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正文
中國宋明理學人性論的一對重要範疇。天地之性的最初含義,系指自然界的本性,子產說:“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左傳》昭公六年)。後來“天地之性”又混同於《中庸》的“天命之謂性”，有了人性論的意義。漢代王充說：“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論衡·論死》），是指自然界的本性；他又說：“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論衡·本性》），這是指天地所賦予人的善惡本性。張載認為，人性有兩層，一是天地之性，一是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即稟太虛之氣而成，太虛之氣的本性也就是人和物的共同本性，是先天的本性，也是善的來源，“性於人無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天地之性對於人來說是好的，人接受的不同只在於善於反省和不善於反省而已。他還把性說成永恆之物，因而得出“知死生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的結論。“氣質之性”指每個人生成之後，由於稟受陰陽二氣的不同而形成的特殊本性，說“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氣質之性對外物有所追求,張載又稱為“攻取之性”。他說：“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它是人性中惡的來源。張載主張改變“氣質之性”，回到“天地之性”，他說，雖然“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但“氣質惡者,學即能移”,通過學習克服追求外物的情慾，“使動作皆中禮”，則能“變化氣質，從而恢複本來的善性，即“天地之性”。張載以他的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學說，總結了歷史上人性善惡的爭論，把地主階級的人性論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成為宋明理學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朱熹極力推崇張載的人性論思想，說“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人未曾說到。朱熹接受了張載的思想，亦用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的概念來解決人性論的問題，“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他與張載的不同之處是，從理氣關係論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認為天地之性即是理，純粹至善，氣質之性受氣稟所限，是惡的來源。氣稟不同，性亦不同，如明珠掉進水中，水有清濁，性有善惡。從理學唯心論立場，對人性論作了總結。這一思想，後來受到一些哲學家的批判。羅欽順從理氣為一物的觀點出發，反對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王廷相提出性由氣生的論點。顏元、戴震等人都反對有所謂天地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