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文選
《廣東文選》，是一部總集，共四十卷，清代初年著名的反清義士、詩人、文學家屈大均編。現存最早刊本是清康熙二十六年三閭書院刻本，現藏北京圖書館，系海內珍本。
屈大均，字翁山，又字介子，號三外野人、九卦先生等。廣東番禺人（今廣東省廣州市）。生於明崇禎三年（1630年），家境十分貧寒，其父屈宜遇雖曾致力於科舉，奈何總是名落孫山，被迫改習醫術，巡診於鄉間。他嗜書如命，診金悉數購書。常對屈大均說：“家可無田，但不可無書”。他將滿腔希望寄托在屈大均的身上，督課很嚴，“日誦數千言”。多虧了屈大均天資很高，且又勤奮好學，每天夜裡在母親織布機前油燈下苦讀。每夜三十頁。第二天早上由其父檢查背誦，能“不遺一字”。宜遇還經常教導大均要有氣節、潔身自好、不要作官。在此薰陶下，大均知書識理，漸漸嶄露頭角。
屈氏父子的行為受到鄉里稱讚，大均也被推薦到順德縣舉人陳邦彥門下。陳是廣州名流，忠君報國思想極深。他不僅教育屈大均的學業，更用其實際行動給大均以耳濡目染。漸漸地，大均的學業成為陳邦彥門下佼佼者，思想上也牢固地樹立了忠君保國、反清復明的念頭。就在1647年，陳邦彥在廣州舉行反清暴動，大均也追隨其中，可惜起義失敗，陳邦彥被俘殉國。這件事給大均深刻影響，發誓要報仇，並與清廷不共戴天。不久，大均又參加了李成棟的反清行動，並獻書《中興六大典》，受到李部的歡迎，準備留其任職，屈大均因父病而匆匆辭歸，甫料迅即反清失敗，屈大均只好再次返鄉。
清軍攻占廣東後，強行推行“剃髮令”，屈大均誓不相從，而削髮為僧，投在本鄉雷峰海雲寺為僧，法名今種，並把自己的住室稱為“死庵”。並寫了《長發乞人贊》、《禿頌》、《藏發冢銘》等抨擊滿清暴政。
屈大均雖暫時遁身佛門，但他決不甘心做一個“四大皆空”的和尚，而是利用和尚雲遊四方之際團結同道，共商大計，他這時做的《魯連台》一詩中這樣說：古廟千秋月，荒木萬颱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
充分反映出當時反清志士的心聲，傳頌一時。
長期的反清活動，使屈大均身份暴露。其好友遇害，大均僅以身免，只好返俗回鄉，但家中也無法久留，最後只有浪跡天涯、遊學四方。廣交朋友，仍圖謀舉事。1673年，吳三桂在雲南起兵，打著復發、復衣冠的旗幟作號召，大均也受其影響，赴吳部從軍，作了廣西按察使、監軍桂林，不久識破吳三桂的真相，乃忿然辭歸。未已吳三桂兵敗，清軍按圖索驥，捉拿曾任偽職的屈大均，大均無奈只得再度遠遁。氣憤之餘，他在南京雨花台自建衣冠冢，並作冢志銘、以發泄仇清情緒。
屢屢失敗，加上漸漸年老體衰，屈大均晚期沒有能參加重大的反清活動。但他仍然堅持反清復明立場。清廷開博學鴻詞科，薦其應試他卻斷然拒絕。雖老病潦倒仍不屈服，最後懷著無窮的遺恨，與世長辭，時在1696年，享年六十六歲。屈大均才華出眾，一生寫了大量詩詞，與陳恭尹、陳佩蘭合稱“嶺南三大家”。其詩充滿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愛國思想，風格雄健瑰奇，“如萬壑奔濤、一瀉千里”，為後人留下寶貴且豐富的精神食糧。
屈大均還是位治學嚴謹的學者，他窮個人之力，補敘《廣東通志》，最終形成卷帙宏富的《廣東新語》，是一部融知識性、學術性、資料性為一體的地方文獻。
大均死後，其文形成著述的有30餘種，以《廣東新語》為代表，還有《皇明四朝成仁錄》、《翁山易外》、《翁山文外》、《翁山詩略》、《道授堂集》等，約300萬字。另外，他還編選很多前人的詩文集，除本文介紹的《廣東文選》外，還有《廣東文集》、《廣東詩文集》等。
《廣東文選》是屈大均晚年編選的，在此之前已編定一部《廣東文集》，該書卷帙浩繁，從兩漢至明末，凡是廣東籍的知名學者都忝列其中，“大家數十、名家百餘，人各為集”。但是該書所收多為詩辭文賦，於上列名人之詔、令、疏、奏、序、記、傳、論、碑、志都沒有收集。因此屈大均總有缺憾之感。遂在晚年，參考眾家文獻，尤其是明代張鳳翼所編之《嶺南文獻》和江瞿崍所編《嶺南文獻詩集》。苦心孤詣搜羅而成。
對於此書，屈氏自感不錯，稱：“大鈞不敏，竊嘗取廣東先哲之文，篡為越語，以附於左氏越語之後，既而思之，不若稱為廣東文選之善，蓋以予先有廣東文集之役，自兩漢至明，人各為集，大家數十，名家百餘，凡為二百餘集。譬之水焉，文集為洋洋大河、而文選為一勺；譬之山焉，文集為羅浮二岳，而文選為一卷。使觀者從一勺求洋洋大河，從一卷以求羅浮二岳，是一勺為洋洋大河之必須，一卷為羅浮二岳之不可少。文選為文集之車右輪，相輔而行不可廢一者也”。確如所言，《廣東文選》絕非可有可無之作，更非狗尾續貂，洋洋四十卷之大觀，搜羅之宏富，選取之精當，罕有其匹。
相關條目
全書將兩漢至明，尤其是唐宋以來的政書及志銘等按類分排，記《敕制誥命》一卷、《疏》三卷、《表狀頌箋》一卷、《議》一卷、《策》一卷、《序》二卷、《論》一卷、《辯說解》一卷、《記》二卷、《傳》二卷、《行狀》一卷、《碑》一卷、《墓志銘》一卷、《墓表》一卷、《書》一卷、《雜著、雜文》一卷、《題跋》一卷、《贊銘箴》一卷、《賦》二卷、《四言古詩》一卷、《樂府雜體》一卷、《五言律詩》二卷、《七言律師》二卷、《五言排律師》一卷、《七言絕句詩》二卷、《詞》一卷共二十九類。
《敕制誥命》中收錄有張九齡撰《敕新羅都護》、《敕日本國王》、《敕吐蕃贊普》等三篇敕文、反映盛唐國力強盛、四方來朝的盛況，對研究唐外交史有很大參考價值。還有宋明人的文章。篇幅雖小但精當得體。
《疏》二卷、收錄自漢趙佗《報文帝書》至明林熙春《伸求言官疏》千餘年間廣東籍官員奏疏四十餘篇、篇幅巨大，但主要是明代如丘，林培等著，漢唐人較少。惟屈大均老師陳邦彥之《肅吏疏》、《屯田疏》賴其保存至今。《表狀箋頌》一卷收張九齡、余靖及明陳璉、祁順之文，其中《河清頌》、《進平蠻記表》較為少見。
《議》一卷，主要收錄了明陳建的《任官十議》、《制兵議》、《宗藩漢》。三文篇幅很大，內容豐富。
《策》一卷，主要是一些臣下對上應答及部分殿試時的考卷，如張九齡的《應道侔伊呂科策》、明倫文敘的《殿試策》等。
《序》二卷，收集各類文本序言、及贈別應答之作。如丘的《曲江集序》、《大學衍義補敘》等。張潮的序也收集不少。洋洋灑灑共收百餘篇，是該書中份量較重的部分。
《論》一卷、幾乎全是明儒的義理之學，如薛侃的《明倫論》、王漸逵的《性論》、黃佐的《天地論》、《韶樂論》等。
《辯說解》一卷，收得是明代經史學的一些考史、辨史之爭。如霍韜的《春王正月辯》、黃佐的《周禮辯》，還有唐伯元的《生母服說》、《立後說》等學術文章。
《記》二卷、《傳》二卷，主要是唐以來廣東大事和重要人物的記載，如張九齡的《開鑿大庾嶺路記》，宋代陳穎的《均賦役記》，宋代李昂英的《游忠公傳》、明張萱的《許由傳》、《皋陶傳》、《百里奚傳》等。
《行狀》一卷，這是比較少見的文體，收有李昂英的《崔清獻公行傳》等三篇。
《碑》、《墓志銘》、《墓表》各一卷，收有自漢以來所見幾種碑、碣、神道碑文，較罕見的有《漢桂陽太守周府君碑》，明林承芳《平南碑》等。《書》、《雜文》、《題跋》、《贊銘箴誄》各一卷，錄有唐以來各種書信札記和短文如張九齡《上姚令公書》、黃佐的《上楊石淙書》。其中明湛若水著《古樂經傳或問》有較大的學術價值。黃佐的《九州問》，堪稱一本明時地理書。《賦》二卷，賦自唐已衰，是編收張九齡之《白羽扇賦》、《荔支賦》，以及明代如湛若水、黃佐之輩作品。黃佐的《二京賦》系仿張衡而作，述南北二京風物民俗。頗值一讀。
各種詩詞共十四卷，除張九齡的幾篇詩作外，絕大部分是明人作品。寫人記景，迎來送往，無所不包，難以具悉。
限於篇幅，這裡只能述其綱目，該書難得一見，願在此贅述幾段，以貽有心者一二。
總得看來，《廣東新語》是補《廣東文集》而作，可以看成其續編。它遍收廣東名人如張九齡、湛若水、黃佐、羅舜臣、張潮、張萱等人各種體裁之作品，主要是社會經濟、文化、生活方面的內容。對廣東一地的發展有著詳實、全面的記載。文中絕口不提軍事、政治，似有隱衷。
廣東地處東南、由於語言、風俗的不同，內地對其很少了解。實際上該地並非如中原人所想像的那樣，她出產豐富、風景秀麗，人才輩出，可謂人傑地靈。屈大均立志把家鄉介紹給世人，無論其《廣東新語》、《廣東文集》以及本書都是想把廣東詳加描述，使人對她了解。這三本書各有所重、合起來不亞於一部《廣東通史》，其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巨作，實屬不易。今天讀罷《廣東文選》，很難不佩服廣東文教之盛，名家輩出。這恐怕就是屈氏寫著此書的目的。屈大均治學嚴謹，在四十卷的巨著中，他每篇文章都仔細研讀過，凡是有缺點的一概刪去，而且不論是否是名人大家，深恐有辱門庭。他自己也說：“未能盡善者、雖大賢弗敢錄”。今天看來，屈氏所選確係精品。大多是各家代表作。這種學風值得我們敬仰。
本書在清卻遭到毀禁，險些失傳。原因在於其文雖少有違礙，但作者乃清廷要犯，因此也遭厄運。屈大均立志反清、名頭很大、清政府恐其謬種流傳、因而對其文章蓄意誅鋤，所有屈氏所撰文稿，統統歸於全毀，而且只要一興文字獄，屈大均都要掛在首頁。在他死後一百多年裡，圍繞著禁毀屈書，還發生了一個“文驚二朝、三動天子”的故事。
雍正時期興動曾呂文字獄案，朝廷頒發《大義覺迷錄》曉諭天下。其中就有涉及屈大均文章中有反清言行事。時大均已死幾十年了，其子屈明洪嚇得趕緊攜父書投案自首，廣東地方官仍擬將大均“銼骨揚灰”、明洪“斬首示眾”。後雍正帝念明洪“自首”，饒了他一命，至於大均之墳，因其親族不知在何處作罷。又過了四十幾年、乾隆帝又興動文字獄。在各地查抄違禁書籍，命令傳到廣東，廣東便展開一場重點收繳屈大均詩文的禁書行動、結果在大均的第四代子孫手中查到幾本。遂依律將其定為大逆不道，擬誅九族，欲將屈氏子孫一網打盡。幸虧乾隆帝御審時，念屈氏已幾代不敢讀書識字，收藏禁書實屬無心，饒其一族性命，只將幾本書銷毀了事。
甫料未幾，乾隆翻閱大均文集，竟發現《雨花台葬衣冠冢志》，頓時大怒，御旨令江蘇省立即平毀，害得兩江總督高晉親自出馬，把雨花台一地所有斷碑殘碣一一洗涮辯別，仍一無結果，氣得大罵屈大均“狡兔三窟、形蹤詭密，生前犯法、死後害人、天理難容、人神共憤”。最後也只好據實上奏了事。
其實屈大均墓根本沒有墓碑，子孫憑暗記而祭祀，此一點大均確屬有先見之明，說其狡兔三窟倒也不冤。清亡後，屈氏子孫正式立碑修墳，今已成番禺一大名勝古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