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漏院記》:《待漏院記》講的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政治理想。 -百科知識中文網

《待漏院記》講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政治模式是：君王獨斷而無為於上，百官分職而勤劬於下，而作為其間樞紐，就是宰相。不過，在現實政治中，奸相多而賢相少，庸相為數尤眾，作者正是深感於此，才寫了頗有規諷之意《待漏院記》。寫作此文之後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第一次貶謫，表面原因是為被妖尼道安誣訟徐鉉抗疏雪冤，追究深層原因，則是因其直言敢諫、得罪權臣，至“為流俗所不容”

寫作背景

此文大約寫於宋太宗端拱二年（989），作者當時36歲。此前五年左右的仕宦生涯中，他基本擔任地方州縣官職。

端拱元年，太宗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二年，拜左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故此文末尾曰“ 棘寺小吏王某為文”。
在唐宋兩代的政治結構中，宰相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宋時文人當政，宰相權力尤重。王禹偁有感於宰相人選在朝政中所起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寫了這篇很有時代特色的文章。
《待漏院記》講的是宰相職責，也反映了中國古代士人的政治理想。作者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王獨斷而無為於上，百官分職而勤劬於下，而作為其間樞紐的，就是宰相。不過，在現實政治中，奸相多而賢相少，庸相為數尤眾，作者正是深感於此，才寫了頗有規諷之意的《待漏院記》。寫作此文之後不久，他就遭到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貶謫，表面原因是為被妖尼道安誣訟的徐鉉抗疏雪冤，追究深層原因，則是因其直言敢諫、得罪權臣，至“為流俗所不容”（《宋史•王禹偁傳》）。

作者簡介

王禹偁（954—1001），宋代詩人、散文家。字元之，濟州巨野（今山東省巨野縣）人。晚貶知黃州，世稱王黃

州。出身貧寒。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登進士第，授成武縣（今屬山東）主簿，遷大理評事，次年，改任長洲（今江蘇蘇州）知縣。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召試，擢右拾遺並直史館。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廬州尼姑道安誣告著名文字學家徐鉉。當時禹偁任大理評事，執法為徐鉉雪誣，又抗疏論道安誣告之罪，觸怒太宗，被貶為商州（今陝西商縣）團練副使。淳化四年移官解州（今屬山西）。同年秋召回京城，不久又外放，隨即召回。任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學士，後以謗訕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貶知滁州（今安徽滁縣），次年改知揚州。真宗即位（公元997年），再召入都，復知制誥，上書提出“謹邊防”，“減冗兵，並冗吏”等事。與撰修《太祖實錄》，因直書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滿，又遭讒謗，於鹹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貶出京城，知黃州（今湖北黃岡），鹹平四年冬改知蘄州（今湖北蘄春）。鹹平四年在蘄州卒，年四十八。《宋史》與《東都事略》有傳。
王禹偁自編《小畜集》30卷，今有《四部叢刊》本。另有其曾孫王汾裒輯《小畜外集》，有清光緒年間孫星華刻本。近人徐規所著《王禹偁事跡著作編年》，收集佚詩佚文多篇。

原文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1]、歲功[2]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

也？三公[3]論道，六卿[4]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5]、夔[6]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爾，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7]鑾聲。金門[8]未辟，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
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9]之；田疇多蕪，何以辟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10]薦[11]至，願避位以禳[12]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厘[13]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14]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
其或私仇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奸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15]告災，上有憂也，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16]，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17]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下死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
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18]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19]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20]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
棘寺[21]小吏王某為文，請志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1]品物：眾物，萬物。亨：通達順利。
[2]歲功：一年農事的收穫。
[3]三公：周代三公有兩說，一說是司馬、司徒、司空，一說是太師、太傅、太保。西漢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稱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稱三公。為共同負責軍政的最高長官。唐宋仍沿此稱，惟已無實際職務。
[4]六卿：《周禮》把執政大臣分為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亦稱六卿。後世往往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為六卿。
[5]咎（gāo）：通“皋”，即皋陶（yáo），相傳曾被舜選為掌管刑法的官。
[6]夔：堯舜時的樂官。
[7]噦噦（huì）：象聲詞，徐緩而有節奏的響聲。
[8]金門：又稱金馬門，漢代官署門旁有銅馬，故名。
[9]弭：停止，消除。
[10]眚（shěng）：原義為日食或月食，後引申為災異。
[11]薦：副詞，表示頻度，相當於“一再”、“屢次”。
[12]禳：除邪消災的祭祀。
[13]厘：改變，改正。
[14]四聰：《尚書•堯典》：“明四目，達四聰。”孔穎達疏：“達四方之聰，使為己遠聽四方也。”
[15]三時：春、夏、秋三個農忙季節。
[16]慆慆：紛亂不息的樣子。
[17]隳（huī）：崩毀，毀壞。
[18]懸：系連，關聯。
[19]旅：俱，共同。
[20]備員：湊數，充數。
[21]棘寺：大理寺（古代掌管刑獄的最高機關）的別稱。

譯文

天道不說話，而萬物卻能順利生長，年年有所收成，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掌握四時、五行的天官們使風雨調暢

的結果。皇帝不說話，而人民和睦相親，四方萬國安寧，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三公商討了治國綱要，六卿職責分明，伸張了皇帝的教化的結果。所以我們知道，國君在上清閒安逸，臣子在下勤於王事，這就是效法天道。古代的賢相名臣善於治理國家的，從皋陶、夔到房玄齡、魏徵，是屈指可數的。這些人不但有德行，而且都勤勞不懈。早起晚睡為國君效力，連卿大夫都是如此，何況宰相呢！

廷從建國初即沿襲前代的制度，在丹鳳門西邊設立宰相待漏院，這是表示崇尚勤於政務。當朝見之所的門樓上映著一線曙光，東方還未大亮時，宰相就動身啟行，儀仗隊的燈籠火把照耀全城。宰相駕到，馬車鈴聲叮，富有節奏。這時宮門未開，玉漏聲殘，侍從撩開車上帷蓋，主人下車到待漏院暫息。在等候朝見之際，宰相大概想得很多吧！

有的在想，萬民尚未安寧，考慮怎樣使他們平安；各方少數民族尚未歸順，考慮怎樣使他們前來歸附。戰事未息，怎樣使它平息；田園荒蕪，怎樣使人們去開墾。德才兼備之人尚未任用，我怎樣推薦他們；奸人在朝，我怎樣貶斥他們。天時不正，災害不斷，我願意辭去相位，向上天禱告以消災滅害；各種刑罰未能息置，欺詐行為不斷發生，我將請求修養德行以加強治安。懷著深深的憂慮，等待天明入宮。宮門開後，善聽各方意見的天子離得很近。宰相向皇帝奏明了意見，皇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於是世風清平，百姓因此而富裕。如能這樣，宰相位居百官之上，享受優厚的俸祿，那就不是僥倖而得，而是完全應該的。

有的在想，我有私仇未報，考慮怎樣斥逐仇敵；有舊恩未報，考慮怎樣使恩人榮華富貴。考慮著金錢美女，怎樣到手；車馬玩物，怎樣取得。奸邪之徒依附我的權勢，我便考慮如何提拔他們；正直之臣直言諫諍，我便考慮怎樣貶謫他們。三時各地報告災情，皇上憂慮，我便考慮怎樣用花言巧語取悅皇帝；眾官枉法，國君聽到怨言，我便考慮怎樣奉承獻媚求得皇上的歡心。他為私事思緒紛亂，強自坐著假睡。宮門開了，金殿上龍目四顧，宰相提出建議，皇上被他蒙惑，政權由此而毀壞，皇位也因此而動搖。如果這樣，那么即使宰相被打入死牢，或流放遠地，也不是不幸，而是完全應該的。

因此可以懂得，一國之政，萬人之命，繫於宰相一人，難道可以不謹慎以待嗎？還有一種宰相，他們沒有惡名聲，也沒有好名聲，隨波逐流時進時退，竊取高位貪圖利祿，濫竽充數而保全身家性命，也是不足取的。
石理寺小官吏王禹偁撰寫此文，希望能把它記錄在待漏院壁上，用以告誡執政的大臣。

賞析

《待漏院記》是王禹偁為世人傳誦的政論性篇章之一。從題目類型上，這屬於“廳壁記”，實際卻是一篇充滿政治色彩的“宰相論”，以宰相待漏之時的不同思想狀態，將宰相分為賢相、奸相、庸相三個類型，褒貶之意非常鮮明，反映了他對現實政治的憂慮、批判與幻想。
文章開篇探究天道的運行規律、聖王的政治模式，以“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對儒家理想中“垂拱而天下治”（《尚書•武成》）的治道原因進行解釋，藉以導出宰臣勤於政務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從而自然轉到具有“示勤政”之意的待漏院，“勤政”則是文章的立意所在。
第二段先描述宰臣上朝時的整肅莊嚴場面，繼而以“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這個設問作為過渡，圍繞待漏之時宰相們的所思所慮所追求，將這批人分為賢才、奸才和庸才三個類型，勾畫各自的面孔與靈魂。宰相總理全國政治、經濟、軍事、人事、司法等方方面面的事務，位高權重，能夠直接左右皇帝的意志，從而對整個國家造成影響，亦即“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宰相”。而如何保證相權的正當實施呢？作者把它歸結為宰相心中的一念之差：“思”為公則賢，“思”為私則奸；賢者“憂心忡忡”於安黎民、撫四夷、息兵革、辟荒田、薦賢才、斥佞臣、禳災眚、措五刑，奸者“私心慆慆”於復私仇、報舊恩、斂財富、陟同黨、斥異己、巧言諂容取悅君王；賢者居高官食厚祿而無愧，奸者不保於自身。這兩種人在思想上針鋒相對，對權力與責任的理解和運用亦截然不同，他們也會最終得到相應的獎懲。作者用對比手法分別刻畫二者的內心世界、表現其對帝王乃至國家政事的不同影響，以及各自的結局，使得賢相與奸相勢同水火的狀態更為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至於庸才，則只以寥寥幾筆為之勾勒臉譜，說他們既無過不必挨罵，又無功不受讚譽，成天隨大流，尸位素餐、濫竽充數、明哲保身而已。
王禹偁是北宋倡導詩文革新的第一人，主張行文要明白曉暢，自然平易。《待漏院記》不僅在結構上具有對稱美，語言成就更為突出：以四字句為基本句式，明快平易而琅琅上口；某些段落靈活押韻並自由換韻，充滿節奏美、韻律美；以“之”字收尾的一系列句式，既整齊勻稱，又有紆徐之致。五十多年後，慶曆新政中失敗被貶的范仲淹寫下《岳陽樓記》，其中“先憂後樂”的警句固然與此文之中“夙興夜寐，以事一人”的精神息息相通，其構思、布局乃至句式，都可看到《待漏院記》的影子。

《待漏院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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