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張伯苓故居坐落在和平區大理道78號,是南開中學、大學等南開系列學校的創始人、愛國教育家張伯苓先生的住宅,原天津英租界的新加坡道(Singapore Road)39號,為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和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築。張伯苓故居始建於1920年代中葉,是磚木結構的三層英式別墅,機磚牆身,多坡式瓦頂,屬於折衷主義建築風格。室內裝潢均為菲律賓原產的木製地板、門窗和樓梯,並配有巴洛克式壁爐,裝修講究。房屋前後有寬敞的庭院,種有名貴的花草樹木,環境幽雅。張伯苓夫婦於1950年9月15日帶著周總理的一片關懷從北京回到天津,便租住於此。
故人功績
著名文學家老舍、戲劇家曹禺在美國合寫過一首詩,其中寫道:“知道有中國的,
便知道有個南開。
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誰人不知,
南開有個張校長?!”
這個張校長就是張伯苓。他是南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他從傳授“新學”的家館開始,一步一步辦起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國小和重慶南開中學,當年,有人稱他為“孔後辦學第一人”。家中開館
1876年,張伯苓出生在天津宜興阜,其父張雲藻,不以科舉功名為重,酷愛音樂,尤擅長琵琶,天津人稱之為“琵琶張”。1891年,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他是航海駕駛班最好的學生,每次考試都是名列前茅。嚴復的思想對他影響很大。1894年,張伯苓等十八名同學完成堂課,被派往北洋水師艦隊實習。
時值朝鮮東學黨之變,清政府出兵平亂,日本也趁機出兵尋釁,遂引起中日甲午戰爭。1897年,承甲午敗績,帝國主義強盜的協定既成,清廷派大員去山東辦理接收和轉讓手續,張伯苓隨艦前往。船到威海衛的頭一天,降下日本的太陽旗,升起中國的青龍旗。第二天,又降下中國的青龍旗,升起英國的米字旗。張伯苓目睹這場“國幟三易”的接收和轉讓儀式,親自嘗受了這一喪權辱國的場面,氣憤填膺。從威海衛歸來之後,他認為海軍報國無望,決定退役。
甲午之戰失敗的教訓讓他決心創辦新式教育。適值天津名紳嚴范孫倡辦新學,1898年乃延聘張伯苓主持嚴氏家塾。張伯苓在嚴館執教時期除教授學生學習英文、數學和理化外,並提倡體育。1901年,天津邑紳王奎章也聘請張伯苓教其於侄,是謂“王館”。張伯苓在嚴、王兩館,循環往復,誨人不倦。兩館教法大體相同,只是附讀學生逐年增多,設備及教法都還不完備。
1903年,張伯苓乘暑假航海東渡,親眼看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盛況,領略了日本對教育的重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深受啟發。1904年5月,經過四個月的細心考察後回國,他決定成立中學,遂將嚴、王兩館合併,成立“私立中學堂”。從此他結束了家塾先生的生涯,成為學堂的學監。
每看到各屆畢業生依依不捨地離開學校,他覺得應該向大多數學生提供繼續升學的機會,於是他決心赴美學習和考察。1918年,適逢嚴修與范靜生也赴美,張伯苓乃與嚴、范游遍美國各地,考察了許多私立大學的組織和實施。12月,張伯苓與嚴修游美歸國。不久便積極籌募經費,並獲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天津士紳之助,開始籌劃創辦南開大學。
南開大學的興辦和發展,對張伯苓來說,並不意味著興辦教育的終結。1923年建立了南開女中。接著在1928年,張伯苓又興致勃勃地在女生校舍對面建築國小校舍,設立了國小部。在興建和完善女中和國小之後,張伯苓分別於1927年和1932年創辦了南開經濟研究所和套用化學研究所,從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南開教育體系。
1934年,在南開創辦三十周年校慶紀念會上,張伯苓先生正式宣布“公”和“能”為南開校訓。張伯苓先生講,南開精神即“允公允能,日新月異”。他詳細闡述道:“允公,是大公,而不是什麼小公,小公只不過是本位主義而已,算不得什麼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遠矚,正己教人,發揚團隊精神的愛國思想,消滅自私的本位主義。”“允能者,是要做到最能。要建設現代化國家,要有現代化的科學才能。而南開學校的教育目的,就在於培養具有現代化才能的學生,不僅要求具備現代化的理論才能,並且要具有實際工作的能力。”
領導體育事業在南開老一輩校友的回憶錄中對與張校長有著這樣的記錄,“高大挺拔的身材和剛毅洪亮的天津腔。”南開學校創辦後,他強調:“南開生的體質,決不能像現在一般人那樣虛弱,要健壯起來”。於是體育教育便在南開風風火火地開展起來。在張伯苓的大力倡導下,體育之風吹遍了南開園,優秀的運動選手和實力雄厚的運動代表隊也不斷湧現。從董守義到郭毓彬,從中北足球隊到南開五虎,都是曾經在天津、華北及全國各地甚至遠東比賽中威震一時的驍將猛士。
積沙成塔,積羽沉舟。張伯苓的努力在當時的全國都產生了廣泛影響,他還被推為中國體育事業的領導人物。體育專家、曾任職於南開的郝更生指出:“中國近五十年來的體育史,和張先生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數十年來,先生提倡體育的熱忱,始終不懈,其精神感召和領導作用,對我國體育有不可磨滅的影響,我國體育能有今日的基礎,先生之功甚大。”
老舍和曹禺稱讚他“不吸菸,也不喝酒,一輩子也不摸麻將和牌九”,始終過著布衣蔬食的生活。他深知儉可養廉,婚後曾對夫人說:“教育清苦事業,所入無多,當量入以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所以一切家務均由夫人親自料理,而從無僕役。
張伯苓從辦學之日起,個人一無所有,但為了南開的發展,他不顧一切,甚至不怕赤字,不怕超支。有人說:“在南開的身邊,有歷史悠久的北大,有經濟充裕的清華,南開是個私立學校,兩者皆無。然而,南開有一位清廉剛介的張校長,他能用很少的錢,辦很多的事。”
1951年張伯苓在天津病逝,留在他身上的,只有幾元準備乘電車的零用錢。至死,張伯苓一貧如洗,但在後繼者的心目中他卻是最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