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論證
論文之一：為什麼說張良故里在郟縣張店
作者：潘民中
張良是眾所周知的生活在戰國末年至西漢初年的一個重要歷史人物，與蕭何、韓信並稱“漢初三傑”，被後世史家譽為“謀聖”“良相”，但其故里何在，卻因《史記》《漢書》沒有留下明確記載而成了一個謎。
一、張良應該有個故里
在我國，與個人密切相關的地理概念有三個，它們是祖籍、籍貫、寓居地。祖籍指一個人的祖先、祖輩出生和長久居住的地方。籍貫、故里、故鄉、老家是指一個人出生和幼年居住的地方。寓居地是指一個人成年以後離開故里、老家出外謀生所居住之地。今天是這樣，歷史上生活過的人物當然也是如此。
記載秦漢之際歷史的正規史書是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史記》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稱：“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漢書》卷四十《張陳王周傳》基本上照抄《史記》言：“張良字子房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說他的先輩是戰國時期韓國人，只說明了他在戰國時的國籍，或者說是他的祖籍，而其本人成年之後是生活在秦漢大一統的郡縣制之下，他是何郡何縣之人，明顯缺了一筆。而《史記·留侯世家》前的《蕭相國世家》“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曹相國世家》“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書二人籍貫甚明。《陳丞相世家》“陳丞相平者，陽武戶（鄉人也”，於陳平的籍貫更是具體到“鄉”。《絳侯周勃世家》“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於周勃更將祖籍與籍貫分開載明。《漢書》是將張良與陳平、王陵、周勃同置一卷之內的，陳平、周勃二人所書與《史記》同，於王陵也曰：“王陵，沛人也。”
這樣一比較，就清楚了，張良不僅僅有祖籍，也應該有籍貫、故里才是。
二、對張良的故里，早在東晉學者就開始關注了
東晉史學家袁宏（約328~約376），文筆典雅，才思敏捷，蒐集史料作《後漢紀》三十卷、《正始名士傳》三卷、《竹林名士傳》三卷、《中朝名士傳》若干卷。《後漢紀》的撰寫，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流傳至今。袁宏在《後漢紀》中記載：“順帝永建四年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晧以陰陽不和免。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為潁川太守，以正月歲首宴賜群吏，問功曹史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嶽之精，是以聖賢龍蟠，俊乂鳳集。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父城……”鄭凱是出身潁川本地的文化官吏，對潁川的人文歷史瞭若指掌，其中父城縣是潁川郡治下的一個縣，父城縣出過一位名揚千古的歷史人物留侯張良。朱寵是一位優秀的高級官員，他任職潁川太守之前就知道潁川地靈人傑，歷史上“多產奇士”，到任之後，詳細調查潁川的“前賢往哲”，了解留侯張良的故里所在。袁宏作為優秀史學家，深知這一史料對解決歷史懸案“張良籍貫”的價值，所以特意詳細地予以引用。除了袁宏《後漢紀》關注張良籍貫，同時代的謝沈《後漢書》和袁山松的《後漢書》也都留意到這個問題，使用了朱寵這一材料。
到了唐代，史學界依據東晉人的說法，對留侯張良的籍貫、故里已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先是唐高宗永徽年間（650—655）曾任起居郎兼修國史的著名史學家顧胤作《漢書古今集義》，引用東晉謝沈《後漢書》和袁山松《後漢書》所載“張良出於城父”。後有司馬貞作《史記索隱》，就《留侯世家》所言“張良者，其先韓人也”稱：“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雲‘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司馬貞，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713—755）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館學士，主管編纂、撰述和起草詔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學家，著《史記索隱》三十卷，世號“小司馬”。同時，有張守節作《史記正義》，引《括地誌》云：“城父在汝州郟城縣東南三十里，韓地也。”《括地誌》系由“好士愛文學”知名的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於貞觀十二年（638年）根據司馬蘇勖的建議，奏請獲準編撰的，極具權威性。《括地誌》原話為“汝州郟城縣東南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雲‘城父，楚北境者也’”。
從東晉到唐代，經過幾百年多代史學家的努力，已基本弄清了留侯張良的籍貫在戰國韓國之城父邑，漢之潁川郡父城縣，而漢之父城縣就是在戰國時期先屬楚後屬韓的城父邑上設定的。
三、張良故里在河南郟縣張店
上世紀七十年代，嚴謹的歷史學傳統遭受“文革”破壞之後，新版《辭源》《辭海》“張良”詞條的撰釋者受學力所限，弄出了不應有的錯誤。新版《辭源》“張良”條於張良籍貫謂：“張良，漢韓人。”“漢韓人”，其義含混不清。新版《辭海》則謂：“張良，漢初大臣。字子房，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撰釋者不知春秋戰國時期有兩個“城父”：一為“上城父”，在西，其故城在今河南寶豐東四十里李莊鄉古城村，初屬楚國，後屬韓國；一為“下城父”，在東，其故城在今安徽亳州東南四十里城父鎮，初屬陳國，後屬楚國。秦統一天下施行郡縣制，於兩城父均置“城父縣”，漢承秦施行郡縣制，為了便於管理將在上城父設定的“城父縣”改稱“父城縣”，在下城父的“城父縣”仍用秦舊名。張良家世代都是韓國人，而位於今安徽亳縣東南的“城父”故城卻從來都沒有為韓國所有過，張良怎么可能“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呢？而漢改稱父城縣的“城父縣”，在戰國時期則一直是韓國的城父邑，且距韓國的早期國都陽翟及後來的國都新鄭都不算太遠，所以應該說袁宏《後漢紀》稱張良乃“父城”人是確鑿無誤的。
因《辭海》的權威性，使張良“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的說法流布甚廣。進入八十年代，史學工作者開始針對《辭海》張良“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之誤，進行研究考辨，相繼出現了張良故里“山西屯留”說、“山西襄汾”說、“河南禹縣”說及“河南襄城”“河南寶豐”“河南郟縣”諸說。
用研究張良故里的珍貴史料袁宏《後漢紀》“留侯張良出於父城”及顧胤《漢書古今集義》所引“張良出於城父”來衡量，山西屯留和襄汾與韓國之城父邑及漢潁川郡父城縣毫不搭界，二地不可能是張良的故里，至多是張良的祖籍地，且是遠祖的隸籍地。而“河南禹縣”說雖也以袁宏《後漢紀》和顧胤《漢書古今集義》為據來證明張良故里在今河南禹州，但忽視了在韓國國都陽翟與城父邑之間隔著郟邑的客觀史實。我們說只要肯定張良故里在韓國之城父邑或漢朝之父城縣，那么禹縣就不可能是張良故里。至於“河南襄城”“河南寶豐”“河南郟縣”三說，實為一說，只是參照地不同而已。以襄城為參照，張良故里所在之韓國城父，在襄城紫雲山西二十餘里；以寶豐為參照，在寶豐東四十里；以郟縣為參照，則在郟縣東南三十里。
張良故里既在韓國城父邑轄區之內，那么它具體在什麼地方呢？我們說它在郟縣張店，原因有五：
其一，今郟縣張店位於戰國韓國城父故城東十里，不僅在戰國韓國城父邑也即漢父城縣治下，而且為其近郊，山水形勝。在汝水以南、紫雲山以西、滍水以北、今寶豐縣城以東這片戰國韓國城父邑也即漢之父城縣所轄地方內，僅今郟縣張店有張良故里的遺蹟可考。
其二，張店原有一座漢代所建張良祠，具備歷史人物故里祠廟的諸多特徵。祠內兩株漢柏是其歷史的最好證明，雖在上世紀50年代被毀，但目睹其狀的老人健在者尚多，明清《郟縣誌》也留有記載。儘管各地漢以後所建留侯祠廟多有，但均無法與郟縣張店漢代所建張良故里祠廟的特徵相抗衡。
其三，近年張店出土有諸葛亮《留侯祠銘》刻石，更給張良故里在張店增添一重證據。刻石殘文可見：“亮攜元直，建安六年春。踏賢蹤，觀地勢不巗，然清靜秀逸，乃龍鳳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成帝王之師。吾輩嘆之！敬之！效之！”諸葛亮與友徐元直少有大志，二十歲專至張店張良故里拜謁張良祠。徐庶是潁川人，他知張良故里在父城縣境。諸葛亮少年時代曾隨父祖流寓昆陽之北平頂山之陽，世稱諸葛遺墟，與張良故里僅一山之隔，相距也就十多里，諸葛亮應是熟知張良故里張良祠所在的。
其四，清道光鹹豐年間，魯山進士潘業將長孫女嫁與張店進士張崇為妻。張崇曾親邀妻祖至張店觀張良祠壁《博浪椎圖》。潘業觀後作詩一首：“孺子報韓志已奇，天涯更有莽男兒。縱然不盡祖龍壽，也是從來第一椎。”蘊含著清代地方文化人認可張店是張良故里的信息。
其五，張店有豐富的張良遺蹟和民間世代相傳的軼事，也可資張店是張良故里的證明。
韓國從周威烈王二年（韓武子元年、公元前424年）韓武子參與分晉自立為侯國，到韓王安九年（秦王政十七年）為秦所滅，共享國194年。在這194年中，初都河南宜陽韓國故城16年，韓景侯遷都陽翟（今河南禹州）32年，韓哀侯再遷新鄭146年。以“大父（祖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計，張良家是從祖父輩走上輝煌的。應該說，在張良的祖父開地出任韓昭侯相之前就已隸籍於城父邑了。即便在祖父、父親任國相的數十年間，張家仍以城父故里為家。從“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良年少，未宦事韓”看，父親張平逝世時，張良尚在少年，即12—18歲之間，少年張良雖到過父親為相的韓都新鄭，但更多的時間是在家鄉生活。父親卒後二十年，秦滅韓。這二十年張良仍未宦事韓，當然是以居家為主的。只是到了30歲以後，立志為韓報仇，張良才離開了故里。
（作者：潘民中，歷史學家，教授，河南省平頂山市政協副主席）
論文之二：郟縣為張良故里考論
作者：王寶鄭
張良故里在平頂山，古有定論，後有傳承，但歷代有傳訛。本文從文獻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以考察。
相關歷史文獻考察
綜觀古今文獻關於張良里籍的論述，大致可以梳理為以下幾種主要觀點。“韓人論”。這是關於張良里籍最早的觀點，源於司馬遷《史記·留侯世家》：“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此後多種文獻均言“漢韓人”。“城父論”。此論見於文獻記載的時間稍晚於韓人論。《史記索隱》曰：“最早見於顧氏按語：‘《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根據這一註解，城父論最早出自《後漢書》（實際上是顧氏按語）。“輔成論”。此論出自袁宏《後漢紀·孝順皇帝紀》，中有太尉朱寵與公曹史鄭凱談論潁川人士的對話，鄭凱說：“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算入微，生民之命，恢帝王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父城論”。今人校注袁宏《後漢紀》，對朱寵與鄭凱論對中的“出於輔成”做了考證，認為：根據《續漢郡國志》及《水經注》，“輔成”應是“父城”，輔成是訛誤。“安徽亳縣論”。《中國歷代名人辭典》中說張良：“傳為城父（今安徽亳縣東南）人”。“河南郟縣論”。唐《括地誌》、《史記正義》、《史記索隱》認定“張良出於城父”，“城父在郟城縣東三十里，韓地也”。1980年版《辭海》亦云：張良，今河南郟縣東人。《中國古今名人大辭典》說張良“西漢時城父（今河南省郟縣東）人”。當代平頂山地域歷史研究者多把郟縣李口鄉張店村視為張良故里。還有山西良相村、河南禹州張得鄉、徐州小鎮等說法，這些說法都把張良故里具體到了村落。
考察以上觀點可以發現，“韓人論”、“城父論”、“輔城論”都是古代文獻所載。韓人論實際上說出了張良的國籍，而不是具體的里籍。“郟縣論”、“亳縣論”實際上是古代“城父論”的兩個分論，是同源異化論，兩種觀點大相逕庭，相去甚遠。“父城論”是“城父論”的繼承。它認為：古人所說“張良處於城父”的城父是春秋楚國城父邑，秦漢時屬潁川郡，漢初改名父城，置父城縣。關於“輔成”，筆者同意前述專家實指“父城”的考證。晉代袁宏去秦漢年代較近，應知秦漢潁川郡有父城，“輔成”很可能是後代對父城的傳訛。傳訛的原因很可能與這一帶在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置“輔城”有關，輔城在隋煬帝大業初年改為“郟城”，但造成了後世的混淆。“郟縣論”是前“城父論”、“父城論”的承襲。司馬遷之後，城父論和郟縣論一起實際上是歷史文獻上最早確立的觀點。禹州論、徐州論、山西論等是近幾年才樹立的張良里籍觀點，影響比較小。
關於兩個“城父”的關係考察。在張良里籍隸屬問題上有兩個問題幾無爭議，一是“韓人論”，司馬遷記述之後，少有爭論；二是“潁川郡論”，潁川郡始設於秦，漢、魏、晉、南北朝承之，位於中原腹地。對於歷史上的兩個“城父”的關係考察應在這兩個前提下考察。
古代城父有兩個地方：一是指“春秋楚邑”，在今平頂山境內；二是指“春秋陳邑”，在今安徽亳州。漢以來平頂山境內“城父”沒有見到名稱沿襲，而亳州之“城父”則繼續使用很長時間。出現兩個城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內在聯繫的。
中原“城父”應是城父名稱之始。按照本義，城父”之名應該是築城開始的意思，這符合楚國在“方城之外”的發展歷史。楚國憑藉其強大的實力向北方擴張，昭公元年（前541年），今平頂山市所轄地區被楚國占據，這裡成為楚國軍事最前沿。為與中原諸侯爭霸，在今南陽市方城、南召，平頂山市葉縣、魯山、舞鋼楚國北方邊陲依託山勢，構築了幾乎是中國最早的長城，所謂“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即指此。不僅築長城，方城之外也開始築起城池,因名“城父”。安徽城父系“春秋陳邑”，又名夷，可見其原名“夷”。許，在今許昌東，國小而近鄭，屢為鄭國所逼，受到楚庇護，屢次遷國，公元前533年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筆者推斷，許國人懷念故土城父，也稱陳邑為“城父”，後者對於前者有承襲關係。因遷徙而改稱的事情在中國遷徙史上不乏其例。
從行政區劃上考察，平頂山“城父”戰國時屬韓國，秦漢時屬潁川郡，安徽“城父”則屬沛郡和汝南郡，顯然後者不屬於“潁川郡”和“韓人”這兩個大前提內，因此古人“張良出於城父”之言中的“城父”實指平頂山之城父而非安徽之城父。
實際上古人對張良故里城父早已有論。晉代《括地誌》、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史記正義》一脈相承都肯定了“平頂山城父論”，十分明確地說明了張良故里之“城父”是汝州郟城縣東三十里的城父。一般認為，春秋楚城父在漢初改稱父城，是實現統一的大漢為了在行政區劃上與汝南郡之“城父”相區別。
郟縣張良故里種種實證
有不少文化現象共同印證著張良故里就在郟縣。
平頂山多張良用兵地。史志文獻中有很多劉邦用兵於此的記載，劉邦逐鹿中原時，平頂山境域正處在戰場中心區域，張良曾“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張良用兵遺蹟地尚存。在魯山縣城東南有張良鎮，俗稱張街，清乾隆時稱張良店，張良鎮西北不遠有蕭何村和韓信村，兩村與張良鎮成掎角之勢，據說是張良、蕭何、韓信率兵駐紮的地方。
民間傳說彰顯張良遺風。在今平頂山境域廣泛流傳著張良的傳說故事，如民間有“張良吹簫，逼死項羽烏江（民間稱湛河為烏江）”傳說等等，反映了張良與平頂山和郟縣有著密切的關係。
留侯祠和子房廟昭示張良故里
古父城一帶根據文獻記載有三個供奉張良的祠廟。一是張店村留侯祠。明初張良後裔張寶在廢墟上重建留侯祠，大殿前兩側各生長千年古柏（三人合抱）一棵，祠前兩側各生長千年古槐（五人合抱）一棵。古樹毀於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祠堂毀於一九八三年。一是葉縣“平山”南張子房廟。明嘉靖《葉縣誌》有記載，平山指明清時期的平頂山。位於今平頂山市衛東區大營村，明初當地居民趙氏重建；最後到民國末年，湯恩伯部據葉縣，將廟拆毀。改革開放以來，重建南子房廟，現有主殿21間、配殿10餘間。一是郟縣李口鄉大張莊村子房廟。清同治《郟縣誌》有漢留侯廟記載，原來廟規模很大，幾重院落，占地400多畝，大約抗戰時期受到嚴重破壞，文革後又重新開放，是主供張良的道廟。
武侯碑碣佐證賢蹤。郟縣李口鄉張店村發現一通隸書紅石碣，形式非常符合漢代碑碣的特徵。碑文為：“亮攜元直，建安六年，踏賢宗，觀地勢不嚴，然清淨秀逸，乃龍鳳之地。拜留侯，仰其像不威，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成帝王之師。吾輩嘆之，敬之，效之”。專家們認為這是諸葛亮書丹的珍貴碑碣,是東漢末年在平山腳下隱居生活的諸葛亮和其好友徐元直於公元201年拜訪留侯祠廟後留下的紀事碣。石碣證明了早在東漢時父城就有張良祠廟存在。綜觀現存各地子房廟，或者是生活地，或者是成仙地，或者是修行地，或者是用兵地，今郟縣歷史悠久的子房廟應是由宗祠性質祠廟演變而來。由於此碑的存在，很多人把張良里籍確定在張店。
在今郟縣李口鄉一帶，有張店村、張小店村、大張莊村、小張莊村等多個張姓村落。張店村原來有留侯祠，大張莊村中亦有張家祠堂。這些張姓村落和當地民眾歷來都非常尊崇張良，視張良為先祖先賢。
根據以上考察可以得出結論：張良故里就在古代楚城父、漢父城、隋輔城和郟城，現代郟縣李口鄉張店村和大張莊一帶。
（作者系平頂山市圖書館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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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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