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1020～1077)
正文
中國北宋哲學家。 生平和著作 字子厚。原籍大梁(今河南開封)。生於長安(今陝西西安)，隨父僑寓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今陝西眉縣橫渠鎮），以後即在橫渠鎮講學。當時人們稱之為橫渠先生,弟子多為關中人,後人稱他的學派為“關學”。
北宋中期，宋朝經常受到契丹和西夏的侵擾。張載青少年時代在西北，深有感受，因而“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任陝西安撫副使兼知延州，張載寫信謁范仲淹，范“一見知其遠器，因勸讀《中庸》”。張載博覽群書，研究儒家以及道、佛的學說，經過比較和鑑別，對佛、道採取批判的態度，而崇奉儒家思想：“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其中《易傳》對他影響最大。
嘉祐元年(1056)，張載到開封講《周易》，並寫作《易說》一書。後與程顥、程頤會面，砌磋學問，相互影響。嘉祐二年張載舉進士，先任祁州司法參軍、丹州雲岩縣令，後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張載任雲岩縣令時，“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關心民間疾苦，注重教化，提倡尊長事老的風尚。任渭州軍事判官時，日夜勤勞，賑濟百姓，對西夏的侵擾尤為關注。他對於緩和民族矛盾，穩固邊防起了積極作用。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御史中丞呂公著向朝廷推薦張載。張載被召見時，“以漸復三代為對”，說“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遂任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實行新法，希望得到張載的支持。但張載與王安石持有不同意見，語多不合。張載也主張改革，他說：“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他與王安石不同之處是反對“頓革”，主張漸變，要“與人為善”、“善與人同”。由於張載的弟弟張戩激烈反對新法，張載於神宗熙寧三年辭去崇文院校書，回到橫渠鎮講學、著書。
熙寧九年張載在橫渠鎮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正蒙》一書。他說：“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他想在家鄉實現其政治主張，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說：“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他和他的學生曾計畫“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準備試驗井田制度，未成。
宋神宗熙寧十年經呂大防薦舉，張載被任為同知太常禮院。任職不久，因與主管禮官意見不合,又有疾,即辭職。回陝途中，於臨潼病逝，終年58歲。“貧無以殮，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
張載的主要著作還有《橫渠易說》、《文集》、《張子語錄》,此外有《經學理窟》一書,其中抄入了一些二程語錄，不盡可信。據朱熹、呂祖謙所編選《近思錄》的引用書目，張載尚有《論語說》、《禮樂說》、《孟子說》，但都已散佚。張載的著作，明代萬曆年間沈自彰彙編為《張子全書》，後流傳多種版本（見彩圖）。1978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張載集》。
張載(1020～1077)
張載(1020～1077)自然觀 張載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古代氣一元論哲學。他說：“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認為一切存在都是氣，整個世界都由氣構成。先秦儒家以天、道家以道作為最高實體，張載認為所謂天所謂道，都是氣，氣是最高實體，道是氣化的過程，太虛即所謂天，是指氣散而未聚的原始狀態。他說：“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太虛無形,氣之本體”。他還認為一切具體的事物，都是太虛之氣凝聚而成，萬物消亡又復歸於太虛，太虛、氣、萬物，是同一實體的不同形態，他說：“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在他看來，世界統一於氣，氣有聚散而無生滅，氣聚則有形可見，氣散則無形不可見，太虛無形無狀,並不是虛無,所以說；“虛空即氣”，“知太虛即氣則無無”。從“太虛即氣”的觀點出發，張載批駁了佛道二家的唯心主義觀點。道家宣揚“有生於無”，張載指出：“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他認為道家把虛看作根本的“體”，把氣看作外在的“用”,將二者斷然分開,是不知道“有無混一”的道理。佛教宣揚“一切唯心所造”，張載批評說：“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他認為佛教不知道大自然的規律，只是憑主觀意願解釋各種變化，凡解釋不通的就說是虛妄，這真象生命只有一個夏天的蟲子不相信凍的存在一般可悲。張載肯定天地為本，人心為末，肯定物質的第一性和精神的第二性。
張載發展和豐富了古代樸素辯證法思想，並在一定程度上把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結合起來。張載指出，氣處於永恆運動中，說“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運動的原因在於氣本身包含有互相吸引、互相排斥的兩個方面，說：“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張載認為，由氣所構成的任何事物，都是陰陽矛盾對立的統一體，“無無陰陽者”，如果沒有對立，就不成其為事物,“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始終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張載把各種個別的對立概括為“兩”，把各種個別的統一概括為“一”。他說:“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自註：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認為事物總是“有兩則有一”、“若一則有兩”，強調兩與一的互相聯繫、互相依存，反對割裂兩一，推測到這種既有兩又有一的關係推動了事物的變化、發展。
認識論 張載認為關於事物的知識是從耳目感官來的，是主體與客體相互作用的結果，說：“人謂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他肯定外物是感覺的源泉,說：“感亦須待有物,有物則有感。無物則何所感？”這是張載認識論思想中的唯物主義部分。但是張載又認為，對氣的變化本性“神”和氣的變化過程“道”的認識，出於人的“德性”，完全不依賴耳目的感覺，說：“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這就否定了感覺經驗是一切認識的基礎，構成了張載認識論思想中的唯心主義部分。
倫理思想 張載首倡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主張調和等級矛盾，宣傳兼愛的道德學說。
張載從氣一元論的宇宙觀出發來說明人性，認為人和萬物都是氣聚而成，氣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氣的本來狀態構成“天地之性”，它清澈純一而無不善，為人和萬物所共有；人生成之後,由於稟受陰陽二氣不同,又有各自的形體和特殊的本性，這就是“氣質之性”，它駁雜不純，是人的各種欲望和不善的根源。由此，張載指出，人們應當通過修養功夫，變化氣質，以保存“天地之性”，恢復先天的善性。
張載還發揮了儒家傳統的仁孝道德觀念，並將它同“天人合一”的思想結合起來，提出了調和等級矛盾的兼愛思想。他認為，人和萬物都是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無阻隔。封建社會就象一個大家庭。人與人之間應當“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此同情，相親相愛。而在這個大家庭中,君主是天的長子,大臣是幫助君主的管家人，每個人都應努力對“天地”盡孝道。做到樂天安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張載的倫理思想，對明清之際王夫之的倫理思想有著積極的影響。但他思想中的消極因素卻為程顥、程頤、朱熹等人所汲取，對程朱學派的倫理思想有重大影響。
歷史地位和影響 張載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在中國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比較詳細、系統的有關“氣”的理論，初步論證了世界統一性在於物質性，論證了物質與運動的內在聯繫，從而建立了比較完整的氣一元論的哲學體系，開闢了古代樸素唯物主義哲學的新階段。他的哲學思想對宋明清幾代的哲學，對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唯物主義發展方向均有重大影響。張載第一次從思維與存在的關係這一根本問題上，批判了佛教的唯心主義，在哲學史上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張載提出關於事物發展基本規律的學說，在中國古代樸素辯證法思想發展史上占有光輝的一頁。明代王廷相推崇張載的“太虛即氣”的理論，認為它“闡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開示後學之功大矣”。王夫之宣稱自己是張載學說的繼承者，在《自題墓石》中說：“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認為“橫渠學問思辨之功,古今無兩,其言物理也，特精於諸老先生”。由於受著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張載的唯物主義思想是不徹底的，其思想體系包含許多唯心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糟粕。他的唯物主義思想受到程顥、程頤和朱熹的批評，而他的唯心主義思想則得到他們的推崇。朱熹在批評張載唯物主義思想的同時，又把張載關於氣的學說加以改造後容納到客觀唯心主義的體系中，成為其中的一個環節。朱熹在《伊洛淵源錄》中把張載和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並列為理學的創始人。張載的著作，在明初永樂年間被編入《性理大全》中，作為開科取士的必讀書。張載哲學思想中的唯心主義方面，在歷史上起著消極、保守的作用。
對於張載哲學思想的評價，學術界存在著不同意見。目前中國大多數學者認為，張載的哲學思想雖包含不少唯心主義的糟粕,但主流是唯物主義的；也有人認為,張載的哲學體系為二元論。
參考書目
張岱年：《張載──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