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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長夫人》內容簡介：一八八四年，西班牙偉大作家克拉林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庭長夫人》，至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這部小說愈加受到西班牙人民的喜愛與欣賞，成為西班牙文學寶庫中的一件珍品。一九八四年，西班牙文化界為《庭長夫人》問世一百周年舉
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一部小說，尤其是一部在當時受到冷落與責難的小說，百年之後竟享有如此高的榮譽，這在西班牙文學史上還是不多見的。
克拉林的生活年代，正是西班牙社會激烈動盪的年代。當時歐洲正處於資本主義迅猛發展的時期，而西班牙卻仍遭受著封建勢力和反動教會的壓迫，國家處於全面衰落之中。國際和國內形勢促使西班牙的資產階級決心衝破重重阻力，爭取得到較大發展。克拉林正是在這種新興資產階級與封建保守勢力的殊死鬥爭中成長並從事文學創作活動的。克拉林原名萊奧波爾多?阿拉斯，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於薩莫拉城。一八六九年考入奧維多大學法律系，在校期間便參加了推翻女王伊莎貝爾二世的革命，從此成為共和派。一八七一年，他進入馬德里中央大學，這期間，結認了許多文學界名流，其中就有名聲顯赫的小說家貝尼托?佩雷斯?加爾多斯。
一八七五年十月，他首次以“克拉林”（意即號角）為筆名在諷刺雜誌《鞭撻》上發表作品。從此一直使用這個筆名在多種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共和主義，批判王朝復辟。一八八三年，他返回奧維多大學，在該校長期任教，並開始構思和創作《庭長夫人》。這部作品於一八八四年完稿，分兩卷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和六月出版。一八九一年，他出版了第二部長篇小說《獨生子》，作品通過一個家庭悲劇，譴責了十九世紀西班牙頑固的保守勢力。除這兩部長篇小說外，克拉林還寫下了大量文藝評論、隨筆、諷刺小品及短篇小說。一九０一年六月十三日，他在奧維多逝世，時年四十九歲。
《庭長夫人》是克拉林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紀西班牙現實主義文學的傑作之一。故事發生在貝圖斯塔古城。主人公安娜出身於沒落貴族家庭，自幼父母雙亡，隻身寄居姑姑家中，十九歲時，嫁給一個年近半百的法庭庭長，得名“庭長夫人”。婚後，丈夫待她很好，但那不過是父愛與友誼，缺少夫妻之情。這時，當地一個花花公子、政界人物梅西亞闖入她的生活，激起了她的感情波瀾。為免於失身於他，安娜投身宗教，不料，教堂神父德帕斯對她的美貌垂涎已久，也向她發起進攻，由此導致了兩個追求者之間的激烈角逐。三年後，政界要人梅西亞終於獲勝，但不久，姦情敗露，決鬥中梅西亞殺死了安娜的丈夫，隨後逃之夭夭。小說雖寫的是一樁男女私通之事，但它卻通過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描繪了十九世紀下半葉西班牙貴族階級的生活狀況與精神面貌，揭露了貴族階級的庸俗、虛偽和冷酷以及小市民的愚昧、落後和自私，進而指出，那個爾虞我詐、人慾橫流的社會才是造成安娜悲劇的真正罪魁。安娜是個才貌出眾的少女，性格堅強，喜愛讀書，富於幻想。十歲那年，她與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在一隻船上度過一夜，此事便被渲染成一極醜聞，深深刺傷了安娜的幼小心靈，從而使她變得謹小慎微、循規蹈矩、把貞潔看得比生命還重要。安娜成年後，出落得非常漂亮，上層社會的公子哥兒們無不圍著她打轉，但卻沒有一個人願意娶她為妻，原因是她拿不出像樣的嫁妝。安娜的姑姑見高攀不成，便打算把她嫁給一個從美洲發財回來的闊佬，為拒絕這門婚事，安娜草率地與法庭庭長結婚。這種困形勢所迫，年齡懸殊的婚姻，為她的悲劇埋下了伏筆。沒有愛情的夫妻生活使安娜感到寂寞冷清，精神空虛。因此，面對情場老手梅西亞的誘惑，她雖內心矛盾，卻無法抗拒。貝圖斯塔上層社會的貴族們表面上道貌岸然，私下裡一談起男女私通及個人艷遇之類的事來，無不眉飛色舞，津津樂道。
安娜的美貌自然成了他們談論的話題，而安娜的高傲貞潔和她那出污泥而不染的品德更使他們既憤恨又忌妒。女人們忌恨安娜的美貌與貞潔，不允許這種潔身自好的女人存在於她們之中；男人們則把征服安娜當作一種至高無上的榮耀。梅西亞正是在這種思想驅使下發誓要征服庭長夫人的，他的行為是出於虛榮，出於貪婪的肉慾而絕非出於真正的愛情。因而，在殺死庭長之後，他則一走了之，把悲劇的後果全部推到安娜身上。庭長維克托是個奉公守法的政府官員，貴族社會中的正人君子。他由於厭倦了簽署檔案和判決犯人的日常事務，五十多歲便告老回家，終日以養鳥、種花、打獵、看戲為樂趣，全把安娜冷落一分。正是他在不知不覺中為梅西亞和安娜親近提供了方便。他迫於輿論的壓力，並為維護個人名譽這個最高準則，與梅西亞決鬥，結果成為貴族階級虛偽、陳舊的道德觀念的殉葬品。小說也細緻描繪了德帕斯的複雜性格。這位年輕有為的貝圖斯塔神聖教堂的講經師兼教區法官，心比天高，就是戴上教皇
的冠冕也不嫌大。然而，在與安娜的頻繁接觸中，他的好色之心愈益強烈，竟肯以自己的錦繡前程來換取一時的世俗之樂。作者把他作為宗教勢力的代表加以鞭撻，揭露他的虛偽、狂妄，剝開他道貌岸然的外表，現出他的本來面目。
在創作方法上，《庭長夫人》既有現實主義描寫，也帶有浪漫主義色彩，同時，還使用了自然主義手法。這與當時的文學狀況是緊密相關的，因為十九世紀西班牙文學本來就是一個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和地方主義等文學流派紛陳雜處、互相滲透、互相影響的階段，從這個意義上講，《庭長夫人》則綜合反映了那個時代文學創作的基本風格。
《庭長夫人》所描繪的嚴酷圖景，必然引起某種震動。小說剛一問世，便有人發表文章對它從內容到形式，從句法到語言作了全面否定，並指責它為《包法利夫人》的翻版。《庭長夫人》受到責難，問題顯然不在於其故事的本身，而在於作者以貌似冷漠的態度，非常“客觀”地描述了產生這一悲劇的前因後果，從而使一些正太君子感到難堪，因此，對這部作品他們總要千方百計地加以低毀和貶低。《庭長夫人》的價值一旦得到確認，對它的指責也就成了歷史的陳跡。現在，西班牙文學界已經把它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1615）和佩雷斯?加爾多斯的《福爾圖娜塔與哈辛塔》（1887）並列為西班牙的三大小說。這樣高的評價是公允的。
克拉林也是一個優秀的文學批評家。他堅持用準確而恰當的標準評論文學作品，由於他的批評尖銳而深刻，因而他被譽為西班牙文學評論界的道德楷模。克拉林的全部創作和評論都立足於主張進步，反對保守，歌頌光明，抨擊黑暗，深刻地揭示了封建貴族階級行將滅亡的必然結局。他的確成了西班牙新興資產階級向封建保守勢力發起衝鋒的“號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