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35年9月俄界會議後，張國燾仍堅持其錯誤主張，率部南下。他在9月中旬主持召開的阿壩會議上，污衊黨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確方針是“右傾逃跑主義”，並且對維護中央正確方針的朱德等人進行圍攻。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非法作出《關於成立第二中央的組織決議》，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和“總司令部”，自任偽中央“主席”。12月5日，張國燾致電黨中央，狂妄地宣稱：1．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檔案，並和你們發生關係。2．你們應稱北方局、陝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3．一、四方面軍名義已取消。4．你們應將北方局、北路軍和政權組織報來，以便批准。至此，張國燾的右傾分裂主義已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此期間，黨中央率領陝甘支隊於10月19日勝利到達陝北吳起鎮，和陝北紅軍一起，粉碎了敵人的第三次“圍剿”，鞏固和擴大了陝北根據地。黨中央為了團結四方面軍共同北上，也為了教育和挽救張國燾本人，於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責令張國燾“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同時決定向全黨公布俄界會議《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24日，張浩代表共產國際致電張國燾，說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令其取消第二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張國燾被迫表示“原則同意”黨中央的路線。
由於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和黨中央的堅決反對，由於朱德、劉伯承等同張國燾的堅決鬥爭，加上1936年2月四方面軍在天全、蘆山、寶興地區作戰失敗，部隊由8萬多人減至4萬多人，張國燾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才被迫於6月6日取消偽“中央”，成立西北局。7月27日，中央正式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
當1936年7月初，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後改稱紅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後，張國燾又極力拉攏與欺騙二方面軍幹部，支持他的反黨行為，遭到二方面軍領導人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的反對。張國燾在甘孜會議上表示同意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隨後又主張西進青海。由於朱德、任弼時等人的鬥爭，張國燾又被迫同意北上。10月8日，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終於在甘肅會寧地區會師，完成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長征。
鑒於張國燾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一系列錯誤，從1937年1月在中央內部，開始了對張國燾錯誤的批判。張國燾在2月6日不得不向黨中央作了《從現在來看過去》的書面檢討，勉強承認自己“在政治上是原則性的錯誤，組織上是組織路線的錯誤。”2月27日，凱豐發表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那裡》一文，全面系統剖析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在政治形勢、軍事戰略、紅軍和蘇維埃建設等十幾個問題上的錯誤，指出：“國燾路線的性質是蘇維埃運動中一種特殊形式的右傾機會主義和軍閥土匪主義。”可是張國燾本人卻不肯認真檢查承認錯誤。凱豐的文章為延安會議全面清算張國燾的錯誤作了重要的準備。3月間，西路軍慘痛失敗的訊息傳來，引起包括紅四方面軍在內的黨內軍內同志對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強烈憤慨。
為了確定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形勢下的新任務，系統地揭發和批判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凱豐、林伯渠、林彪、彭德懷、任弼時、賀龍、董必武、羅榮桓、廖承志、徐特立、肖勁光、胡耀邦等56人。
會議共有兩項議程
（一）國民黨三中全會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二）關於張國燾的錯誤問題。
從3月23日至26日，進行第一項議程，討論西安事變和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及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會議聽取並討論通過了張聞天、毛澤東的兩個報告。最後由張聞天作結論。
會後根據張聞天和毛澤東兩個報告的內容，於4月3日中央宣傳部宣傳大綱《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我們的任務》，主要內容是：(1)指出因為國內外形勢的變動，迫使國民黨原來的政策開始轉變。(2)分析了日本對華新政策的實質是滅亡中國。(3)指出新的時期，爭取民主權利的實現是準備對日抗戰的關鍵。(4)申明中國共產黨主張恢復孫中山的三民主義。(5)闡明了在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解決國內矛盾的基本原則。(6)揭露了中國托派的漢奸面目。(7)提出了和平實現以後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
會後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於4月1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主要內容是：(1)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後，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這是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依據，並作為自己一切行動的基點。(2)指出在中國革命運動進入新階段的情況下，黨的工作中心一環，應該是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3)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從未放棄力爭自己政治領導的責任。因為半殖民地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民族解放運動只有得著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才有徹底勝利的可能。
3月27日至31日，進行第二項議程，討論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會上，張國燾首先作檢查，他承認自己“是路線的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但在一些具體的錯誤事實上，卻又進行狡辯，拒不認錯。
會上，有30多人發言。以無可辯駁的大量事實，深刻揭露和批評了張國燾的逃跑主義、軍閥主義和分裂主義的陰謀活動。張聞天、凱豐等從理論上系統地批判了張國燾反黨分裂的謬論及其錯誤路線的性質；朱德深刻地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罪過及其退卻逃跑路線，指出：張國燾一貫犯原則錯誤，不相信黨，不相信民眾，對中央派去的幹部不信任，他要個人指揮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他對中央極不尊重，從阿壩會議到松崗卓木碉會議，他進行了不少反黨反中央的活動；賀龍揭露了張國燾在二、四方面軍會師後企圖以軍閥式的手段吞併二方面軍的行為；彭德懷揭露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正確戰略方針的活動，指出：我們如不採取堅決果斷行為，就要跟著機會主義跑；毛澤東批判了張國燾的“機械論”和“狹隘經驗論”及其“後梯隊”思想。參加會議的一些受張國燾迫害的紅四方面軍的幹部，也揭發了張國燾搞肅反擴大化，打擊知識分子，排斥異己的種種罪行。會上，許多同志提出，要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並開除其黨籍，徹銷其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紅軍總政委、軍委副主席等職務。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提議，暫不給張國燾作組織結論，因為在估計到張國燾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後，也還應考慮到他在黨內的歷史，並已開始承認錯誤。為了挽救他，還應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和時間。與會大多數人同意黨中央的這一提議。
張國燾錯誤的性質和主要內容
一、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領導工作中，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這些錯誤在鄂豫皖蘇區的工作中已經開始存在著，在川陝蘇區中尤其在他的最後一時期中，已經形成為整個政治路線的錯誤。從退出川陝蘇區到成立第二中央為止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的登峰造極的時期。這是反黨反中央的路線。”
二、張國燾由於對於中國革命形勢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估計，對自己力量的估計不足，“因此喪失了紅軍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戰勝敵人，創造新蘇區，使蘇維埃紅軍成為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張向中國西部荒僻地區，實行無限制的退卻。”這是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實質。
三、張國燾忽視黨的領導作用，“他把軍權看做高於黨權。他的軍隊，是中央所不能調動的。他甚至走到以軍隊來威逼中央，依靠軍隊的力量，要求改組中央。在軍隊中公開進行反中央的鬥爭。最後，他不顧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動南下，實行分裂紅軍，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國黨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空前的罪惡行為。”在同二方面軍會合時，“他曾經企圖用強制與欺騙的方法，使二方面軍同意他的路線，共同反對中央”，但這一企圖遭到二方面軍領導者的嚴拒而完全失敗了。在四方面軍中存在著打罵制度，他忽視紅軍的模範紀律，造成了紅軍與民眾的惡劣關係。這就是張國燾的軍閥主義的實質。
四、張國燾的南下行動，是反黨反中央和分裂紅軍，是根本錯誤的。不但“使紅軍受到損失”，也“使紅軍遠離抗日前進陣地，削弱了紅軍在全國的影響與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
五、張國燾“始終對於北上與中央會合是遲疑的，對於中央的路線的正確性，是不了解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六、張國燾路線是農民的狹隘性、流氓無產階級的破壞性、及中國封建軍閥的意識形態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反映。“他拒絕無產階級思想的領導。張國燾的這種錯誤，對全黨是一個嚴重的教訓。說明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中國革命是不能得到徹底勝利的。
七、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負最主要的責任。“中央號召四方面軍及整個紅軍的全體同志在開展反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中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中央的周圍，來完成黨當前的偉大任務。”
八、中央號召全黨同志同張國燾的錯誤作堅決鬥爭。中央在估計到張國燾錯誤的重大性質之後，同時亦估計到他在黨內的歷史，及對於自己錯誤開始有所認識，認為暫時應該把黨的組織結論保留起來，給他及少數國燾路線的堅決執行者以改正錯誤的機會。
意義
延安會議是抗日戰爭爆發前夜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和全民族對日抗戰作了重要準備。同時，會議清算了張國燾的錯誤，增強了黨內團結。延安會議對於徹底清算張國燾的錯誤，肅清張國燾路線在黨內和軍內的影響，教育全黨全軍，特別是紅四方面軍的廣大指戰員，起了決定性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後來指出，延安會議“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起，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鬥爭。”
結果
延安會議後，張國燾於4月6日寫了《關於我的錯誤》。他在檢討中說：“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和軍閥主義的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這個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面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形成極大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以後的事實證明，張國燾的檢討不過是口是心非的兩面派手法。
延安會議後，在黨內和軍內廣泛深入地展開了揭發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4月24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反對張國燾路線討論大綱》，進一步系統分析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軍閥主義、分裂主義的罪惡。同時，黨中央對張國燾本人繼續採取幫助教育的態度，並安排張國燾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
然而，張國燾繼續堅持其錯誤，於1938年4月逃出陝甘寧邊區，投靠國民黨，並反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破壞全國抗日團結與全黨團結。4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