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演: Marc Rothemund
主演: Julia Jentsch / Gerald Alexander Held / Fabian Hinrichs / Johanna Gastdorf
製片國家/地區: 德國
上映時間: 2005-02-13 >更多
語言: 德語
又名: 索菲紹爾:最後的日子 / 帝國大審判 / 最後的蘇菲史庫 / 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
當代德國曾經評選十大偉人,分別為阿登納、馬丁·路德、馬克思、巴赫、愛因斯坦、歌德、古滕貝格、索菲·朔爾、勃蘭特、俾斯麥。其中最年輕的索菲·朔爾,死時年僅22歲,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她憑什麼享此盛譽?看起來簡單:她暗中參與製作和散發反祖國的“白玫瑰”傳單,並因此慷慨就義。仔細思想,這極不簡單。當時在祖國德國內部,個人言論受到高度限制,進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數”這等晦暗格局。作為脆弱的個人如何發出必要的聲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組成員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地實踐著關於發聲的自由哲學。



如此理解不會有任何障礙:喚醒的一部分內容也包括知情權。漢斯說服索菲時談到:“我們應該告訴人們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波蘭,300萬猶太人被殺,而我們的報導從來不會報導,所有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猶太人都關在集中營里。”也許正是殘酷的事實力量,而不僅僅是親情的感染,使索菲從恐懼的大多數轉變為勇敢的反法西斯戰士。她套購限量購買的郵票、信封、到教學樓偷拿印刷傳單的紙張,暑假到兵工廠實習,索菲看著對面猶太女工尤舍將麵包丸塞入手雷而會心微笑……在1982年電影緊張而流暢的鏡頭轉換之中,我們看到了一個人覺醒為公民的全程。
引起我注意的還有胡貝爾與漢斯的其他爭論。在祖國變本加厲的思想鉗制當中,漢斯萌念:以暴力反對祖國政府。胡貝爾認為這不僅危險,也不恰當。因為散發傳單是在魏瑪憲法許可的範圍之內,而暴力卻是恐怖活動。白玫瑰小組成員克里斯托夫也反對暴力:“我們應該用精神戰勝祖國。”以暴反暴,只能換取更危險的暴力。學校集會之時,身穿祖國制服的領導者致辭,引來正義學生的片片噓聲,繼而演變成漢斯一位傾慕者後來描述的“反對祖國的起義”。學生警察對面相博,警察手持棍棒手槍,學生則是赤手空拳。勇氣固然可佳,但肢體的憤怒能夠改變什麼?或許只會結出反面的思想果實。這個暫且不論。漢斯傾慕者事後發問:“人們不知道哪裡來的勇氣?”這完全可答:正是由於白玫瑰傳單的啟蒙與激勵。
1943年2月18日清晨,朔爾兄妹來到慕尼黑大學主樓,趁學生上課之機,把傳單依次放在教室門口。索菲在主樓光明殿二層向下拋撒傳單。校工史密特看到之後迅速舉報,蓋世太保立即予以逮捕。隨即,克里斯托夫被捕。亞歷山大·施莫雷爾、維利·格拉夫和胡貝爾等80餘名白玫瑰小組成員先後被捕。
嚴格地說,告密者校工史密特也是沉默的大多數,但他更接近於昏聵的愛國者或者布爾喬亞庸人。他熱衷物質生活,恪守既成倫理,把政府等同國家,從而成為祖國幫凶。這是一個可憐的小人物。1982年電影中,蓋世太保表彰史密特,衣飾樸素的史密特謙卑地說:“我只是做了我應該做的。”正是這種未能覺醒的狹隘認識,構成了祖國強權政治的統治基礎。這之中也包括索菲的男友福里茨,他甚至沾沾自喜於自己擁有向別人開槍的特權。他們無疑構成社會進步的阻力,教育他們喚醒他們,正是啟蒙者的日常工作。
人性中的脆弱其實並非人性弱點,僅僅是特點而已。正因它的存在,人才之所以為人。2005年電影中,索菲拒絕了蓋世太保的“好意”回到牢房,捂著肚子發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是的,任何人面對生命的消逝都會感到發自內心的恐懼,索菲也不例外。但和其他人略有不同的是,索菲的理性一旦甦醒,她立刻明白自己必須承擔的責任。“我害怕,但我並不屈服”,我想這是任何一個擁有良知者的正常反應。恐懼不可怕,沉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問自答時喪失了良知。這是唯一不可以原諒的。索菲內在的精神生活給了她頑強的支撐。影片一開始,索菲和女友聽著廣播中的老歌,邊笑邊唱,讓人幾乎忘了窗外正在進行的殘酷戰爭。導演馬克·羅特蒙德說,這就是他對索菲的理解,一個拒絕認罪誘惑、為自由獻出生命的人,她的精神世界必是溫暖而充實。
被捕四天之後的22日下午5時臨刑前,朔爾兄妹和克里斯托夫最後一次見面。他們彼此一句話不說,默默傳抽著一根香菸。索菲第一個走上野蠻而血腥的斷頭台,她平抑著起伏的心臟,面無懼色,坦蕩而從容。漢斯是最後一個,他把頭伸進刀架,突然奮力高呼:“自由萬歲!”這激昂的聲音讓人想起電影《勇敢的心》中威廉·華萊士身受殘酷的剮刑之際振聾發聵的呼喊:“FREE(自由)!”令人扼腕落淚。

白玫瑰在德國家喻戶曉,在中國也非沒有知音。2002年7月,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了德漢對照本《白玫瑰》(王瑞芝譯)。作者是漢斯和索菲的姐姐英格·朔爾,她依據當年檔案遺存,詳述漢斯、索菲生平以及事件經過。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此前也曾出版此書,譯名是《白玫瑰一九四三》(周全譯)。書中引用了當時法庭的判決書、新聞媒體的報導以及目擊者的回憶,封面赫然寫著德國前總統理查·魏茲塞克的評語:“每一個世代的勇氣都重新決定我們的文明”。是啊,所有當代言語必然擁有歷史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