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歷:
歷史小說《朱安黨人》(1829)是巴爾扎克用真名發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國布列塔尼在保皇黨煽動下發生的反對共和國政府的暴動。作者賦予英勇的共和國軍人以應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黨首領孟多蘭侯爵,表現出他當時對貴族的同情。為了寫這部小說,他曾細心研究有關暴動的歷史文獻,親自去布列塔尼調查山川形勢和農民生活,訪問暴動的目擊者和參加者,還從友人柏爾里公爵夫人那裡收集許多關於朱安黨人的掌故。從寫神怪小說過渡到寫歷史小說,是巴爾扎克走向批判現實主義的第一個重要步驟。他在《朱安黨人》中描寫的不是古代歷史,而是屬於當代社會生活範疇的重要事件。著重反映當代社會生活,正是巴爾扎克日後所寫的《人間喜劇》的一個特點。
1831年,巴爾扎克加入保皇黨。但是他的政治態度和極端保皇黨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黨內的自由派,在黨員中間不大受歡迎,他甚至公開批評保皇黨,說“這個政黨令人厭惡”,“這是一個失敗的政黨。”
從1829年寫《朱安黨人》起,巴爾扎克的創作開始進入成熟時期,即《人間喜劇》時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於文藝創作以外,還出入巴黎上流社會的沙龍,為幾種報刊撰稿,他接觸的生活面非常廣泛。
巴爾扎克從這時期起,就在現實主義理論方面進行探索。他認為小說家必須面向現實生活,使自己成為當代社會的風俗史家;又認為小說家的任務不僅在於摹寫社會現象,還須闡明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慾念和事件背後的意義。在塑造人物的問題上,他強調特性,也強調共性;他說詩人的使命在創造典型,使典型個性化,個性典型化;又說典型人物應該把那些多少和他類似的人的性格特點集於一身。他還強調藝術必須為社會服務;認為藝術家不僅描寫罪惡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義;藝術家必須同時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作為巴爾扎克的代表作的《人間喜劇》,包括九十六種長篇小說和中、短篇小說,分為“風俗研究”、“哲學研究”和“分析研究”三個部分。“風俗研究”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在這裡又分“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人生活場景”和“鄉村生活場景”六個方面。作品最初定名為《社會研究》,後來受了但丁《神曲》的啟示,才改用《人間喜劇》這個名字。
從當代風俗史家的角度出發,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描寫了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交替的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特徵,是金錢逐漸代替了貴族頭銜。1830年革命以後,金錢統治的威力尤為強大。資產階級以撈錢為生活目標,他們通過各種方法和手段來達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詐和暴力進行掠奪。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描繪了從拿破崙帝國、復辟王朝到七月王朝這一歷史時期法國社會的不同階級、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的活動場所,使作品成為一個由兩千多個人物構成的廣闊的社會畫面,從中可以看出封建主義必然為資本主義所代替的規律,和資本主義制度的某些弊病。
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描寫了形形色色具有時代特點的資產者,從他們身上反映出資產階級的發家史。在這裡,有原始的、低級的貯藏商品的高利貸者高布賽克(《高利貸者》,1830),有懂得錢幣作用的葛朗台老頭(《歐也妮•葛朗台》,1833),以及高級的金融巨頭紐沁根(《紐沁根銀行》,1838)等。他們是資產階級世界的真正主人;他們在國家法律的庇護和社會輿論的支持下,為了滿足自己的貪慾,公開進行掠奪,而在掠奪方式上又各有特點。高布賽克是舊式的剝削者,還沒有學會“最新”的發財致富之道,他寧願把商品貯藏在家裡,而不敢把它當作資本來增殖;他是以囤積商品的方式來貯藏貨幣的守財駐。葛朗台老頭的活動範圍則比較廣泛。他是由舊式剝削者向資本主義企業經營過渡的一個精明能幹、狡猾詭詐的投機商人。他知道把金錢放到有利可圖的企業中去,從而積累更多的資金。在他心目中,金錢是人們生活的目的。他非常吝嗇,利用周圍所有的人為他掠奪金錢的目的服務。銀行家紐沁根男爵是交易所中用暴發戶手段興起的新型資產階級。他的策略是使所有的資本經常處於不斷的“運動”中。他利用法律的庇護搞假倒閉,逼得幾千家小存戶陷於破產,自己卻撈到百萬黃金。他不像高布賽克和葛朗台老頭那樣裝窮、吝惜,使自己的財富深藏不露,而是窮奢極欲,用各種方法炫耀自己的財富。他身上表現了享樂、黃金和鮮血混在一起的特點。他是七月王朝時期法國金融資產階級的典型人物。
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刻畫了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的形象,如拉法埃爾•德•瓦侖丹(《驢皮記》,1831)、拉斯蒂涅(《高老頭》,1834;《紐沁根銀行》;《不自知的喜劇演員》,1846)、呂西安•呂龐潑萊(《幻滅》,1837-1843;《娼妓榮辱記》1838-1847)和伏脫冷(《高老頭》、《幻滅》、《娼妓榮辱記》)等。除了伏脫冷以外,他們當初走進社會時,都想通過“正當的”途徑尋找個人出路,後來由於沾染了上層社會的惡習,一個個弄得道德墮落。瓦侖丹從外省來到巴黎,幻想得到學者的光榮,刻苦自勵,自從認識貴婦人馥多拉以後,他便使用一切手段去追求金錢。拉斯蒂涅是一個獲得成功的野心家。他從對巴黎社會的接觸和觀察中找到成功的秘訣,苦役逃犯伏脫冷是他的引路人。拉斯蒂涅雖說有時不免懷疑和懊悔,但最後還是走上邪路,成為寡廉鮮恥的流氓政客,金融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呂西安•呂寵潑萊是一個有才能的青年詩人,他從外省來到巴黎,渴望找到出人頭地的捷徑。新聞記者羅斯多告訴了他當前文壇的內幕,他便出賣自己的才能,做一個不擇手段的文藝評論家。但是為了獲得成功,他必須乾更多的罪惡勾當。曾經作過拉斯蒂涅的引路人的伏脫冷,在這裡又為呂龐潑萊策劃陰謀,用逼死呂龐潑萊的情婦的辦法,企圖使呂龐潑萊獲得百萬家財。伏脫冷還犯了其他謀殺罪行,而呂龐潑萊則以同謀犯的嫌疑被捕,死在獄中。伏脫冷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最突出的典型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個人野心的一切罪惡;他以憤世嫉俗的面貌出現,猛烈攻擊資產階級的道德和法律,實際上卻在傳播這種道德和法律。拉斯蒂涅和呂龐潑萊便是在他指引下的兩個利慾薰心的青年,一個爬進了統治集團,一個死於牢獄。
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描寫了資產階級家庭的悲劇。在金錢原則的統治下,家庭成為人們互相欺騙掠奪的場所。做女兒的耗盡父親的財產,然後把父親像一隻擠幹了的檸檬似的丟掉(《高老頭》)。做父親的為了金錢,逼死自己的妻子,又葬送了女兒的一生(《歐也妮•葛朗台》)。做母親的企圖霸占自己丈夫的遺囑,以便剝奪兒女的財產(《高利貸者》)。做妻子的宣布丈夫為白痴,要求執管他的產業(《禁治產》,1836),或者乾脆翻臉不認自己的丈夫(《夏倍上校》,1832)。為了私心,不惜用卑劣的手段,損害親人的幸福(《貝姨》,1847),或對窮親戚任意侮辱,一旦窮親戚變富,就狠心把他殺害,奪取他的財產(《邦斯舅舅》,1846)。
作為歷史殘餘勢力的封建貴族,在《人間喜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刻畫這些形象時,巴爾扎克常常表現出對貴族階級的深切同情。例如在《高老頭》中,他用感嘆的筆調描寫鮑賽昂子爵夫人的愛情悲劇,百般美化她的貴族氣節,用希臘女神和羅馬鬥士來形容她被迫告別巴黎時的神態;又如在《禁治產》中稱德•埃斯巴爾侯爵為超凡入聖的貴族,因為他保持了清廉正直的家風;又如在《幽谷百合》(1835)中,對於莫爾梭夫夫人用祈禱來驅除邪念、克制情慾,也是讚揚備至,認為在莫爾梭夫夫人和她對青年貴族菲里克斯的愛情之間那場不為人知的搏鬥,幾乎和史冊上著名的戰役同樣偉大。但是在不少場合,巴爾扎克對封建貴族的諷刺和嘲弄卻也極其尖刻辛辣。德•法羅阿騎士(《老處女》,1836)是一個狡猾的貴族,他自視甚高,目空一切,但他在婚姻競爭中,卻被強悍的自由黨人杜•布斯吉耶弄得狼狽不堪。德•愛斯格里雍侯爵(《古物陳列室》,1836-1838)是宗法社會“忠誠”、“堅強”和“高貴”等的化身,然而他這些“品德”解決不了實際生活中的任何問題,甚至也不能保證自己的家庭中不出敗壞家風的子弟。他的兒子維克多里延因偽造支票而受到銀行家杜•克羅阿茲的控告,後來只是由於按杜•克羅阿茲的意志行事,放下貴族架子去做銀行家的侄女婿,才免於破產,保全了名譽。在巴爾扎克筆下,愛斯格里雍侯爵是一個失去時代意義、只配進“古物陳列室”的玩藝兒,而他的兒子則是在資產階級金錢關係中腐化墮落的花花公子。
巴爾扎克也是拿破崙的熱烈崇拜者。拿破崙的形象在《人間喜劇》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鄉村醫生》(1833)、《一樁神秘案件》(1841)、《三十歲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裡。同時,作者也著力描寫了和拿破崙相聯繫的帝國時代軍官的形象。
在《人間喜劇》中,巴爾扎克以讚賞的心情描述共和主義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筆下,《幻滅》中的米希爾•克雷斯蒂安是一個具有丹東和聖鞠斯特氣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歐洲聯邦制,對歐洲貴族階級威脅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黨人起義時,他和一個普通士兵一樣,在戰鬥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犧牲引起所有認識他的人們的深切哀悼,人們經常懷念他。又如《農民》(1844)中的尼茲龍,是一個農民出身的共和主義老戰士,“堅強得像鋼鐵,純潔得像黃金。”他放棄他在大革命中應得的財產,甘願過貧苦的生活,曾把獨子送到前方去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因為他憎恨有錢的人,他特別受到農民的愛戴。
日益得勢的資本主義侵入農村後所產生的變化,在《農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農民》描寫的是貴族大莊園土地所有制和資產階級小土地所有制的衝突,而農民處在這兩種社會力量中間,就像“蟲子夾在錘子和鐵砧之間一樣”。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高利貸商人高貝丹和里谷戰勝了代表貴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將軍,但是被高利貸商人和富農吸引到這場殘酷鬥爭中來的農民卻毫無所得,他們只不過陷入一種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爾扎克在這裡描寫了資產階級革命後農村在地主和資產階級雙重剝削下的貧困狀況、農民對剝削者的強烈憎恨,以及農民由當時的經濟地位所決定的對高利貸商人的依賴關係。
在《人間喜劇》中,巴爾扎克以同情的態度描寫了勞動民眾的貧苦生活。在敘述里昂紡織工人起義時,他指出這次起義的正義性和社會原因:“定貨停止的時候,工人因飢餓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時候,他幾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個苦役犯也比他們幸福。”(《紐沁根銀行》)
巴爾扎克力圖在《人間喜劇》中概括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資本主義社會的全貌,把小說寫成一部法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風俗史,但是其中沒有包括“工人生活場景”;三、四十年代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在《人間喜劇》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間接的反映。巴爾扎克寫了農民的貧困生活和悲慘命運,但他對農民暴動始終採取否定態度,把農民反抗貴族的鬥爭說成是殘忍的、野蠻的報復行為(《農民》)。他讚揚共和主義英雄,歌頌拿破崙的功績,但他對封建貴族的同情也是顯而易見的。他這種複雜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貴族保皇黨立場的反映,這裡既有封建主義因素,又有資本主義因素。
183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高老頭》,在《人間喜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間喜劇》的許多重要角色,在《高老頭》里已經出現,從人物體系來看,《高老頭》可以說是《人間喜劇》的序幕。
這部小說敘述復辟王朝時期一個青年大學生在巴黎資產階級社會影響下,逐步走向腐化墮落的故事,作者抨擊資產階級的極端利己主義和建築在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上面的人與人的關係,同時又在超階級的“父愛”的名義下,轉而肯定資產階級的腐朽寄生的生活原則。
故事發生在頹敗、粗俗和寒傖的伏蓋公寓。公寓中有三個房客特別惹人注目:懷著尋找個人出路的目的的大學生拉斯蒂涅,形跡可疑的議論家伏脫冷以及年邁力衰、神情沮喪的高老頭。高老頭有兩個女兒,大女兒當了伯爵夫人,二女兒嫁給銀行家紐沁根。由於表姐鮑賽昂子爵夫人的介紹,拉斯蒂涅認識了高老頭的兩個女兒,並且特別屬意於二女兒紐沁根夫人,企圖利用她來作為個人飛黃騰達的跳板。但是拉斯蒂涅沒有錢,無法博得巴黎貴族婦女的青睞。伏脫冷猜透了他的心事,便向他宣揚要成功就不能怕弄髒手的謬論,並為他策劃謀財害命的陰謀。伏脫冷原來是一個著名的苦役逃犯,他終於案破被捕;不久,鮑賽昂夫人又因為情場失意而遁世。但這兩個引路人的遭遇,對拉斯蒂涅來說,都是新的人生一課,他決心接受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金錢至上的法則。同時,高老頭的命運也對拉斯蒂涅發生了重要的作用。高老頭一生疼愛他的兩個女兒。為了滿足她們的虛榮心和金錢欲,他犧牲了全部家私,結果卻被她們遺棄,在貧困和疾病中死去。高老頭這種悲慘的結局,使拉斯蒂涅再一次受到了資產階級自私自利的生活教育,促使他最終地決定他的道路:決心用一切卑鄙手段向上爬,在資產階級世界裡當一名“英雄好漢”。
拉斯蒂涅伶俐狡猾,頭腦冷靜;在邪惡的誘惑面前,他並不是毫無顧慮的,有時甚至也為自己的荒唐行為感到羞愧,可是他每次內心鬥爭的結果,總是邪惡占上風。為了添制一套漂亮衣服,他寫信給母親和妹妹告急;回信來了,他感動得流淚,責備自己不該這樣狠心利用至親骨肉的感情,他很想不拿這筆錢,但是轉眼之間,想到能夠穿上新衣出入交際場中,他又得意非凡,覺得整個世界已經是他的了。伏脫冷向他建議謀害維多利小姐的哥哥,使她成為唯一繼承人,如果他和她結婚,他就可以弄到一百萬陪嫁。他雖說拒絕了這個罪惡的計畫,但並沒有停止對維多利小姐談情說愛的勾當:只要罪惡的行為不是出於自己之手,也未始不可以享受罪惡的果實。他在覺察到高老頭的悲劇以後,便成為伏蓋公寓中唯一同情高老頭的人,他護理高老頭的疾病,央求高老頭的兩個女兒來給父親送終,他典當自己的表來給高老頭辦理後事,他差不多是唯一參加高老頭的葬儀的人。但是,向上爬的野心還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風,他在安葬高老頭以後,就上紐沁根夫人家裡吃晚飯去了。拉斯蒂涅從外省到巴黎,不是非走邪路不可,但他在巴黎社會環境的影響下,逐步腐化墮落。後來當他在《紐沁根銀行》中重新出現時,他是個搞銀行假倒閉的幫手;在《不自知的喜劇演員》中,他已經獲得爵位,當上部長了。
伏脫冷是資產階級世界一名兇殘的掠奪者,因為遭到追捕,他對社會進行猛烈的反抗。從巴爾扎克後來的小說中,我們知道他當時在巴黎給一批犯人管理一筆暫時不能公開的財產。在伏蓋公寓的房客中,他看準了初出茅廬的拉斯蒂涅,千方百計地對他加以誘惑,私下和他暢談為人處世的秘訣。他罵盡了巴黎上流社會的卑鄙齷齪,但他自己所追求的卻是要撈一筆資本到美洲去販賣黑奴。他把自己置於道德之外、法律之上,用不道德來反對不道德,用無法紀來反對無法紀。他和其他掠奪者作鬥爭,採用了毒蛇猛獸互相咬齧對方咽喉的方法,誰是強者,誰就獲得勝利。伏脫冷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抨擊是由於掠奪失敗的個人仇恨而產生的,只要個人野心得到滿足,他就可以不再抨擊。後來,在《娼妓榮辱記》中,伏脫冷已搖身一變而為巴黎秘密警察廳長。
高老頭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靠投機倒把大發橫財的麵條商人,他原想爬得更高,但是在金融勢力統治日益強大的情況下,他的幻想不能實現,因而他在妻子死後,就把全部希望和感情轉移到兩個女兒身上。兩個女兒十五歲時便有自備馬車,生活非常奢華,像一個有錢的老爵爺所養的情婦,只要一開口,最荒唐的欲望也會得到滿足。後來高老頭為了給這兩個嫁給名門貴族的女兒掙面子,結束了他的麵條生意。當他知道兩個女婿不願意公開接待他,他竟像乞丐一樣,從旁門偷偷地去探望女兒,或者守候在馬路旁,窺伺女兒乘坐華麗的馬車走過去。他是伏蓋公寓裡大家取笑的對象,能夠從拉斯蒂涅那裡打聽到兩個女兒尋歡作樂的情況,是他的無上的快樂,而拉斯蒂涅也就因此成為他推心置腹的朋友。至於他的兩個女兒,她們只有在被債主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才跑來找他,而他總是千方百計地滿足她們的需要,為的是有機會看她們一眼。他病重垂危時渴望看看自己的女兒,可是她們都不肯為了給父親送終而犧牲一次參加舞會的機會。高老頭臨終時,在他的嚎叫和詛咒中,夾雜著對兩個女兒的悽慘的呼號。他甚至曾經發狠要再去做麵食生意,賺它幾百萬回來,因為錢可以買到一切,也可以買到女兒。當他看出自己已經完全被女兒拋棄時,他不由得叫喊起來,他要去抗議:如果做父親的給踩在腳底下,國家不就要亡了嗎?高老頭的殯葬,僅僅由於拉斯蒂涅及其朋友青年醫科學生皮安訓四處奔走,才得以草草了事。兩個女兒和女婿都沒有參加送葬,卻派了他們有爵徽的空車,跟著靈車一直送到公墓。
《高老頭》還成功地描寫了許多次要人物,如伏蓋太太、紐沁根男爵和皮安訓等。伏蓋太太是一個城市小市民的代表人物,她可以從舞女那樣的笑容滿面,一變而為債主的冷酷無情。她想盡辦法在房客的膳食上節省開支,把房客喝剩的酒用瓶子收集起來,年年望著自己園子裡的蘋果樹發愁,惟恐蘋果收成不好。高老頭的悲慘的死亡,只有當她害怕由此而給她帶來一些額外的開銷時,才引起她的不 安。紐沁根田爵是金融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在《人間喜劇》中多次登場,是《人間喜劇》的主要主人公之一。他在《高老頭》中雖說只是初露頭面,但我們已能看出這個資產階級強盜的實質。皮安訓是作者筆下的正面人物,他刻苦勤學,和拉斯蒂涅所走的道路恰恰相反。他同樣在巴爾扎克的另一些小說中出現,卻沒有成為任何一部小說的中心人物,其典型性遠不如《人間喜劇》中的反面形象那么突出。
作為批判現實主義的代表作家,巴爾扎克的創作特點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
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作了廣闊的反映。他以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為中心圖畫,以金錢統治原則為這幅圖畫的線索,描繪了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國社會的歷史,並以批判態度指出產生這些現象的多種原因或一種原因,闡明隱蔽在這一大堆人物、激情和事件中的意義,暴露了貴族和資產階級的罪惡,為我們認識當時法國社會提供了豐富的材料。
《人間喜劇》的許多重要人物(如拉斯蒂涅、伏脫冷、紐沁根伯爵、皮安訓等)在不同的小說中重複出現,這些小說明確地反映出他們的各個不同的生活階段及其相互聯繫,從而加深了《人間喜劇》這幅廣闊的社會畫面的整體性和連貫性。
《人間喜劇》中的人物性格是典型化的。儘管巴爾扎克唯心地認為“慾念”是人的基本要素,強調“慾念就是整個世界;沒有慾念,宗教、歷史、小說、藝術都是無用的”,但他總是把體現某一“慾念”的人物性格放在一定的生活環境中來研究它的具體發展過程,從不孤立起來描寫它。而他要求通過生活環境來塑造人物性格這一現實主義基本原則的確立,又是和他深信人是環境的產物這個觀點相聯繫的。巴爾扎克作品裡的中心人物乃至一些次要人物,都極為鮮明突出。葛朗台老頭不同於十七世紀莫里哀筆下的守財奴阿爾巴貢,也不同於《人間喜劇》所描寫的十九世紀任何其他守財奴和資本家的形象。
巴爾扎克著重描敘了物質環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圍、城市、街道以及室內裝潢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對什麼樣的人就安排什麼樣的環境。浪漫派作家通過大自然描寫來抒發人物的內心感受,巴爾扎克則藉助於物質環境的描寫來刻畫人物性格(但有時也不免失之煩瑣),這是巴爾扎克一個獨創的手法。他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資本主義世界的膿瘡潰瘍,指出資產階級如何仇視人類感情和才能的正常發展,使人們陷於良心泯滅、道德墮落的境地。一部《人間喜劇》事實上就是一部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控訴書。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給予巴爾扎克以很高的評價。馬克思認為巴爾扎克是一位“對現實關係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寫道:“不錯,巴爾扎克在政治上是一個正統派;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對上流社會必然崩潰的一曲無盡的輓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滅亡的那個階級方面。但是,儘管如此,當他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貴族男女行動的時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諷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經常毫不掩飾地加以讚賞的人物,卻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對頭,聖瑪麗修道院的共和黨英雄們,這些人在那時(1830-1836)的確是代表人民民眾的。這樣,巴爾扎克就不得不違反自己的階級同情和政治偏見;他看到了他心愛的貴族們滅亡的必然性,從而把他們描寫成不配有更好命運的人;他在當時唯一能找來未來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這樣的人,——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的最偉大勝利之一,是老巴爾扎克最重要的特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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