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巴楚文化，顧名思義，顯然不是一元的，而且不線上性的常規中演講。即使只求定性，三言兩語也斷然無濟於事，而非做多層面、全方位的解析不可。（一）我們所講的巴楚文化，既有考古學文化——主要是秦漢以前的，也有歷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主要是魏晉以後的。總而言之，它是從古到今存在於巴楚交錯地段的人類學文化，泛稱人類學，當然是把體質人類學、考古人類學、語言類學和文化人類學或社會人類學囊括無遺 。
（二）就考古學文化來說，巴文化是巴文化，楚文化是楚文化，彼此的內涵和外延都不相同，無疑是兩種文化。而且，巴文化是蠻夷文化的一支，楚文化是華夏文化的一支，彼此屬於不同的文化體系。在考古學範疇內，對巴楚文化可以理解為在某個時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也有楚文化。無論巴文化和楚文化，都不能上溯到新石器時代，更不應上溯到舊石器時代。
無論城背溪類型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和窨井溝類型文化，都不是巴文化的前身或楚文化的前身。從語言系屬上看，巴人是藏緬語族先民的一支或數支。他們來自漢水上游至黃河上游，輾轉流徒，遷至長江上游的東部和長江中游的西部。清江流域只是廩君蠻的發祥地，不是包括廩君蠻在內的巴人的發源地。至於楚人，則有芊姓與雜姓之別，前者是來自中原的祝融遺裔，後者是長江中游土著三苗的後人。
清江流域有早期巴文化遺存，但早期巴文化遺存不限於清江流域。正像沮漳河流域有早期楚文化遺存，但早期楚 文化遺存並不限於沮漳河流域。
（三）巴民族與楚民族的交往，以及巴文化與楚文化的交流，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因此，無論民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
最遲從楚君熊渠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文化交流關係了。
最遲從楚武王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通使行聘關係了。
最遲從楚共王在位時起，巴公族就與楚公族通婚了。
巴地有楚國的移民和戌兵，移民如夔國的公族，戌兵即駐守巴郡（巫郡）的楚軍戰士。楚地則有巴人與楚人錯居雜處，江陵陀江寺曾發現東周時期的巴人聚落，荊門車橋曾發現與楚墓同地的巴墓。
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
可以斷言，巴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不是板塊結構，而且不是雙魚形太極圖結構。它們交錯、交纏、互滲、互補，難解難分。
（四）巴文化和楚文化都是多源的文化，本來就賦有融合遺傳的優勢。彼此交流，容易產生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文化事象，融合遺傳的優勢就更加明顯了。
楚式的虎紋，在離巴人近的地方已見慣不怪了。在離巴人遠的地方則殊為罕見，無疑脫胎於巴式的虎紋。巴式的鐘和鉦，無疑取法於楚式的鐘和鉦，只是年代較晚、工藝較粗、形制產簡罷了。
巴人以乾欄為居室，今稱“吊腳樓”。芊姓楚人來自中原，起初與乾欄無緣。後來發展了“層台累榭”，想必是仿照乾欄營造 的，但有踵事增華之妙。巴人的乾欄大概是向越人學來的，但有出於藍而青於藍之妙。巴人遺裔的“吊腳樓”，在鄂西南、湘西北、川東南、黔東北都有，而以鄂西南的最為出眾，緣由應是其地離故楚郢都最近，或多或少都帶有層台累榭的遺風。建築方面，巴與楚的影響是雙向的。
荊門車橋出土的銅戚鑄有奇異的神像，殊難索解。巴地有形制相似的銅戚出土，然而上面沒有類似的神像。由此，對於車橋銅戚的神像究竟是源於巴人的信仰還是源於楚人的信仰，抑或源於巴人與楚人共有的信仰，至今還不能論定。
戰國時代，郢都有流行歌曲《下里》和《巴人》。學者大抵認為《下里》是楚歌，《巴人》是巴歌。然而，楚歌與巴歌流行在同時、同地，彼此難免相互影響，即楚歌有巴風，而巴歌有楚風，這也是至今還不能論定的。
有些文化事象，巴人的與楚人的相似，早晚難分，源流難辨。例如，巴人傳說有鹽水（清江）神女，楚人傳說有巫山神女，彼此不乏相似之處，某些方面頗有撲朔迷離之狀，究竟是巴人傳播給楚人的還是楚人傳播給巴人，抑或純屬巧合，也因線索不清、證據不足而至今仍是懸案。
無論在巴文化和楚文化 中，用人類學的術語來說，都有cross culture即雜交型文化或混融型文化的成分，其遺傳優勢即由此而來。
（五）作為歷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巴楚文化從來是巴楚二元複合的文化實體。複合，始則耦合，繼而融合。
竹枝詞就是巴楚文化融合遺傳的產物，有雅俗共賞的優勢。
近代和現代鄂西南的民間歌舞也是巴楚文化融合遺傳的產物，有古樸與奇巧兼備的優勢。
（六）“巴楚文化”這個術語，不僅涵蓋了歷史和現實，而且顯示出兼容並包的恢宏氣度和開放精神。
“中國的地形，從西到東，從高到低，大致可分為三級階梯。長江上游與長江中游的交接地區，位於第二階梯中段的東緣和第三階梯中段的西緣。這裡是連山疊嶺的險峽急流，地僻民貧，易守難攻，歷史的節拍比東面的大平原和西面的大盆地舒緩得多。若在深山最深處，此中人乃如桃花源中人，說文化文化精品，為中華文化史寫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詢問巴楚文化的成因，若據譚維四先生的看法，其“主要成因”有如下幾點：
“1、民族融合的結果；2、文化交流的結晶；3、國家征戰與結盟促成；4、自然地理條件與生態環境使然。”可謂一語中的。但若從民俗文化的角度看來，似還可續貂二條：一是秦漢以降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對湘鄂川黔地區巴人後裔所採取的“羈縻”政策；二是在此封閉環境中巴人後裔——土家族民眾承續了巴楚文化。使得源遠流長的巴楚文化得以不曾中斷、消失而成為一種歷史文化。當然，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活的巴楚文化主要存在於土家族（及其與故楚這地接壤地區的）民俗文化之中。
總之，巴楚文化是一種地域性的歷史文化，它主要分布於川、陝、鄂、湘、黔五省交界區域，以長江三峽為其活動中心。按《光明日報》上《三峽宜昌地帶的巴楚文化》一文分析，巴楚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徵：一是地域內的重合交叉，二是核心中的深層融合，三是民族間的聯姻通婚，四是習俗上的涵化混同。
愚意以為：巴楚文化研究應該“立足一城（宜昌），挾帶二水（沮漳河、清江——分別為楚、巴文化的發祥、勃興之地），依託三峽，輻射四方”。宜昌既是巴、楚文化的交匯之地，又處在古文化沉積帶與長江經濟開發帶的交叉點，縻帶巴楚文化腹地。經濟發達，交通便利，人才匯聚，研究巴楚文化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便何況我們在巴楚文化資源的開發方面已進行了有益的嘗試：根據土家族婚俗編創的《土裡巴人》舞蹈劇，已獲文化部“文華大獎”和是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以仿製出土的巴楚音樂文物為主體的“巴楚樂宮”，每年接待遊客數十萬人；長陽土家民俗歌舞飲譽海外；《三峽民間文學集粹〈歌謠、故事、諺語〉》好評如潮……
以上種種有利的本土條件，加上湘、鄂、川三省專家、學者的支持和指教，使得我們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巴楚文化立項，進行學術研究並結集成書的夙願。在此，謹向支持、幫助過我們的專家、學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萬事開頭難，尤其是學術上的第一步邁出更難。因為是第一步，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教訓以資借鑑，便決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路是人走出來的，至於行進的質量如何就只有“旁觀者清”了。得到社會的肯定自然令人高然是枯萎或乾涸。
又在文化沉積帶的腰部，又在經濟開發帶的腰部，宜昌面臨著獨特的挑戰和機遇。挑戰也罷，機遇也罷，都是幸運。那些尚有遺蹤可尋的文化事象都是寶貴的文化資源，一要搶救，二要利用。搶救是從調查經整理得到研究的一項系統工程，從中可以培養出宜昌自己的一批學術名家來。利用是在搶救的基礎上開發，這就不能像搶救那樣一切都講求原汁原味了，而是又要繼承、又要創造，以求化腐朽為神奇，製作出宜昌自己的一批文化精品來。
宜昌的經驗表明文化沉積帶與經濟開發帶相得益彰，一台《土裡巴人》就是令人信服的證據。《土裡巴人》，其文化價值遠在其經濟效益之上。對宜昌同志來說，《土裡巴人》或許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更多的文化精品將接踵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