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講的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政治理想。作者王禹偁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獨斷而無為於上,百官分職而勤劬於下,而作為其間樞紐的,就是宰相。不過,在現實政治中,奸相多而賢相少,庸相為數尤眾,作者正是深感於此,才寫了頗有規諷之意的《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講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政治模式是:君王獨斷而無為於上,百官分職而勤劬於下,而作為其間樞紐,就是宰相。不過,在現實政治中,奸相多而賢相少,庸相為數尤眾,作者正是深感於此,才寫了頗有規諷之意《待漏院記》。寫作此文之後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貶謫,表面原因是為被妖尼道安誣訟徐鉉抗疏雪冤,追究深層原因,則是因其直言敢諫、得罪權臣,至“為流俗所不容”

寫作背景

此文大約寫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

《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
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二年,拜 左司諫,知制誥,判 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 棘寺小吏王某為文”。
在唐宋兩代的政治結構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時文人當政,宰相權力尤重。王禹偁有感於宰相人選在朝政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寫了這篇很有時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記》講的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獨斷而無為於上,百官分職而勤劬於下,而作為其間樞紐的,就是宰相。不過,在現實政治中,奸相多而賢相少,庸相為數尤眾,作者正是深感於此,才寫了頗有規諷之意的《待漏院記》。寫作此文之後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貶謫,表面原因是為被妖尼道安誣訟的徐鉉抗疏雪冤,追究深層原因,則是因其直言敢諫、得罪權臣,至“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傳》)。

作者簡介

王禹偁(954—1001),宋代詩人、散文家。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山東省巨野縣)人。晚貶知黃州,世稱王黃

《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
州。出身貧寒。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登 進士第,授成武縣(今屬山東)主簿,遷大理評事,次年,改任長洲(今江蘇蘇州) 知縣。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召試,擢右拾遺並直史館。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淳化二年( 公元991年),廬州尼姑道安誣告著名文字學家徐鉉。當時禹偁任大理評事,執法為徐鉉雪誣,又抗疏論道安誣告之罪,觸怒太宗,被貶為商州(今陝西商縣)團練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屬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隨即召回。任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太宗至道元年( 公元995年),任翰林學士,後以謗訕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貶知滁州(今 安徽滁縣),次年改知揚州。真宗即位(公元997年),再召入都,復知制誥,上書提出“謹邊防”,“減冗兵,並冗吏”等事。與撰修 《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滿,又遭讒謗,於鹹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貶出京城,知黃州(今湖北黃岡),鹹平四年冬改知蘄州(今湖北蘄春)。鹹平四年在蘄州卒,年四十八 。《宋史》《東都事略》有傳。
王禹偁自編 《小畜集》30卷,今有 《四部叢刊》本。另有其曾孫王汾裒輯 《小畜外集》,有清光緒年間孫星華刻本。近人徐規所著 《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收集佚詩佚文多篇。

原文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1]、歲功[2]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

《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
也?三公[3]論道,六卿[4]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5]、夔[6]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7]鑾聲。金門[8]未辟, 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 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9]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 災眚[10]薦[11]至,願避位以禳[12]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厘[13]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14]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 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15]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 進諂容以媚之。私心 慆慆[16],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17]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18]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 無毀無譽,旅[19]進旅退,竊位而 苟祿,備員[20]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21]小吏王某為文,請志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1]品物:眾物,萬物。亨:通達順利。
[2]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穫。
[3]三公:周代三公有兩說,一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一說是太師、太傅、太保。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稱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稱三公。為共同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唐宋仍沿此稱,惟已無實際職務。
[4]六卿:《周禮》把執政大臣分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亦稱六卿。後世往往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為六卿。
[5]咎(gāo):通“皋”,即皋陶(yáo),相傳曾被舜選為掌管刑法的官。
[6]夔:堯舜時的樂官。
[7]噦噦(huì):象聲詞,徐緩而有節奏的響聲。
[8]金門:又稱金馬門,漢代官署門旁有銅馬,故名。
[9]弭:停止,消除。
[10]眚(shěng):原義為日食或月食,後引申為災異。
[11]薦:副詞,表示頻度,相當於“一再”、“屢次”。
[12]禳:除邪消災的祭祀。
[13]厘:改變,改正。
[14]四聰:《尚書•堯典》:“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疏:“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四方也。”
[15]三時:春、夏、秋三個農忙季節。
[16]慆慆:紛亂不息的樣子。
[17]隳(huī):崩毀,毀壞。
[18]懸:系連,關聯。
[19]旅:俱,共同。
[20]備員:湊數,充數。
[21]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獄的最高機關)的別稱。

譯文

天道不說話,而萬物卻能順利生長,年年有所收成,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掌握四時、五行的天官們使風雨調暢

《待漏院記》 《待漏院記》
的結果。皇帝不說話,而人民和睦相親,四方 萬國安寧,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三公商討了治國綱要,六卿職責分明,伸張了皇帝的教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知道,國君在上清閒安逸,臣子在下勤於王事,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賢相名臣善於治理國家的,從皋陶、夔到房玄齡、魏徵,是屈指可數的。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勞不懈。早起晚睡為國君效力,連卿大夫都是如此,何況宰相呢!

廷從建國初即沿襲前代的制度,在丹鳳門西邊設立宰相待漏院,這是表示崇尚勤於政務。當朝見之所的門樓上映著一線曙光,東方還未大亮時,宰相就動身啟行,儀仗隊的燈籠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駕到,馬車鈴聲叮,富有節奏。這時宮門未開,玉漏聲殘,侍從撩開車上帷蓋,主人下車到待漏院暫息。在等候朝見之際,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有的在想,萬民尚未安寧,考慮怎樣使他們平安;各方少數民族尚未歸順,考慮怎樣使他們前來歸附。戰事未息,怎樣使它平息;田園荒蕪,怎樣使人們去開墾。德才兼備之人尚未任用,我怎樣推薦他們;奸人在朝,我怎樣貶斥他們。天時不正,災害不斷,我願意辭去相位,向上天禱告以消災滅害;各種刑罰未能息置,欺詐行為不斷發生,我將請求修養德行以加強治安。懷著深深的憂慮,等待天明入宮。宮門開後,善聽各方意見的天子離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見,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於是世風清平,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這樣,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優厚的俸祿,那就不是僥倖而得,而是完全應該的。

有的在想,我有私仇未報,考慮怎樣斥逐仇敵;有舊恩未報,考慮怎樣使恩人榮華富貴。考慮著金錢美女,怎樣到手;車馬玩物,怎樣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權勢,我便考慮如何提拔他們;正直之臣直言諫諍,我便考慮怎樣貶謫他們。三時各地報告災情,皇上憂慮,我便考慮怎樣用花言巧語取悅皇帝;眾官枉法,國君聽到怨言,我便考慮怎樣奉承獻媚求得皇上的歡心。他為私事思緒紛亂,強自坐著假睡。宮門開了,金殿上龍目四顧,宰相提出建議,皇上被他蒙惑,政權由此而毀壞,皇位也因此而動搖。如果這樣,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遠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應該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一人,難道可以不謹慎以待嗎?還有一種宰相,他們沒有惡名聲,也沒有好名聲,隨波逐流時進時退,竊取高位貪圖利祿,濫竽充數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石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寫此文,希望能把它記錄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誡執政的大臣。

賞析

《待漏院記》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從題目類型上,這屬於“廳壁記”,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宰相論”,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將宰相分為賢相、奸相、庸相三個類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批判與幻想。
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聖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對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藉以導出宰臣勤於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自然轉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繼而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個設問作為過渡,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將這批人分為賢才、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位高權重,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亦即“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作者把它歸結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為公則賢,“思”為私則奸;賢者“憂心忡忡”於安黎民、撫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薦賢才、斥佞臣、禳災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於復私仇、報舊恩、斂財富、陟同黨、斥異己、巧言諂容取悅君王;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奸者不保於自身。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各自的結局,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更為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至於庸才,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又無功不受讚譽,成天隨大流,尸位素餐、濫竽充數、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自然平易。《待漏院記》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語言成就更為突出: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靈活押韻並自由換韻,充滿節奏美、韻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齊勻稱,又有紆徐之致。五十多年後,慶曆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岳陽樓記》,其中“先憂後樂”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夙興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構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記》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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