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風內容
延安整風延安整風運動從1942年2月開始至1945年春季結束，總計3年多時間，是分兩期進行的：參加整風學習的幹部大體分為三部分：一是中直、軍直系統；二是西北局、陝甘寧邊區系統；三是中央黨校系統。第一期自1942年2月至1943年7月，約1年半時間。第一期整風學習帶有試點性質，參加這次整風學習的幹部，共約4、5千人。第二期自1943年7、8月間至1945年4月，近兩年時間，這是延安地區和陝甘寧邊區全體黨員幹部普遍參加整風運動的階段。參加這一期整風學習的幹部，總計1萬2千餘人，包括全黨範圍的高、中級領導幹部；其中集中在中央黨校的有6、7千人，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二以上。
此時，中央黨校是空前地擴大了，全校共分為6個學員部，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黨校第一部。為了加強對全黨整風運動的領導，黨中央決定成立總學委，毛澤東為主任委員；總學委下設分學委。此時，中央黨校由毛澤東兼任校長，彭真任常務副校長。當時延安中央黨校成為全黨整風運動的重點單位。
主要起因
延安整風第一，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嚴重危害，必須從思想路線上加以徹底解決。
延安整風之前，中國共產黨曾先後發生過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錯誤，其中在1931年1月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台的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是理論形態最完備、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軍事上實行冒險主義，在政治上實行關門主義。這一系列“左”傾錯誤直接導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喪失，全國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黨員從30萬人減少到4萬人，白區的黨組織也幾乎損失殆盡。
儘管在遵義會議上博古“左”傾中央的統治宣告結束，但由於環境和條件的限制，當時只是解決了最為迫切的軍事和組織問題，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問題並未做出正確的結論。此後，毛澤東在1940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曾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徹底否定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形成的“左”傾政治路線。但是由於教條主義在黨內的思想基礎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沒有獲得完全成功。這讓毛澤東逐漸認識到，必須在全黨範圍開展一次整風運動，才能從根本上徹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
第二，抗戰初期王明的右傾錯誤一度引起黨內思想混亂，必須予以肅清。
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這一次，他又教條地搬用共產國際指示，提出“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口號，主張對國民黨讓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他還一再反對洛川會議以來黨堅持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路線、方針、政策，並不點名批評了毛澤東。當時，毛澤東雖然贊成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但他認為共產黨不能過分相信國民黨，必須時刻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從後來的事實來看，毛澤東的這種主張無疑是正確的，但在當時卻受到王明的批評。由於王明手握共產國際指示這道聖旨，而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著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這種右傾思想一度占了上風，這就給全黨帶來了很大的思想混亂，給黨在抗戰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後果。而要糾正這種右傾錯誤，就必須通過開展整風，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
第三，皖南事變的發生，促使毛澤東思考如何儘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導火線。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新四軍遭到慘重損失。而在事變前，毛澤東就對國民黨存有戒心，曾制定過一個先發制人的計畫，打算派15萬精兵打到國民黨後方去，但這個計畫最終被共產國際否定了。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重大意見分歧，同時也讓毛澤東的警惕性進一步增強。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決心儘快改變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從實質上擺脫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干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開展一次全黨的整風運動，從思想根源上破除將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和教條化的氛圍。
總之，在延安整風前，中國共產黨在處理中國革命問題時還不夠成熟，時常犯“左”傾或右傾錯誤。而無論是“左”還是右，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產國際指示的結果，都是教條主義的表現。這就說明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的一項重大任務。而延安整風，正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歷史條件
20世紀40年代初，抗戰已經進入相持階段，局勢相對平穩，特別是黨中央所在地陝甘寧邊區的形勢比較穩定，這就為共產黨集中時間進行整風提供了客觀條件。與此同時，黨內在經歷了多次失敗和挫折之後，逐漸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較成熟的領導骨幹。尤其是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規律的過程中，創造性地提出了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論，並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從而標誌著毛澤東思想的正式形成。這一時期，毛澤東思想還經受了各種複雜鬥爭實踐的檢驗，日益顯現出其高瞻遠矚的正確性，逐步贏得了同志們的信任，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確立和鞏固，並獲得共產國際的承認和支持。這些都為延安整風提供了條件。
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重返中央領導層，但當時他的領袖地位並不穩固。尤其是王明回國後，更是不斷向他和中央發出挑戰。1938年9月，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取得了與王明鬥爭第一個回合的勝利。
時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家圍繞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展開了熱烈討論。毛澤東首先嚴厲批評了長期在黨內占統治地位的主觀主義思想路線。他的這一重要講話，使與會同志受到很大啟發和教育，博古與張聞天等人均對自己曾經犯的錯誤做了誠懇和深刻的自我批評。而王明卻一再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解，他的這種拒絕認錯的態度遭到了與會者的一致批評。至此，毛澤東獲得了與王明鬥爭的最終勝利，為開展整風運動提供了條件。
基本過程
在充分醞釀和準備的基礎上，延安整風於1942年正式拉開了帷幕。延安時期的全黨整風運動按毛澤東的部署，大體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思想動員階段
1942年2月至4月
1942年2月上旬，毛澤東先後在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聯合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做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全面系統地提出了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任務，同時闡明了整風的宗旨和方針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這兩個報告實際上是發動全黨整風的動員報告。會後，各單位均傳達了毛澤東的報告，並制定了學習計畫和檢查工作計畫，普遍和充分地向黨員、幹部做了思想動員。
整頓三風階段
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3日，中宣部發出《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進一步對整風運動的目的、要求、方法和步驟做出明確規定，從此開始了以整頓三風為中心內容的全黨整風。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點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這是延安整風的中心內容。毛澤東著重指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點是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毛澤東認為，宗派主義是主觀主義在組織關係上的一種表現，它妨礙了黨內的統一和團結，必須加以反對。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點是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毛澤東指出，黨八股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因此必須反對黨八股，才能使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無藏身之地，實事求是的、生動活潑的創造精神才能發揚，馬克思主義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總結學習階段，各單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風學習進行總結。
總結經驗階段
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高級幹部進一步研究和討論黨的歷史問題，延安整風由此轉入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在整頓三風的基礎上，對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黨史上幾次大的路線錯誤進行全面、系統的總結並做出結論。
當時，廣大幹部主要圍繞《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黨史檔案彙編，展開了熱烈的學習和討論，同時還先後召開了多次座談會，毛澤東也做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針對同志們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通過這些學習和討論，大家普遍提高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線，更好地認識黨史上的重大路線是非問題，從而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了空前團結和統一，為奪取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充分討論和反覆修改的基礎上，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系統總結了黨在各個時期的經驗教訓，對黨史上的若干重大問題做出結論，並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傑出貢獻。至此，延安整風勝利結束。
總結
20世紀40年代的延安整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全黨範圍的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也是一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通過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不僅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破除了將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的教條主義，而且還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確定為黨的指導思想，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對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顧延安整風，從中吸取寶貴的經驗教訓，對於我們今天加深理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深遠影響
延安整風歷時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對後來的歷史發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深遠的影響。
第一，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認識上毛澤東個人意識與全黨意識相統一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逐漸形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識。1930年他發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初步顯露思想萌芽。在經歷和總結“左”傾教條主義指導革命實踐遭遇失敗的經驗教訓之後，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具體化的觀點。1939年10月，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共產黨人》雜誌寫發刊詞，“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理解”，對黨創建以來的歷史進程、黨的建設基本問題以及經驗進行闡述和總結。1941年5月，毛澤東在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結合的二十年”。然而，延安整風運動開展之前的情況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全黨認識上還遠沒有確立。這一狀況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得到改變。1942年任弼時在筆記中談自己參加整風運動體會時說：“過去的二十一年，雖然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過程，但是真正自覺地認識普遍真理與革命實踐要密切結合的重要性，還是最近幾年才開始。”當時任弼時已是有近20年黨齡的老黨員，又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他的認識很能說明問題。
在延安整風前，教條主義在黨內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許多人把蘇共經驗和共產國際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民族利益。通過整風學習，全黨來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現了建黨以來最大規模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的高潮，並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重新認識中國革命的歷史問題與現實問題。這樣，就使廣大黨員和幹部逐漸從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從根本上端正了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進一步明確了必須堅持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歷史已經證明，經過延安整風運動，中國共產黨初步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克服了長期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神聖化和絕對化的錯誤傾向，掃清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障礙，極大地推動了它的歷史進程。
第二，實現了毛澤東全黨領袖地位與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相統一在延安整風前，儘管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但是由於教條主義的干擾，其理論家地位並沒有被人們普遍認可，毛澤東思想也沒有成為全黨的指導思想。而正是經過延安整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確立。
中共黨史著作一般都以遵義會議作為毛澤東全黨領導地位確立的標誌，符合歷史事實，但事情又遠不是這樣簡單。首先，領導地位和領袖地位不完全一樣，歷史資料顯示，用“領袖”一詞來稱呼毛澤東是到1940年以後才出現在延安的報刊雜誌上。該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其中說到毛澤東是“公認的領袖”，但在前面加了“在黨的工作中”的限制詞。1941年4月，《解放》周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說到創造性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問題上的發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應指出的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報》上撰寫的紀念文章中說：“我們黨已經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領袖毛澤東”。1943年11月，鄧小平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指出：“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對於我們黨是太重要了”。在此基礎上，1945年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第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曾經開展過多次反對“左”、右傾錯誤思想的鬥爭，但由於方法不妥當，“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看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鑒於此，毛澤東創造性地提出了通過開展整風來解決黨內思想問題的辦法，這是對黨的建設學說的創新與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實踐證明，延安整風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和行之有效的，不僅在當時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第四，對我黨當代政策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運動已經過去60多年了，至今仍有偉大的現實意義。
延安整風昭示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講，堅守思想陣地，加強意識形態工作至為重要。當前擺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一個需要高度重視與警惕的問題是：我們必須能夠經受住長期執政、對外開放和面臨市場經濟的考驗。我們的黨員和幹部，面對著長期執政和對外開放的新的複雜環境，能不能夠正確使用手中的權力和始終不渝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能不能夠堅定不移地抵制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及其反動腐朽的人生觀、價值觀、道德觀的侵蝕；能不能夠徹底地粉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用“西化”、“分化”與“和平演變”的伎倆實現其破壞和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圖謀；——這是關係到我們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問題。
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在經歷“文革”動亂，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於低潮之後，我國知識界一些所謂“資深學者”和“著名經濟學家”，他們紛紛著書立說，帶頭在神州大地颳起了一股強勁的“抹黑風”、“栽贓風”和“翻案風”，充當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吹鼓手”和“急先鋒”。他們全盤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隨心所欲地往毛澤東頭上潑污水，百般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否定和醜化中國社會主義的制度和實踐；竭力鼓吹在我國實行私有化，千方百計地美化資本主義制度；顛倒黑白地為陳獨秀、王明、張國燾、高崗、林彪等人翻案，在黨內外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後果是極其嚴重的。我們回頭想一想：蘇聯是怎么垮台的？不就是因為蘇共“二十大”之後，在蘇聯的知識界帶頭颳起了全盤否定史達林和醜化蘇聯光榮歷史的狂風惡浪，首先在意識形態領域打開缺口，從而在短短30多年時間內，就導致了亡黨、亡國的慘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從中汲取沉痛的教訓。
延安整風運動對全體黨員幹部的要求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總結歷史經驗，樹立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全國解放後，毛澤東曾多次說過：長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過好“戰爭關”、“土改關”和“社會主義關”這三大“關口”。“戰爭關”和“土改關”是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關”是最終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廢除私有制，是搞無產階級革命。只有在頭腦中樹立了堅定、明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同志，才能過好這三個“關口”。所以，徹底改造世界觀，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設上一項意義深遠的重大任務。當我們黨和革命在前進征途中遇到巨大困難和遭到嚴重挫折，尤其當發生如蘇東劇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處於低潮之時，有些人便會暈頭轉向，不知所措，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發生彷徨、動搖和分化。在此形勢下，其中大多數人能夠通過學習和實踐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覺悟，成為共產主義者，但也會有少數人依然頑固堅持其舊有的立場，而與黨分道揚鑣。
時代是不斷發展的，人們的思想也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對於共產黨人來說，學習馬克思主義和改造世界觀是一輩子都要堅持不懈的事情。正如周恩來所指出的：必須做到“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所以，延安整風運動的好傳統，好作風，我們必須代代相傳，並不斷地發揚光大，使之永遠成為我們黨的傳家寶。
其他信息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號召全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個學習競賽。
1939年2月，中央成立了幹部教育部，領導和組織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毛澤東主編了《六大以來》一書，提供給黨的幹部學習和研究。
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行的高級幹部整風學習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此，開始了對全黨高級幹部的整風教育。
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出席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並作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8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由此，整風運動進入全黨普遍整風階段。
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並發表長篇講話，指導和推動了延安文藝界整風運動的開展。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澤東主持的總學習委員會，領導延安和全黨的整風運動。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開高級幹部會議進行整風。
1943年下半年，毛澤東又領導糾正了延安審查幹部運動中反特鬥爭擴大化的錯誤。
1943年10開始，延安整風運動轉入總結提高階段，即黨的高級幹部重新學習黨的歷史和路線的階段。
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方針和黨的歷史上幾個重要問題的結論。
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會議高度評價了毛澤東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偉大貢獻，公認毛澤東是全黨的領袖。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討論並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誌著黨的第一次整風運動的勝利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