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法國出現一種自由主義思潮，以巴師夏、凱里為首的經濟學家認為，世界是讓每個自然人獨立施展才能的大舞台，而資本主義是最符合人性的舞台設計，因此它能以最快的速度去積聚財富。馬克思稱之為庸俗經濟學，這種學說不願意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考察資本形成的原因，更不願意看到資本主義是建築在絕大多數人陷入相對貧困的基礎上的事實。
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ics），馬克思所選定的表明後李嘉圖經濟學特徵的用語。從那時起，這個詞就由馬克思主義著述者作了多種含義的表述，它既包括後李嘉圖古典經濟學，也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庸俗經濟學特別指專注於分析表面現象（如需求和供給）的著作，指忽視結構上的價值關係，也指不願意以公正的科學方法探究經濟關係，尤其害怕對潛藏在商品交換行為下的階級關係的研究。這後一方面，使庸俗經濟學具有辯護性，也就是說，它更感興趣的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上的合理性，而不惜犧牲科學上的公正性。
馬克思關於庸俗經濟學定義的最有權威的章節就是《資本論》第1卷德文第2版跋。馬克思在指出德國經濟學不發展特徵中，把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科學的階段和庸俗的階段，並把這一發展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聯繫在一起。停留“在資產階級的視野之內”的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不是看作歷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作社會生產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在這種情況下，政治經濟學只有在階級鬥爭潛伏的或只是偶爾發生的時候，才能夠是一門科學。因此，在現代工業還處在它的幼年時期，在資本和勞動的鬥爭還從屬於其他的鬥爭，例如從屬於資產階級及對封建主義的鬥爭時，科學上的追求還是可能的。李嘉圖被描述為是英國政治經濟學的最後的一位偉大代表，因為在他的著作中，階級利益上的對抗還是中心問題。
在馬克思看來，1820年到1830年這一階段是科學活動的最後10年，這一活動包括李嘉圖理論的普及和擴大，以及反對李嘉圖理論作資產階級解釋的無偏見的爭論。馬克思這裡指的是李嘉圖社會主義者學派和在政治經濟學俱樂部中對李嘉圖理論的早期的攻擊。1830年是決定性的分界線。在馬克思看來，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這時已經奪取政權，他們再也不需要把政治經濟學作為同舊的封建秩序作鬥爭的批判武器。階級鬥爭現在也採取了更公開的形式。它敲響了科學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喪鐘。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儘管在反對穀物法的鬥爭中政治經濟學仍然是作為批判的武器使用的。隨著穀物法的廢除，庸俗經濟學便失去了它的殘留的批判力。
馬克思的這一用語為後來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家所接受，但是這一用語沒有受過批判性地檢驗。把1830年這一準確時間作為資產階級奪取權力的時間就是一個爭論點。作為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可能存在的現代工業幼年時期，是否可以說在19世紀20年代這10年就已結束了，這也是有問題的。人們可以認為，對這種標籤和階段劃分不加批判地接受，使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分清後來的（庸俗）經濟學家之間的區別。
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發展
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逐漸由工場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過渡，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不斷發展，直接威脅著資產階級。在1825年，經濟危機的爆發，使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日益顯露出來。面臨這種形勢，資產階級更加需要的是對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為適應這種需要，便產生了庸俗政治經濟學。庸俗經濟學者拋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許多科學成分，致力於抹煞階級利益的對立，用各種各樣的辯護理論，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在資產階級經濟學領域中，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庸俗經濟學逐漸取代了古典政治經濟學。19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庸俗政治經濟學拋棄“注釋”和“通俗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式，尋求了為資本主義辯護的新方法。代表為英國西尼爾的理論。1848-1849年的歐洲革命後，一方面，出現了以法國巴師夏和美國凱里為代表的企圖證明資產階級社會各個階級利益一致的調和論；另一方面，出現了以英國約翰·穆勒為代表的折衷主義經濟理論。在德國，則產生了所謂政治經濟學的歷史學派。
1844 年恩格斯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馬克思分別於1859 年和1867 年發表了《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第一卷，而後者的副標題仍是“政治經濟學批判”，並宣布“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響了”。這樣，一方面“ 庸俗化”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開始了“邊際革命”，進而“數理化”、“計量化”、“均衡化”、“邊際化”，更重視對經濟現象的實證分析，不再側重對國家政策的分析；另一方面，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將經濟學更加“政治化”、“革命化”，從資本主義生產總過程的分析中，得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只能是推翻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
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19世紀30年代以後，庸俗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去研究經濟現象的內在聯繫，放棄了斯密和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提出邊際效用價值論，描述從經濟表面現象所見到的似是而非的外在聯繫，賦以學究氣味，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的生產方式，從而把它宣布為永恆的真理。從一方面來說，庸俗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反叛和批判。古典政治經濟學是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代表社會進步的，庸俗政治經濟學是反對工人階級，為資本主義辯護的；前者透過表面現象分析資本主義的本質和規律，後者以現象掩蓋本質，美化剝削。
西尼爾的“節慾論”（效用是能直接或間接產生快樂或避免痛苦的能力，價值由三因素構成，供給受三種手段制約，“勞動”是工人放棄自己的安樂和休息所作的犧牲，資本是資本家的犧牲。工資是勞動的報酬，利潤是節制的報酬。最後一小時論，評論，辯護性）。約翰·穆勒的經濟學說（折衷主義，反對經濟規律永恆不變的觀點，財富的分配取決於社會的法律和習慣，評價，把分配規律與生產規律割裂起來，把商品分為三類），巴師夏的經濟學說主要是經濟和諧論（社會就是交換，價值就是交換著的兩種服務的關係，價值即服務的尺度就是服務提供者所作的努力和服務接受者所節省的努力，勞動就是努力緊張，社會上的一切收入都只是歷史的別名。否認工資和利潤的對立，把資本和勞動的關係說成是相互交換的兩種服務的關係，是和諧的。）
歷史學派是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流派，但同英法庸俗政治經濟學比較起來具有自己的特點：第一，英法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對於國家的態度基本上是站在自由放任的立場上，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則極力宣揚國家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第二，德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除了為資產階級辯護外，還力圖把封建制度及其殘餘理想化。第三，德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帶有極為明顯的沙文主義色彩。德國歷史學派藉口各個民族經濟都有自己的特點，否認科學政治經濟學揭示的經濟規律具有普遍的意義。
歷史學派的內容包括先驅者李斯特及著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李斯特認為不存在政治經濟學，而只存在國民經濟學，力圖證明政治經濟學應當探討的是本民族經濟發展的條件，而不是普遍的理論概括。李斯特提出了生產力理論，為了培育德國的生產力，應當忍受暫時的犧牲，“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多少倍”。提出了生產發展階段學說（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農工商業時期），德國處於第四階段，應保護關稅，過度到第五階段，同英國爭霸，向世界擴張。後來歷史學派採納了李斯特的一系列“理論”，第一，關於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研究各個民族經濟發展的特殊道路的科學；第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缺點是所謂“世界主義”；第三，在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政策時，必須根據經濟發展的公式。方法論，主張摒棄抽象演繹法，提出歷史研究。羅雪爾：“我們的課題可以說是社會經濟或國民經濟的解剖學和生理學”，評價（馬克思：教授式的折衷主義空談）。希爾德布蘭德把經濟發展劃分為三階段（自然經濟，貨幣經濟，信用經濟），評價（不是根據生產方式的變化而是根據交換形式來劃分社會經濟形態）。
美國的資產階級和德國的資產階級一樣，在整個十九世紀時期不斷進行鬥爭，來反對英國所奉行的和來自英國資產階級所宣揚的自由貿易原則。凱里是美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階級利益調和論的創始人，代表作《社會科學原理》，認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費用，而是由再生產費用決定的。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資不僅絕對的而且相對的增加了。
參考書目
①馬克·布勞格：《李嘉圖的經濟學》，1958年英文版。
②I．I．魯賓：《經濟思想史》，1979年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