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就讀於保定蓮池書院。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赴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留學,先後在善鄰書院、早稻田大學求學。期間,除上課外,張繼專在圖書館內翻閱《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書,思想極受影響,決心獻身於推翻清專制統治的鬥爭,並且全力投入,“不顧家室,雖父書至亦不拆”。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參與編撰留日學生革命刊物《國民報》,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參加東京留學生青年會。翌年因與鄒容等人剪去留日學生監督姚文甫髮辮,被逐回國;曾與章太炎結拜為兄弟,擔任上海愛國學社教師,並積極為《蘇報》撰稿,所寫《祝北京大學堂學生》、《讀嚴拿留學生密諭有憤》等文,鼓吹革命,傳誦一時。《蘇報》被封后,與章士釗續辦《國民日日報》,任編輯。
光緒三十年(1904年)任長沙明德學堂歷史教習,與黃興、宋教仁等創立華興會。不久因廣西巡撫王之春遇刺未遂案牽連被捕,出獄後重赴日本,光緒二十三年(1905年)在日本東京參加同盟會,在同盟會本部工作,並擔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發行人與編輯人,為該報擬定六大宗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赴法國,與李石曾、吳稚暉創辦《新世紀》周刊,宣傳無政府主義。
1911年,武昌起義後回國,任同盟會交際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長、國會第一屆參議院議長。
1912年8月25日,同盟會等5團體正式改組為國民黨,在北京召開成立大會,出席並與閻錫山、楊增新、李烈鈞、胡瑛、王傳炯、溫宗堯、陳錦濤、陳陶遺、莫永貞、沈秉堃、松毓、褚輔成、于右任、馬君武、田桐、譚延闓、張培爵、徐謙、王善荃、姚錫光、趙炳麟、柏文蔚、孫毓筠、景耀月、虞汝鈞、張琴、曾昭文、蔣翊武、陳明遠一起被推舉為參議。
1914年起,擔任過參議院議長、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國民黨宣傳部長、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16年任孫中山護法軍政府駐日代表。1920年任廣東軍政府顧問、國民黨北方執行部主持人。1921年任國民黨廣州特設辦事處幹事長,中國國民黨宣傳部長,北京支部部長。1922年11月,攜帶孫中山親筆信到北京與蘇俄使者越飛會談。
1924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一大中央監察委員。1924年6月提案他和謝持、鄧澤如聯名提出《彈劾共產黨案》,為此受孫中山斥責,乃至避走上海。次年11月與林森組織西山會議派,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1927年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1928年起,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司法院副院長、中央監察委員、國史館館長等職。晚年多參與編寫國民黨黨史和民國史的撰寫,也參與了故宮博物院的建立。1946年出席制憲國民大會並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年底出任國史館館長。
人物故事
1935年11月1日,愛國志士孫鳳鳴在湖南路中央黨部大禮堂前刺殺汪精衛時,很多高官嚇得屁滾尿流,張靜江滾在地上,孔祥熙一個勁地往汽車底下鑽……當時,54歲的張繼站在汪精衛身邊,聽見槍聲,他猛然撲了過去,緊緊抱住“刺客”的腰;張學良跑過去,一腳踢飛了孫鳳鳴的手槍,兩個北方佬,制服了刺客,保全了汪精衛的性命。張繼的膽子不可謂不大,但他怕老婆也是出了名的。其妻崔震華,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制憲國大代表,是一個有名的“河東獅子。當年,宋慶齡、何香凝在國大提出了“聯俄抗日”的提案,張繼也在上面簽了名。回去向老婆如實匯報,劈頭蓋臉挨了一頓臭罵。於是找何香凝,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勾去。眾人責問他為何這樣輕率,張繼紅著臉承認:“是老婆不贊同孫夫人的主張,不讓我簽字,奈何?
有人和張繼開玩笑說:你像猛虎一般,連子彈都不怕,為何怕老婆呢?張繼解釋:“老婆是獅子,老虎再厲害,能不怕么?再說,天下男人怕老婆,惟獨我老婆不怕我。”猛一聽,還真是那么回事。仔細一琢磨,不禁啞然失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張繼對西安名勝古蹟的保護,是在“發揚民族之精神,用符籌備西京之原意”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而其做法也頗為特別:首先是動員中央、地方和社會各界的力量,進行保護。茂陵、昭陵的修繕,是他直接向中央請款,爭取地方撥款完成的;杜公祠先後兩次修葺,首次修葺,就是他以個人名義倡議各界捐修的;對於藍田曇花寺、水陸庵古蹟的被毀被搶,戶縣草堂寺玉石塔頻遭毀壞,曲江王懋、王用賓墓前石虎、石羊被盜以及灃橋牌樓的險被拆除,他聞報後迅速指示函達各屬縣府,藉助地方政府力量加以制止。另外,在規劃西京公路網時,他有意識將各名勝古蹟納入其中。先後完成了漢京北路、未央宮路、木塔寺路、杜陵路、曲江池路及沿滻川各路。凡百餘里,使遊人由此“即可欣賞西京近郊風景一周”。再有,就是在若干古蹟附近創設學校,“旨在灌輸發揚我先烈雄武、創造精神,保護各處古蹟,兼為普及地方教育,救濟地方失學兒童及民眾。”這應該是其所有做法中最具特色、最富創意的。張繼籌建西京陪都期間,以西京籌名義辦過三所學校,即茂陵國小、昭陵國小和天祿閣國小,三所學校都設在著名古蹟跟前,這種“借古蹟以啟發涵養學生愛國情愫,因學校斯文而使古蹟得以保存和保護”的深意,在今天仍不失其借鑑的意義。
抗戰勝利後,或謠傳寒山寺詩碑已毀於日寇,於是吳湖帆想到當時國史館館長張繼與唐代詩人同名,如果求得一紙法書,可以為古寺平添一段佳話。吳於是請友人濮一乘到南京求字,誰知不幾天竟在報紙上見到張繼的訃文,湖帆慨嘆久之,度張書必不能得。又數日,忽接南京函,竟張繼絕筆,詩後有跋:“余夙慕寒山寺勝跡,頻年往來吳門,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與唐代題楓橋夜泊詩者相同,囑書此詩鐫石。惟余名實取恆久之意,非妄襲詩人也。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滄州張繼”。張繼猝發心臟病而卒,竟在寫此詩之當日,此真絕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