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蟲蟻
古代的飛禽走獸，昆蟲鱗介，統稱為“蟲蟻”。所謂 “弄”者，乃是寓調教、娛情之意，“弄蟲蟻”即養馴動物之術。古代中國的蟲蟻千種萬樣，小到螞蟻，大到虎豹，許多看上去簡直不能調教的動物，卻完全可以調教得悉如人意。
類型
綜而觀之，古代中國的“弄蟲蟻”，可分為四種類型。一種是為王公顯貴遣情享樂的“弄蟲蟻”。
早在周代，《周禮·夏官》上就有『服不氏』等職，專『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鄭玄對『教擾』是這樣解釋的：擾，馴也，教習使之馴服。這十分清楚地表述出『弄蟲蟻』自周代始，首先在王公顯貴階層中發展起來。
很快，春秋戰國的衛懿公養馴的仙鶴，甚至可以進退有節，聽音樂而舞蹈。秦漢宮廷流行『黃公故事』，『黃公』是一位以上演馴服老虎的驚險節目而聞名的藝人。《西京雜記》敘說魯恭王『好鬥雞、鴨及鵝雁，養孔雀、，俸谷一年費二千石』。這都從側面證明了自秦漢以來，『弄蟲蟻』已有相當的規模。為王公顯貴服務的『弄蟲蟻』，還經常在慶典活動中出演。漢代李尤《平樂觀賦》中就有『馳騁百馬，有仙駕雀，狐免驚走，禽鹿六，白象朱首』等壯觀場面。所以，歷史政府都很重視。清代宮廷中，為歡迎西方人而舉行的宴會上，就用經過訓練的老鼠表演：兩隻用細鏈條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鏈子纏結起來，然後解開。這種『特技老鼠』的確出乎人的意料，使觀看的俄國人伊台斯勃蘭德由衷讚嘆：『這些卑微的動物的表演是我看過的表演中最驚人的。』
老鼠所能表演的遠不止這些。在民間，百戲伎藝中的調教老鼠，其成就更是驚人：
如清代在蘇州玄妙觀，有一山東人表演的『鼠戲』：將一高約兩米，形如傘蓋的木架安放在地上，架內有一似戲場之地，十餘只鼠盤踞，還掛著圓圈及各式槍刀耍物。鑼一響，這些老鼠便上演各劇，有《李三娘挑水》、《孫悟空大鬧天宮》等，它們還能用爪抓住竹刀木槍，鏇轉而舞。
將老鼠調教得上演戲劇，這是為了勾起人們的欣賞興趣，但也確實不易。如同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記有一隻大青蛙教八隻小青蛙學念書一樣，清代袁枚在《子不語》中又記述了一乞丐所調教的這樣的『蛤蟆戲』：場上設一小木椅，大蛤蟆從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躍出，坐在小木椅上，接著八隻小蛤蟆從口袋中躍出落地，環對著大蛤蟆，寂然無聲。乞丐喝道：『教書!』大蛤蟆便『閣閣』叫，八隻小蛤蟆都跟著大蛤蟆『閣閣』叫，大蛤蟆叫幾聲，小蛤蟆就叫幾聲，如同先生教學生。乞丐突然說『止!』這『蝦蟆教書』當即絕聲……
清代的另一本筆記小說《聞見偶錄》，也有這樣一則《蛙教書》，看來，清代中後期，此類『弄蟲蟻』是很多的，至清光緒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橋還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隻青蛙作的這種『老師給學生上課』的表演。更為奇絕的是，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曾記述過：
北京市上有人攜一十二孔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細杖敲蛙首，蛙則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調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見聞錄·奇技》又記：
又見一人以蝦蟆，小者二十四隻，大者一隻，按古曲高下緩急，音節不爽纖毫。其蝦蟆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張，出縱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則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以次就位，其人依曲撾鼓，蝦蟆聲應拍不亂……
清代《點石齋畫報》又有一幅《蛙嬉》使人們了解到：
《點石齋畫報·蛙嬉》
浙江象山、寧海間，有一位弄蛙者，他舞黃、綠小旗，指揮十餘只黃、綠蛙，可以隨意唱一二曲俚歌，檀板漁鼓亦嫻節，拍鼓聲『咚咚』，與『閣閣』的蛙聲，若相應答。
複雜的樂曲，用什麼樣的方法纔能使蛙感應並適用自如?其內在奧妙，真是神秘莫測。可是弄蟲蟻者卻將其呈現在觀眾面前，這顯然是出於滿足人們喜怪獵奇的心理。正是在這種目的驅動下，清代的弄蟲蟻者敢於標新立異，創造出了許多奇蹟。
據徐珂《清稗類鈔》說：
光緒年間的台州，有一人教一狗學人語，歷經十餘年，這隻狗竟能讀書。表演時，取一冊《禮記》，狗讀《檀弓》篇，不爽一字；又取《周易》，讀《繫辭傳》，也非常熟。這狗讀書的聲音非常響亮，惟發音時稍強硬，不能如人語之便捷。然而《檀弓》、《繫辭傳》，都是聱牙佶屈，不易上口的，可是這狗卻被調教得可以成誦!
還有更難的是清代朱梅叔《埋懮集》所記：
《點石齋畫報·馴蠍》
一人用兩竹管，畜養了紅、白兩種螞蟻。表演前，取紅、白兩小紙旗，分東、西插在几上。此人取竹管去掉塞子，分放兩邊，再各向管口彈指數下，螞蟻隨出，自成行列，趨止於旗下，排列如陣。此人復出一小黃紙旗，作指揮狀，群蟻即紛紛齊進，兩陣既接，舉足相撲，兩兩角斗，盤鏇進退，均合節度。久之，即有一群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另一群爭進，其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逐北的模樣。此人又揮動小黃旗，戰勝的螞蟻便退回來，按次序爬入竹管，另一群戰敗的螞蟻也絡繹奔來，爭相入管，不復成行了……
這種難度極大的『弄蟲蟻』，還有許許多多，如漢代的馴蛇、馴駱駝、馴虎、馴猴；唐代的韓志和蓄赤色繩虎子，應聲按梁州，並能作『致語』；宋代的魚跳刀門，使喚蜂蝶，熊翻筋斗，驢舞柘枝，等等，它們是『弄蟲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最值得繼承和研究。
還有一種類型，就是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弄蟲蟻』。
在宋代，此類『弄蟲蟻』就很突出。隨便舉一例，如方勺《泊宅編》記北宋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的僧侶，馴養了一貓，有客來，此貓便前去迎接並走報主僧，見來的不像正經人，便緊緊跟隨……
尤其有趣的是清代王國璠《台灣雜錄》記：
一人由於事繁，便將自己養的鴨子訓練成為50隊，每隊百隻，選壯鴨為首，日出，責領隊出，到晚再領歸，歸則列隊於澤中，像排陣似的。為首的鴨戛然長鳴，則全隊無缺，否則有散失。
還有，宋代的福建，三山溪產小魚，山裡的兒童就加以畜養，讓它們互斗。這種調教鬥魚術，發展到了清代，變化成為如徐珂《清稗類鈔》所記：
有人將紅、白兩種金魚，共貯一缸，用紅、白兩種旗指揮它們，搖動紅旗，紅金魚就都隨著紅旗往來游翔，緊緊跟隨，緩轉緩隨，旗若收住，魚就都潛伏。白金魚也是這樣。再將二旗並豎，紅、白金魚則錯綜鏇轉，前後間雜，猶如軍隊走陣一般。將紅、白二旗分為兩處，紅金魚就隨紅旗歸成紅隊，白金魚隨著白旗而歸為白隊……
更有甚者，有人將魚調教得可以『下雙陸』。徐昆國《遁齋偶筆》有記：
一姓白的大吏，砌一水池，水池中用文石砌成一『雙陸盤』。招待賓客時，將池中灌滿數寸深水，兩名童子各執紅、白小旗，至池中。一童子揮紅旗，紅魚自上流悉出，按位而止。另一童子揮白旗，白魚悉出，按位而止。這些魚都長五寸多。賓客擲錢幾點說『某子移至某位』，紅旗童子按旗指某魚引至某位，某魚隨至，不差分寸。大吏也是這樣下，打落某子，魚即隨旗引入洞，再下子，旗再引魚出來。局終，魚都游入洞中，一會兒，水就放乾，池子又像原來那樣。魚順從人的旨意而『下雙陸』，這與人摸透魚的生活習性，日久相熟最有關係。這也證實了僅僅是為了自己娛樂的『弄蟲蟻』，也是可以出精品的。就像清代沈日霖
《粵西瑣記》述說的那樣：
陽朔產猴，多有畜之者。於文王先生有一猴，極馴擾，客至，猴為送煙，一手接筒，一手持火，焠吹畢，跪，後足拱前，兩手作叩頭狀而去，因呼為『禮猴』。
這是廣西人利用生活環境之便而自娛的『弄蟲蟻』，此類『弄蟲蟻』在古代中國還非常多，『禮猴』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典型罷了。
第四種類型是弄蟲蟻賭博。
弄蟲蟻賭博主要以鬥雞、鬥鵪鶉、鬥蟋蟀為代表。由於雞、鵪鶉、蟋蟀都可以斗，所以它們均具賭博性質。唐《東城老父傳》說許多世家貴主，傾帑破產，市雞以償其值。宋代四川張詠寫出了『鬥雞破百萬』的詩句，明張岱《陶庵夢憶》中所記的鬥雞是以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為賭注。
明《三纔圖會》中《鬥雞圖》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描寫貧困的王成，見人鬥鵪鶉，一賭數千，便馴養了一隻鵪鶉，走上街頭賭酒食，每次都贏，半年便積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親王府邸戰勝了『玉鶉』，大親王要買下他的鵪鶉，王成出價千金，大親王認為不值，王成卻說：小人把向市廛，日得數金，易升斗粟，一家十餘食指，無凍餒懮，是何寶如之?最後王成以六百金與大親王成交，他憑靠賣鵪鶉的金子，治田百畝，起屋作器，居然世家。
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臨安市民，在蟋蟀旺季，紛紛斗賭，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明代陸粲《庚巳編》也記：『吳俗喜鬥蟋蟀，多以決賭財物。』周暉《金陵瑣事》記：南京的鬥蟋蟀，斗之有場，盛之有器，掌之有人，必大小相配，甚至兩家方賭，傍猜者群集。清代孫佩《蘇州織造局志》形容得更是有聲有色：
吳俗每歲交秋，聚鬥蟋蟀。光棍串同局役，擇曠僻之所，搭廠排台，糾眾合斗，名曰『秋興』。無賴之徒及無知子弟，各懷銀錢賭賽，設櫃抽頭。鄰省別屬，罔不輻輳，每日不下數千人，喧聲震動閭閈。
清吳友如繪《風俗志圖說·蟋蟀會》
正因鬥雞、鬥鵪鶉、鬥蟋蟀有厚利可獲，所以人們無不精心飼養調教雞、鵪鶉、蟋蟀，由此產生了一種研究鬥雞、鵪鶉、蟋蟀的專門學問。它大大提高了中國生物學的科學技術水平。
迄今為止，我們發現的清乾隆年間未說明作者的《雞譜》，就對鬥雞的良種選配繁育，種卵的孵化和雛雞的飼育、飼養管理，各種疾病及其防治措施，進行了系統的、理論的總結，十分精闢，許多論斷，對家雞品種的發展，養雞技術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清代有了對鬥鵪鶉的飼養調教的專著——程石鄰的
《鵪鶉譜》，在這部書中，程石鄰分門別類，井井有條，闡述了對鬥鵪鶉的『相法』、『養法』、『洗法』、『養飼各法』、
『飼法』、『把法』、『鬥法』、『籠法』、『雜法』、『養斗宜忌』等等，對中國古代養鵪鶉的經驗進行了科學的分析與總
結，這對人們食用鵪鶉也會起到有益的作用。
清吳友如繪《海上百艷圖·草蟲》
蟋蟀的飼養調教著作則最多，宋代有賈似道的《促織經》，明代有嘉靖年間的《秋蟲譜》，袁宏道的《促織志》，劉侗的《促織志》，清代有陳淏子的《蟋蟀篇》，夢桂的《蟋蟀譜》，金文錦的《促織經》，朱從延的《孫鑒》，麟光的《蟋蟀秘要》，秦子惠的《功蟲錄》、《王孫經補遺》，拙園老人的《蟲魚雅集》，等等。
這些著作，或辨品，或觀行；或宜忌，或捕捉；或與食，或交配；或頭色，或治病；或下盆，或長翅……字裡行間，充滿科學辯證的精神，對中國古代的生物學是一宗大的貢獻。
綜觀鬥雞、鬥鵪鶉、鬥蟋蟀的專門著作，它們客觀上對氣候、地形的掌握，飲食的適用適當等等各門類的科學知識的發展，都有著促進和完善作用，這恐怕是熱衷於弄蟲蟻者意料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