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作 者： 林鈺雄 著
叢 書 名：元照法學文庫
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內容簡介
《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的寫作源於作者在德國留學時導師的一堂生動講座，導師講的一則案例令作者十分不解：德國嫌犯怎么會笨到就醫後還留下真實姓名？德國醫生護士怎么膽敢拒絕警方的要求？及至1998年作者執教之際，諸如“因采職權主義故對證據種類、能力不設限制”及“歐陸法就強制處分不採法官保留”等諸多根深蒂固的誤解，使作者為了正本清源而集十年之功完成《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對干預處分（干預犯罪嫌疑人的身體）的概念，台灣“刑事訴訟法”的立法現狀，實踐中的協商、審判及證據原則內容等，以諸多案例分析的形式，非常完美地闡明了《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主題——作者希望合理保護犯罪嫌疑人的人權，規範一系列證據使用原則，最終達到法律的公平。
作者簡介
林鈺雄，台灣大學法律系、法研所畢業，司法官、律師考試及格。1998年獲慕尼黑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台灣大學法律學院。主要學術著作有：《檢察官論》、《刑事法理論與實踐》、《搜尋扣押注釋書》、《嚴格證明與刑事證據》、《新刑法總則》、《刑事訴訟法》（上）（下）、《刑事程式與國際人權》、《刑法與刑訴之交錯適用》、《人權之跨國性司法實踐——歐洲人權裁判研究》（一）（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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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第一部分 干預處分
第一章 從基本權體系論身體檢查處分
一、前言與出發案例
二、身體檢查處分之基本權干預體系
三、身體檢查與搜尋處分之區別
四、授權範圍、類推禁止與附帶干預
五、干預門檻之類型化與比例化
六、新法癥結：法律保留與比例原則之失敗結合
七、結語
第二章 對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身體檢查處分
一、前言
二、德國法之分析
三、現行法之檢討
四、特殊問題之研究
五、“立法建議”——代結語
第三章 對第三人之身體檢查處分——“立法原則”之形成
一、問題之提出：與我何乾?
二、本文立場與研究範圍
三、限定受干預人範圍之原則
四、限定干預手段及同意原則
五、賦予拒絕干預特權原則
六、現行立法之探討
七、結語
第四章 論鑑定留置制度
一、前言
二、德國法之分析
三、現行法之探討
四、結語
第五章 急迫性搜尋之事後救濟——兼評“刑事訴訟法”第131條之修法
一、前言：例外是原則?
二、事後救濟之“立法模式”
三、現行立法之評析
四、事後救濟與證據使用禁止
五、“立法建議”——代結語
第二部分 刑事證據
第六章 協商程式與審判及證據原則
一、前言：訴訟構造的質變
二、從原則取向到契約取向之訴訟構造?
三、協商對原則取向訴訟構造之衝擊
四、“停損”之控制途徑
五、結語
第七章 從基礎案例談證據禁止之理論與發展
一、證據禁止導論
二、證據禁止之內涵及類型
三、證據使用禁止之功能
四、證據使用禁止之理論
五、證據使用禁止之放射效力及其限制：毒樹果實論之運用及界限
六、總結與展望
第八章 德國證據禁止論之發展與特色
一、前言
二、德國證據禁止之發展
三、德國證據禁止之特色
四、結語
五、補充說明
第三部分 判解研究
第九章 蓋上潘多拉的盒子——“大法官釋字”第582號解釋終結第六種證據方法?
一、前言：嚴格證明的里程碑
二、釋字第582號解釋之要旨
三、評釋
四、結語
五、附錄：“最高法院”發展之新趨勢
第十章 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台灣高等法院近年來座談會相關提案之評釋
一、前言
二、羈押與徒刑之競合(’02-25號提案)
三、搜尋證之有效期間(’01-36號提案)
四、無證搜尋(’02-26號及’03-23號提案)
五、拒絕證言與傳聞例外(’03-24號提案)
六、結語282
第四部分 立法評析
第十一章 鳥瞰2002年1月刑事訴訟之修法——澄清義務、起訴審查、交付審判及緩起訴制之檢討
一、前言
二、職權調查義務之限縮
三、起訴審查制之採行
四、交付審判制之引進
五、緩起訴制之建立
六、其他修法
七、結語
第十二章 鳥瞰2003年1月刑事訴訟之修法
一、前言
二、辯護人、輔佐人及代理人
三、證據章通則
四、證據章人證節
五、證據章鑑定節
六、證據章勘驗節
七、證據章證據保全節
八、公訴章審判節(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
九、自訴
十、其他修法
十一、結語
本書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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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這本書時，我腦海浮現的，是一幕十幾年前在慕尼黑大學課堂的場景。
我的指導老師——治學嚴謹但也風趣詼諧的Roxin教授，在其證據禁止研討課程時以一則德國實例作為開場白。案例大要如下：
A、B於夜間侵入c開設的店，c發現後，在黑暗中以武器還擊，其中一名入侵者受傷後兩人逃逸。後來，警員P根據c提供的線索到附近某大醫院查訪，並找到當夜急診室的值班醫師D，但D基於醫療業務秘密之拒絕證言權。拒絕透露傷患就醫資料；鍥而不捨的P，轉而尋求當夜值班護士E的協助，E基於同樣理由而予婉拒；P雖不為難E，但靈機一動表示：醫療人員固然不能泄露病患資料，但陪同隨行者並非病患，透露無妨，E鬆了一口氣，交出了隨行者B的個人資料，隨後P遂按圖索驥找到A而破案。本案後經檢察官對A、B兩人提起公訴。
聽到這裡時，來自不同地域的我，一方面是一頭霧水（德國嫌犯怎么會笨到在犯案受傷後還去就醫？還留下真實姓名資料？德國的醫生、護士怎么膽敢拒絕警方的要求？……），另一方面，心裡也默默贊嘆德國警察的分寸及機智。沒想到，Roxin說完案例後提出的問題是：法院應否禁止使用本案的相關就醫資料？更不可思議的是，在座德國同學競相舉手，贊同應該禁止使用，主要理由是：警方的做法實質上規避了醫療拒絕證言的規範目的，使用此種證據將造成傷患不敢就醫的寒蟬效應。
坦白說。對於當時的我而言，這整件事真是天方夜譚。儘管曾熟讀台灣刑事訴訟法的學說及實務，但那時我的視野被台灣地區主流的單一性與同一性所局限，對干預處分與刑事證據，其實連一知半解都談不上，更遑論什麼證據禁止了；就此，現行法與德國法的差距，豈止是一甲子而已？我帶著這場“震撼教育”的餘悸，努力上完證據禁止及其他的刑事訴訟課程之後，才得以登堂入室，窺見刑事訴訟另外一個殿堂的奧妙。隨後也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傻勁，以干預處分之法官保留及權利救濟為論文主題，順利完成我的博士學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