產運動、延安的整風運動以及如何將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理論探討和研究，聆聽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教誨，這些親身經歷和艱苦環境的磨鍊，為他成為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者和領導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5年春，健生調延安解放日報社工作，任秘書長、社委委員兼黨支部書記，與社長秦邦憲(博古)、總編輯陸定一一同工作。黨中央為加強對新聞工作的領導，成立中央宣傳工作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國際國內重大形勢變化、重大政治軍事問題的宣傳都經中央宣傳委員會討論，報社編委會貫徹執行。健生在解放日報社工作期間，帶頭參加學習，經常和編輯、記者共同研究報導工作中的問題。他還特別注意幹部的甄別工作，解決不少同志長期懸而未決的問題，使這部分同志放下政治包袱，身心愉快地投入工作。健生還十分重視改善機關幹部的生活，想方設法辦好報社的食堂。
抗日戰爭勝利後至新中國建立時期，健生調新華社任秘書長。中國革命形勢發生急劇變化，迅猛發展。從1947年開始，整個新華社機關開始大轉移，從延安至太行山，輾轉到河北建平縣西柏坡，最後進入北平。在整個轉移過程中，健生和新華社同志嘔心瀝血，艱辛跋涉，克服重重困難，實現黨中央提出的機關轉移，廣播不能中斷的要求，及時、準確地傳達黨中央的聲音，勝利地完成了艱巨而光榮的歷史使命。解放戰爭時期，健生歷任河北省建屏縣中央機關土改工作隊隊長、區委書記、縣委委員、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中央黨校秘書長，新華通訊總社秘書長，中央直屬黨委委員。
1949年10月1日，健生帶領新華社同志到北京天安門參加隆重的開國大典，之後，按中央指示健生調貴州任中共貴州省委委員，參與軍事接管和新政權建設，歷任貴州省政府委員、秘書長、副省長、政協貴州省第一屆委員會主席、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兼省委宣傳部部長、省委秘書長、省委副書記、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省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主任、全國第一、二、三、五、七屆人大代表、中共十二大代表。
貴州解放初期，百廢待興，國民黨殘渣餘孽、土匪猖獗，社會治安混亂，新生的人民政權需要鞏固和發展。健生到貴州擔任領導職務後，立即參與軍事和新政權建設，以及清匪、鎮反、土地改革等。在擔任省政府第一任秘書長的幾年中，建立健全省政府辦事機構，逐步完善運行機制和工作制度，加強公共設施建設，為省政府制定方針政策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6年9月，在貴州省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上，健生當選主席，之後，兼任中共貴州省委統戰部部長。在任期間，認真貫徹黨的統戰政策，團結、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作用，特別是為省委、省政府在團結、任用一大批像周素園先生這樣有威望、有影響的民主人士、統戰人士方面，做了許多開拓性的深入細緻的工作。
此後，健生擔任貴州省副省長、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併兼任省經濟委員會、省財貿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在這段時期，貫徹中央“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建設方針，從貴州實際出發，大力扶持、發展工農業生產和農村副業、畜牧業。圍繞發展農業生產，決策和指導在全省建設了一批中小型化肥廠，建設了一批大中型水庫，如紅楓湖、阿哈水庫、松柏山水庫，為實施糧、油、布等生活必需品的統購統銷，健生常年奔波，不辭辛勞，以保證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三年困難時期，健生在工作中堅持執行全國一盤棋的方針，從大局出發，積極認真做好全省的防災救災，千方百計支持國民經濟的恢復發展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健生受到殘酷迫害，身心受到嚴重摧殘，但他對黨的信念及忠誠沒有絲毫動搖，對“左”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
中央粉碎“四人幫”後，健生擔任貴州省委副書記兼貴陽市委書記，面對錯綜複雜的形勢，他貫徹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凡搞錯的，一定要平反”，領導貴陽市進行撥亂反正的工作，認真落實幹部政策，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並以此為契機，抓好黨的建設。同時，對城市的規劃管理，住房、道路改造，市容市貌整頓和環境污染治理，投入大量心血。他親自決策改造延安東路和一批道路建設，參與領導全省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黨史的徵集研究和編纂等一系列重大決策和重要工作，調動了廣大幹部、民眾、知識分子和各族各界人士的積極性，極大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健生扎紮實實地為人民民眾辦實事、好事，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狠抓社會治安和貴陽市的綠化，深得人民民眾的讚揚。
健生擔任省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省顧問委員會主任期間，致力于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履行人大職能，依法行使職權，制訂相關法律法規，加強立法監督，推進民主法制建設。在任職顧委期間，積極支持省委的工作，制訂省顧委工作任務和工作方法、委員學習、民主生活制度，充分發揮全體委員作用，當好省委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健生為貫徹改革開放的政策，主動向省委要求，承擔了貴州旅遊風景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保護工作，實地考察了全省60多個縣市的140多處山系、河流、湖泊、水庫和60餘個溶洞，是貴州旅遊業的開拓者和主要奠基人。1985年4月離休之後，更是以滿腔熱情，全力以赴地抓這項工作。在10餘年間，他爬山涉水、走村訪寨、穿山進洞，認真考察，虛心聽取專家、民眾的意見。健生說：“讓貴州的奇山麗水為人們造福，使貴州人富起來。”正是由於健生及一批先驅者的艱苦努力和創造性工作，在短短几年中，貴州有黃果樹、龍宮、織金洞、紅楓湖、氵舞陽河等5個國家風景名勝區，還有百里杜鵑、九洞天、百花湖、馬嶺河峽谷等10多個省級風景名勝區。
健生對文物古蹟、革命遺址、風情習俗等十分重視。對民族特色，如苗寨吊腳樓、花場，侗寨鼓樓和風雨橋等以及民族服飾，都很關切，認為是貴州的一大特色，應加倍珍視和保護。健生晚年將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時間投入到貴州的富民興黔和旅遊業中，成績斐然，1989年獲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中國國家名勝協會授予榮譽證書。在病重期間，仍十分關心黨和國家大事，關心黨的事業，關心貴州的改革開放和建設事業。1993年3月19日在貴陽因病逝世。
徐健生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貴州省優秀的領導幹部，他以實際行動，實踐了他對黨的堅貞不渝，身體力行地實現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