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01年他到了上海,與束亞東、路同同相交往,因他長於文筆,又熟悉官方文書,喜歡收集邸報,而《外交報》正需要這樣的文人,於是,徐珂便加入了該報。擔任了《外交報》的編輯。外交報的成員有,董理一人(即張元濟)、撰述一人(即蔡元培)、編輯一人(即徐珂)、譯西文報一人(溫宗饒),均由創始股東分任。另設譯東文報一人,司帳一人,校繕一人,雜役二人。股東情況是:張元濟兩股,蔡元培杜亞泉合一股,溫宗饒、商務印書館各一股,趙從蕃、徐珂、沈幼珊股數不詳(以上,據汪家熔先生提供的資料)。在張元濟的收據上的簽名人是趙從蕃、蔡元培和溫宗饒;溫宗饒的股單和收據上的簽名人是趙從蕃、蔡元培和張元濟,全年預算約為銀洋五千五百元(再加開辦費五十元。)《外交報》到1910年,共辦了十年,在社會上有一定影響。
後來他隨《外交報》一起成為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職員。接著又當上了《東方雜誌》的編輯。老商務的一位編輯,即大名鼎鼎的章錫琛回憶說:“《東方雜誌》創刊於1904年,原是一種選報性質的刊物,剪集每月報章雜誌上的記事、論文,分類刊登,供留心時事者查考。《宮門抄》和《奏摺》占首要地位,其次才是時論,只偶爾發表幾篇撰譯的文字。
1909年前的編者名徐珂。因為編這種雜誌完全是剪刀糨糊的工作,他一人在幾個晚上業餘時間就能完成,讀者並不很多。”所以,後來徐珂在商務做過雜纂部長,他可說是地道的雜家。章錫琛的話雖然有點誇張,但說的也是事實。
到1911年,杜亞泉接任《東方雜誌》主編,對刊物進行了改革,雜誌有了很大的改變和發展。於是,徐珂接管了“雜纂部”。據當時在編譯所的同仁介紹,“徐在編譯所擔任雜纂部部長,我進去時,他正全力在搞《 清稗類鈔》,同時在他領導下編輯出版的有《上海指南》《日用須知》《醒世文柬指南》《通俗新尺牘》等等。這個部的主要工具是糨糊和剪刀,所有各種資料,均從報紙、雜誌、政府公報等剪下或到處找人幫忙抄錄在活頁片上”(引自謝菊曾著《十里洋場的側影》)。目的在於提供有關資料。
社會評價
風趣
據老商務同人說,“徐仲可身材矮小,極度近視,看書寫字必須戴著眼鏡與實物(指書本)接觸在一起,才能看見。但他為人非常風趣,清末他極力提倡婦女天足,即以‘天蘇閣’名其書齋,他喜填詞,與寧鄉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時見於當時的《小說月報》。”“徐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對同事相當關心,每年春節照例在自己家中備辦‘春酒’,邀請本部同人歡聚,這是別的部從來沒有過。”
勤寫
徐珂沒有一天不寫作。有一回眼睛生病,他彷惶苦悶,竟然終日不知所措。極度近視,看書寫字必須戴著眼鏡與實物(即書本)接觸在一起,才能看見。白天事忙,他用一個小本子提要式的記住要記錄的事,等有空的時候再整理書寫。每天臨睡的時候,他都要準備一支鉛筆,一個小本子,放在床頭,偶然想起什麼來的時候,就爬起來記下,哪怕是影響了睡眠,他也不管。他寫下的東西雖不是按日記述,卻每每十來天連起來整理一次。老朋友夏劍丞曾經說他有聞必錄,是極為勤奮的人,可惜沒有在前清時候的軍機處供職,不然,記下的都會是很珍貴的軍國大事。徐珂自己寫作又一個說法:“君(夏劍丞)不嘗雲,清人少筆記乎?仆欲一學此恥耳。”見他一天到晚忙於纂述,曾是愛國女校教師、給蔡元培作過大媒、用筆記錄過梁漱溟東西文化訪談的夫人何墨君,還有小妾李希都埋冤說:“難道真的是寫不到死,不罷休嗎?”孜孜矻矻,日夕握筆,是徐珂寫作的真實形象。
待客
宋朝的陳郁在他的《藏一話腴》里說到姜夔的時候,留下了這樣的名言:“白石道人姜堯章,氣貌若不勝衣,而筆力足以扛百斛之鼎。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圖書翰墨之藏,汗牛充棟。”徐珂曾經引用其中的“ 家無立錐,而一飯未嘗無食客”來述說自己的家庭。徐珂的父祖兩代都有好客家風,徐珂更是這樣,一飯未嘗無客,做了徐家座上的人,多為一時名流俊彥,可舉者有張元濟、蔡元培、康有為、胡適、梁啓超、況周頤、潘仕成、王晉卿、王輯塘、冒鶴亭等人。徐珂是杭州人,清末的杭州風俗,是客人到了,即便是吃飯的時候,家裡也不留人,徐家的家風剛好與此相反。他為人非常風趣,喜填詞,與寧鄉程子大等互相唱和,作品時見於當時的《小說月報》。徐珂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在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職、主持《東方雜誌》雜纂部時,對同事相當關心,每年春節照例在自己家中備辦“春酒”,邀請本部同人歡聚,同仁們說“這是別的部從來沒有過的”。
著作
《清稗類鈔》是他留給後人的一部前人筆記集。“全書48冊。分時令、地理、外交、風俗、工藝、文學等92類,約一萬三千五百餘條。錄自數百種清人筆記,並參考報章記載而成。範圍廣泛,檢查便利,但選錄頗為蕪雜。”(參見《辭海》)80年代,此書還重印過,可見還有眾多讀者。另編有《清朝野史大觀》《天蘇閣叢刊》《康居筆記匯函》等掌故筆記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