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
常德古城據周新國先生的《武陵藏珍》，常德古城的基本布局和規模形成於元代。《元史·地理志》記載，至元元年（1330），常德路人口達1026042人，比北宋崇寧年間鼎州人口（130865人）多了7倍。這其中，常德城區人口大量增加。常德路郡守納粼不花主持築土城將常德城擴建。由於工程浩大，一時未能完成，後來蔣大不花繼續主持，才最後完工。明代，在元代擴建的土城基礎上，開始將其改建成磚城。《武陵縣誌》卷八《城池》載：“元至順三年納粼不花築土城。明太祖取常德路，總管胡汝即舊城修之。洪武六年（1373），衛指揮孫德辟舊基，壘磚石，覆串樓，作六門，浚濠池，而制始備。”
古城始建考
常德古城始建於何時？一說為漢代，另一說為春秋戰國時期。十幾年前，常德市改造老城區，拉通武陵大道南路。在老城區中心，即武陵大道與人民中路交匯處（原興街口所在地），為修地下人防工程（即如今地下商場），挖了一個長50米、寬40米、深8米的坑。在考古學上這相當於一個大探方。從這個坑的出土物中，可以明顯看出常德地下有三個文化堆積層：
第一文化層（上層）：器物以明清磚瓦和碗、碟為主，雜以少量杯、瓶、壇、罐、素三彩瓷俑。碗、盤內印有花紋和文字圖案，如盛開的蓮花、蝴蝶、龍紋和幾何圖形等。文字印紋有“壽”“拱”“福”及紀年款大明成化年造，大清同治年制，光緒年制等。
第二文化層（中層）：有唐開元通寶、宋崇寧通寶錢、雙鳳紋銅鏡及陶瓷器。器形有雞腿壇、瓷罐、瓜棱壺、兔毫盞、碗、碟、瓷人頭哨等。其中相當一部分為常德斗姆湖窯產品。從出土物看，其年代大致相當於唐宋元之際。
第三文化層（下層）出土物有：（一）陶罐。口部微侈，平沿外折、圓折肩、圜底為凹。從頸至腹部飾6道凹弦紋、繩紋。鼓腹、泥質灰陶，火候尚高，口徑10.5，腹徑24，高20厘米。此陶罐與湖南漵浦戰國楚墓出土陶罐形制相同。（二）陶豆。泥質灰陶，火候高，細長柄，盤已殘。形制與長沙市白泥塘5號戰國墓出土陶豆相似。（三）銅矛。骹部兩側各飾兩個半環系紐，中脊斷面呈六邊形，兩翼有血槽、骹作圓錐形。通長13.7厘米。湖南著名考古學家周世榮在《湖南商周秦漢兵器研究》中，把這種類型的銅矛定為春秋戰國時期。（四）石錘。這是第三文化層中早期夾雜物。形似榔頭，兩頭稍尖，表面磨光平滑，有鈣質腐蝕，器身中間有一穿孔、孔徑2.1厘米，徑口外大內小，通長10.6、厚5.2厘米，屬於新石器時代的遺存。其年代距今約四千多年。根據地層形成的規律，下面的地層早於上面的地層（即遠古在下，近者在上），晚期地層里可以有早期的遺物。可見，這第三文化層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無疑。常德城就是在此基礎上堆積起來的。
常德古城故址
據史記載：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一支古老部族，一直活動在湘西北（今常德）一帶。這支部落，史藉中統稱為“百濮”和“群蠻”。常德處於沅水下游，古代為出入滇黔必經之地。往上可通夜郎，巴蜀、滇池；往下過洞庭入大江，可達鄂渚、夏浦、九江，地理位置極為重要。因此，先民們選擇此地集中居住。《史記》和《資治通鑑》載：“秦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六國……，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楚人擁有“黔中”相當於戰國中期偏早。屈原《離騷》云：“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以陳辭。”詩人言“濟沅湘以南征”，當是追憶楚自文王以來對南方夷越、百濮的征伐事業。《史記》載：“秦昭王三十年（公元前277），蜀中郡守張若伐楚，取得巫郡和江南，設為黔中郡。”《後漢書·南蠻》說：“漢興改為武陵。”可見，傳說張若伐楚，奪取“黔中”地後，在此築城是可信的。其目的是防禦楚人的反抗。這座城史稱張若城，即今常德城之故址。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縣誌》卷二十《山南道·朗州》云：“張若城，在（朗）州東四十步。初，秦昭王使白起伐楚，遣張若築此城以拒楚，並統五溪。”清代常德方誌《武陵縣誌》卷八《建置·城池》云：“縣城附府，濱沅水之陰，即張若城遺址。”
據此，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周新國先生推斷：常德古城始建於戰國時期，迄今已是2290年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