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中國地區]](/img/1/cdd/nBnauM3X4QjM5gzM5czNzQz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3czLzMzLt92YucmbvRWdo5Cd0FmLwE2LvoDc0RHa.jpg "嶺南[中國地區]")
歷史概況
建制歷史
傳統嶺南建築所謂嶺南是指五嶺之南的地區，主要是漢族地區，而五嶺由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大庾嶺五座山組成，大體分布在廣西東部至廣東東部和湖南、江西五省區交界處。
嶺南在舊石器時代早期（60萬至80萬年前）就有人類活動 ；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出現了早期古人（馬壩人）。先秦時期，嶺南地區分屬南越、西甌、駱越三個部落。商與西周時代，嶺南先民便與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代，嶺南與閩、吳、越、楚國關係密切。歷史上楚庭、南武城的傳說，反映出這一時期嶺南與楚、越的關係。
古典嶺南園林春秋時期，廣東東江流域內曾出現過一個“縛婁古國”，管轄地域包括今惠州、博羅、東莞、深圳一帶 。"縛婁古國"遺址的發掘出廣東最大的先秦時期的龍窯窯址，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銅器、玉器、水晶文物等 。表明了嶺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經存在燦爛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高度文明，嶺南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秦朝統一嶺南後，設立的南海、桂林、象郡稱為“嶺南三郡”，明確了嶺南的區域範圍。範圍包括了今福建、廣東、海南、廣西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秦朝時，秦始皇命任囂為南海尉，趙佗為龍川令，設南海，桂林和象郡等。為了鞏固對嶺南的統治，秦朝從中原遷來了50萬人，這50萬人中除了遭到貶職的官員之外，大多是“賈人”，是中原移民大量南遷的開始 。當時廣東地區人口稀少，中原漢人大規模遷入，推動了廣東的開發，到公元2年，廣東人口有37.52萬人 。任囂死後，趙佗任南海尉。
趙佗像秦末，天下大亂。公元前208年，趙佗封關、絕道；三年後，兼併桂林、象郡，統一嶺南，於前204年 建立南越國 。漢武帝時滅南越國，在嶺南地區及越南設九郡，即南海（今廣州）、蒼梧（今廣西梧州）、鬱林（廣西桂平）、合浦（廣西合浦）、交趾（越南東京）、九真（越南清化）、日南（越南順化）、珠崖（海南海口）、儋耳（海南儋州）。
西漢中後期，在全國設立十三個刺史部，其中在嶺南設“交趾刺史部”（又稱交州刺史部），管轄嶺南九郡。東漢末，棄海南島（即珠崖、儋耳），嶺南九郡變成嶺南七郡。公元228年，步騭上述孫權將交州一分為二，交趾、九真、日南三郡為交州，治交趾龍編；合浦、 南海、鬱林、蒼梧四郡另設一州，治所設在蒼梧郡廣信縣（現在的封開縣），以廣信的“廣”字為名，取名為“廣州”（這是“廣州一名”的最早起源）。
在唐朝時，以在廣信東稱為廣東，在廣信西稱為廣西。唐朝貞觀年間，將全國按山川形勝之便劃分為十道，嶺南地區為嶺南道，置經略使以式遏四夷，又整合而一。唐懿宗鹹通三年（862），嶺南再劃分為嶺南東道和嶺南西道（不僅囊括今廣西大部分地區外，還統管今廣東的雷州半島和海南島），東道治廣州，西道治邕州（今南寧），嶺南再次分治，但州縣分布不均衡，粵東只有潮、循2州，粵西及西道有15州。
宋代在嶺南先設定廣南路，太宗末，分廣南路為廣南東路和廣南西路，這是廣東、廣西名稱之來歷。廣南東路治所在廣州，有14州；廣南西路治所在桂林，有7州。廣南東西之劃分，以西江流域的封州之間梧州為界，賀 江、雲開大山以東屬於廣東、以西屬於廣西，從此基本奠定兩廣的分界線。宋以後，越南北部分離出去。
至元朝，將原廣南東路轄區歸江西行省管轄；原廣南西路劃歸湖廣行省管轄，今海南省和廣東省雷州半島，都歸湖廣行省統轄。這種局面的出現主要是由於元代通嶺南的主要交通線，是沿贛水和湘水分東西兩路而下。自贛水逾大庾嶺，進入北江流域，連線的地區多在廣南東路範圍內；沿湘水上溯，經全州、靈渠、桂州（今桂林），進入西江的支流漓 水，便於聯繫的地區是原廣南西路的範圍。
明朝朱元璋開國之際，先平定長江中游之陳友諒，下游之張士誠，以控制五嶺山脈以北的江西和湖廣的部 分地盤。三年後，再陸續分兵平定廣西、廣東。直到此時，明朝又將嶺南兩廣與江西、湖廣分開。而這個時期，由於廣西壯、黎、瑤三個民族反明起義猛烈，朱元璋 採用分而治之的辦法，把黎族聚居的海南，廣西的門戶欽、廉地區劃歸廣東，以便加強控制，這種格局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後 。1965年，欽、廉地區劃歸廣西。1988年4月，海南獨立建省。
民族
嶺南地區以漢族為主，主要由南遷中原移民形成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後，在嶺南設立了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為了鞏固對嶺南的統治，秦朝從中原遷來了50萬人。這50萬人中除了遭到貶職的官員之外，大多是“賈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農抑商政策的打擊對象；既懲治“商人”，又滲透了嶺南，朝廷認為一舉兩得。因此，嶺南北方移民的經商血統確實是有根有據的。據記載，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為了穩定軍心，解決戰後駐留士兵的配偶問題，南海郡向朝廷申請加派3萬單身女性來嶺南，其理由十分含蓄：“為來自北方士兵補衣服”。秦朝最終批准這個申請，但是在數額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寡婦和未婚女子浩浩蕩蕩加入支援邊疆的行列。
自秦朝統一嶺南2200多年來，本地歷史上至少發生過6次較大的移民潮。漢武帝平定嶺南，留下占領軍駐守，歷經西漢覆亡和王莽篡政等政治變革，先後又有5批移民來到嶺南。晉代嶺南移民被稱之為“流人”，北方士族和黎民百姓紛紛逃到東南沿海。北宋滅亡和南宋末年，兩度形成士族豪門、平民百姓和抗元將士南逃，兩宋時期的移民潮從規模上遠遠超出了兩晉。明朝末年，再次有中原移民遷徙嶺南，逐漸形成廣府、客家、閩南三大漢族民系。
嶺南自古就有先民在此生息。先秦時期，古籍中對長江以南沿海一帶的部落，常統稱為“越”，文獻上稱之為“百越”，包括吳越、閩越、揚越、南越、西甌、駱越等 ，嶺南地區分屬南越、西甌、駱越三個部落。南越部落演化為今天廣東地區的壯族、瑤族、畲族 ，而西甌、駱越演化為今天廣西、海南、西南地區的壯族、瑤族、黎族、布依族、傣族、侗族、畲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少數民族。
自然環境
氣候環境
嶺南各式建築嶺南地區屬東亞季風氣候區南部，具有熱帶、亞熱帶季風海洋性氣候特點，嶺南的大部分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雷州半島一帶，海南島和南海諸島屬熱帶氣候。北回歸線橫穿嶺南中部，高溫多雨為主要氣候特徵。大部分地區夏長冬短，終年不見霜雪。太陽輻射量較多，日照時間較長，以廣東省為例，全省各地的平均日照時數載1450小時-2300小時之間。嶺南為典型的季風氣候區，風向隨季節交替變更。
夏季以南至東南風為主，風速較小；冬季大部分地區以北至東北風為主，風速較大；春秋季為交替季節，風向不如冬季穩定。因全年氣溫較高，加上雨水充沛，所以林木茂盛，四季常青，百花爭艷，各種果實終年不絕。植物資源非常豐富。
森林植物也為動物生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嶺南動物種類較多，是全國動物最繁盛的地區之一。
地理面貌
嶺南地貌因在歷次地殼運動中，受褶皺、斷裂和岩漿活動的影響，形成了山地、丘陵、台地、平原交錯，且山地較多、岩石性質差別較大、地貌類型複雜多樣的特點。嶺南河流眾多，具有流量大，含沙量少，汛期長，徑流量豐富等特點，這些河流絕大多數源自西北部、北部和東部的崇山峻岭中。嶺南最大的河流珠江，是中國漢地境內第三長河，流量僅次於長江，居全國第二位。
嶺南文化
嶺南文化涵蓋學術、文學、繪畫、書法、音樂、戲曲、工藝、建築、園林、民俗、宗教、飲食、語言等眾多內容。從地域上，嶺南文化又分為廣東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三大塊，尤其以屬於廣東文化的廣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為主，構成了嶺南漢文化的主體。
嶺南文化，源遠流長。歷史上，在漢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在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等多方面，嶺南文化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史上居於重要地位，起著重要作用。近代嶺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國的一種先進文化，對近代中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嶺南文化以其獨有的多元、務實、開放、兼容、創新等特點，采中原之精粹，納四海之新風，融匯升華，自成宗系，在中華大文化之林獨樹一幟，對嶺南地區乃至全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起著積極的推動作用，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
學術
漢代時期，陳欽、陳元父子是當時嶺南著名的經學家，陳元更設館洛陽，傳授《春秋左氏學》，被譽為“嶺南之儒宗” 。廣州漢議郎學者楊孚向皇帝極力主張以孝治天下，得到漢和帝的採納，下詔命令“臣民均行三年通喪”，同時獎勵有孝行的臣民，救濟孤寡貧老者，使“孝治”禮教影響後世千餘年。楊孚還寫出了我國第一部地區性的物產專著《異物志》。
宋代，廣東出現了林巽、馮元、王大寶等一批經學大師。南宋時期，南宋名臣崔與之與弟子李昴英在廣州創立了嶺南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流派--菊坡學派，是當時嶺南學術的主流學派，他們強調的是經世致用的學問，要培養的是有正氣、有學識、有能力、有功績的讀書人。菊坡學派在思想上重仁治，重君，重才觀。李昴英便是菊坡學派培養的嶺南歷史上第一位探花，其重要門生有陳大震、張鎮孫、李春叟、何文季等。
明代，廣東大儒陳白沙提出了以“自然為宗”、“學貴自得”的哲學主張，打破程朱理學沉悶和僵化的模式，開啟明代心學先河，創立了“江門學派”，在宋明理學史上是一個承前啟後、轉變風氣的關鍵人物。陳白沙學以“宇宙在我”的主體自我價值，突出個人在天地萬物中的存在意義 。他一生致力於授徒講學，弟子遍天下。為表彰其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明朝於萬曆十三年（1585）將陳白沙從祀孔廟，追諡文恭。陳白沙的主要門生有湛若水、林光、張詡、賀欽、鄒智、陳茂烈、何維柏、葉夢熊、陳吾德等。
廣州湛若水在繼承陳白沙學說的基礎上，以“隨處體認天理“為宗，提出“格物為體認天理”與“為學先須認仁，仁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理念，創立了“甘泉學派”，終至自成理學的一大門派，與王陽明的“陽明學”被時人並稱為“王湛之學”。湛若水在全國各地創辦書院近40所，弟子多達數千人，遍布大江南北，促進了明代心學的發展與繁榮。湛若水的主要門生有呂懷、何遷、洪覺山、唐樞、蔣信、郭棐等 。明代嶺南的理學家還有霍韜、黃佐、王漸逵、陳建、楊起元等。
清代，廣州形成了以陳澧為代表的“東塾學派”，其著作《漢儒通義》論證了漢學與宋學門戶之見是毫無依據的，主張打破門戶之見。陳澧的著作《東塾讀書記》更傳到日本，成為日本高等學校治漢學專業的必讀書。東塾學派的主要弟子有梁鼎芬、桂文燦、廖廷相、陳伯陶、陶福祥、溫仲和、黃紹昌等 。同時廣東也出現了以朱次琦、簡朝亮、康有為為代表的“九江學派”，他們提出經學與史學結合，以及強化史學的獨立 。清代嶺南的理學名家有馮成修、勞潼、曾受一、鄭之僑、胡方等；著名學者有陳昌齊、馮龍官、曾釗、李黼平、林伯桐、侯康、徐灝、黃培芳等。
鴉片戰爭後，鄭觀應、康有為、梁啓超、容閎等力主變法強國和教育改革，提倡西學，主張興辦學校。康有為更在廣州創辦“萬木草堂”，培養維新變法人才，研究維新變法理論，重要門生有梁啓超、麥孟華、徐勤等 。何子淵、丘逢甲等衝破頑固守舊勢力的禁錮，積極創辦和推廣新式學堂。培育了一大批思想進步銳意創新的社會精英，為辛亥革命積蓄了巨大能量。
文學
東漢時，嶺南文學家有陳元、楊孚。晉代廣東文學代表人物一為黃整，一為王范。南朝陳代，有南海郡人劉刪 。嶺南文學從唐代開始興盛，當時以廣東粵北地區為中心，代表人物有張九齡、邵謁等。張九齡是嶺南第一位進士，第一位宰相，也是第一位有影響的詩人。張九齡走上詩壇，進而走上政壇，成為唐代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宋代，珠三角地區逐漸取代粵北成為嶺南文學中心，崔與之、李昴英、余靖是當時有全國影響的人物，崔與之更是開嶺南宋詞之始。
明代，廣東以南園前五子、南園後五子詩社為代表的文人社團盛行。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多位青年詩人在廣州南園創立南園詩社，對明代嶺南詩歌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代表人物有孫蕡、黃哲、王佐、李德、趙介，人稱“南園前五先生”（南園前五子）。明嘉靖年間，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五人因追慕“前五先生” 而重結南園詩社，被尊稱為“南園後五先生”（南園後五子）。明末，在陳子壯的發起下，黎遂球、曾道唯、高齎明、謝長文、區懷年、蘇興裔、梁佑逵等12人，再結南園詩社，復興南粵詩壇，稱“南園後勁” 。明代嶺南文學家還有黎貞、丘濬、倫文敘、梁儲、王佐、唐胄、翁萬達、黃衷等。
清代，廣東出現了以“嶺南三大家”和“嶺南七子”為代表的一批詩人，包括屈大均、陳恭尹、梁佩蘭、程可則、王邦畿、方殿元、方還、方朝、張維屏、梁鼎芬、宋湘、黃香鐵等 ，使嶺南詩壇與中原、江浙詩壇三足鼎立。“嶺南三大家”的詩作在清代詩壇享有極高聲譽，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居於重要地位 。近代，珠三角地區仍保持宋元以來的中心地位，出現了康有為、梁啓超等人物。此外粵東還出現了黃遵憲、邱逢甲等有影響力的人物。據統計，從西漢到近代，廣東境內有籍貫可考的、有文集行世的文學家近1800人。
繪畫
嶺南畫壇從明清起有較大發展，人才輩出，風格獨特，技法紛呈，求新求變。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寫意花鳥，東莞張穆著稱畫馬，新會高儼擅長山水，順德黎簡詩書畫皆絕，順德蘇六朋、蘇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蟲，重視取法自然，創造了“撞水”、“撞彩”技法。明清的代表人物還有顏宗、何浩、張譽、謝蘭生、羅天池、陳璞等。20世紀初，在廣東產生了“嶺南畫派”，其創始人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主張以倡導藝術革命，建立現代國畫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途徑；以形種兼備、雅俗共賞為審美標準；以兼工帶寫，彩墨並重為藝術手法。獨樹一幟，成為在國內外有影響的美術流派。現代，繼承和發展這一畫派藝術的，有方人定、黎雄才、關山月、趙少昂、楊善深等 。在香港的趙少昂、楊善深，在廣州的黎雄才、關山月，這四位大師，是當代嶺南畫派的主要代表。
“嶺南畫派”的產生和發展，體現了一種新的文化精神。這種新的文化精神包含革命精神、時代精神、兼容精神、創新精神。特點：主張創新，以嶺南特有景物豐富題材；主張寫實，引入西洋畫派；博取諸家之長；發揚了國畫的優良傳統，在繪畫技術上，一反勾勒法而用“沒骨法”，用“撞水撞粉”法，以求其真。嶺南畫派在中國畫的基礎上融合東洋、西洋畫法，自創一格，著重寫生，多畫中國南方風物和風光，章法、筆墨不落陳套，色彩鮮艷，學者甚眾，它與京津派、海派三足鼎立，成為20世紀主宰中國畫壇的三大畫派之一。代表人物有居巢、居廉、高劍父、陳樹人、高奇峰、高劍僧、何香凝、方人定、盧傳遠、李撫虹、伍佩榮、容大塊、黎雄才、關山月、黃獨峰、司徒奇、趙崇正、何磊、楊素影、黎葛民、黃幻吾、何漆園、黃少強、趙少昂、陳凝丹。
書法
從明代開始，廣東湧現眾多知名的書法家及其作品。陳白沙是當時廣東的大書法家，門下弟子甚眾，自成一格，形成“白沙書派”，開嶺南書法之先河，陳白沙晚年以茅根作筆被稱作茅龍筆。“白沙書派”代表人物有湛若水、趙善鳴、鄧翹、蕭文明等。明代中葉的代表人物有黎民表、黎民衷、黎民懷三兄弟，黎民表在德慶錦石山（華表石）絕頂壁上的手跡“華表石”三字，是廣東金石中的著名遺蹟。
明末至清代是嶺南書壇的興盛時期，代表人物有王應華、鄺露、陳子壯、屈大均、陳恭尹、彭睿、蘇珥、黎簡、宋湘、吳榮光等。彭睿被人稱為“草聖”，其書畫人稱“竹本派”。鴉片戰爭後，嶺南書法風格也出現了新的面貌，代表人物有蘇引壽、蘇仁山、蘇六朋以及朱次琦、陳澧、李文田、康有為等。李文田自創具有嶺南特色的碑派書法，對廣東及整個嶺南書壇作出重要貢獻。嶺南碑派的領袖應推康有為，其門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啓超、崔斯哲、江孔殷、張柏楨等，其中成就最大的應數梁啓超。
民國時期的嶺南書法名家輩出。除康有為門下弟子外，還有王為、葉恭綽、胡漢民、林直勉等。在帖學書法上的名家有潘飛聲、程景宣、商衍鎏、桂坫等。建國後，除了老一輩的嶺南書法名家如商衍鎏、葉恭綽、容庚、商承祚、祝嘉等外，一些書家更是收徒教學，形成幾個嶺南書藝流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有吳子復、秦萼生、麥華三、李曲齋等。20世紀六十年代活躍在嶺南書壇的書法家還有侯過、伍根天、阮退之、佟紹甲等。七、八十年代中青年書法家紛紛崛起，如莫仲予、曾景充、陳景舒、黃子厚、關曉峰、李緯、盧有光等。
音樂
嶺南古琴從漢代便逐漸發展起來，歷代都出現不少有名的琴人，寫作了不少琴學的典籍，創造和保藏了不少有名的古琴樂器和琴譜。早在南北朝時期，廣東曲江人侯安都就有很高的琴藝造詣。南宋末年，金元入侵中原，南宋皇帝被迫南遷至岡州崖山，中原琴藝也在岡州留下一批琴譜，相傳《古岡遺譜》就是在當時遺留下來的古琴譜。明代時，著名琴人輩出，有陳白沙、鄺露、陳子壯、陳子升等；藏琴豐富，有琴曲流傳至今。
清代，嶺南古琴學愈加昌盛，嶺南琴派聲名漸顯。嶺南琴派的創始人是清代道光年間的廣東新會人黃景星。另外，影響較大的琴人還有雲志高、何洛書、何耀琨、楊錫泉、李寶光、何斌襄、陳恭尹、容慶端、容心言等人；藏琴方面，有 “天蠁”、“松雪”、“振玉”、“水仙”、“韻馨”、 “松風”、“中和”、“谷響”、“流泉”、“蕙蘭”等名琴；琴譜和琴學論著方面，有雲志高的《蓼懷堂琴譜》、黃景星的《悟雪山房琴譜》、何斌襄的《琴學匯成》、朱啟連的《鄂公祠說琴》、容慶瑞和林芝仙合編的《琴瑟合譜》等。著名曲目有《碧澗流泉》、《水東遊》、《雙鶴聽泉》、《漁樵問答》、《鷗鷺忘機》、《平沙落雁》、《烏夜啼》、《神化引》等。
近代，嶺南音樂界的代表人物有冼星海、蕭友梅、馬思聰等。清末民初，珠江三角洲一帶產生了廣東音樂，又稱“粵樂”，是在當地民間“八音會”和粵劇伴奏曲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間，是廣東音樂的興盛時期，湧現了嚴老烈和人稱“何氏三傑”的何柳堂、何與年、何少霞等名家，以及“四大天王”的呂文成、尹自重、何大傻、何浪萍等音樂人才，創作出《旱天雷》、《倒垂簾》、《連環扣》、《餓馬搖鈴》、《雨打芭蕉》、《平湖秋月》、《步步高》、《蕉石鳴琴》、《賽龍奪錦》等著名樂曲。20世紀40年代後，不少廣東音樂名曲更成為了國宴、迎賓音樂而被譽為“國樂”。番禺區沙灣鎮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廣東音樂之鄉”。
潮州音樂既有傳統古樂之遺制，又有本地的創造發明，形成一個成熟、豐富的多樂種、多形式的地方音樂。由於符合潮人對音樂的欣賞習慣和心理素質，不僅在文娛演出、節俗禮儀活動中廣泛套用，而且以“閒間”、家庭合樂等方式融入民間的日常生活中。潮州大鑼鼓以其花式豐富、氣勢磅礴而著名，列為中國三大鑼鼓之一。潮樂中以椰胡為流傳最廣泛、民眾最喜愛的特色樂器。潮州箏藝是當代中國古箏的一大流派。
客家山歌是用客家方言吟唱的山歌，主要流傳於梅縣、興寧、五華、紫金、博羅等客家人聚居地。題材廣泛，意境含蓄，善用比興手法，語言生動通俗，講究押韻。客家山歌曲調豐富，大致有號子山歌、正板山歌、四句八節山歌、快板山歌、疊板山歌、五句板山歌等。客家山歌旋律優美，幾乎所有曲調中都有顫音、滑音、倚音等裝飾音，因而使本來簡單的旋律變得迴環曲折、委婉動聽。而且因為在山地唱歌，旋律高亢、悠長，節奏自由。
戲曲
粵劇以粵方言演唱，是廣東流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地方戲曲劇種。粵劇是由多種外來戲曲聲腔和本地土戲、民間說唱藝術不斷融合而形成、發展起來的。以後又在伴奏樂器上大膽採用了一些西洋樂器，大大增強了烘托唱腔和戲劇動作的效果。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粵劇演員有被稱為“粵劇四大家”的薛覺先、馬師曾、白駒榮、廖俠懷等。紅線女所創的“紅腔”近半個世紀以來影響最大。以粵語演唱的曲藝品種，有粵曲、木魚歌、龍舟歌、南音和粵謳等。
潮劇是用潮汕方言演唱的地方劇種。潮劇淵遠流長，在潮安縣出土的明宣德年間劇本《新編全相志孝劉希必金釵記》，是國內出土最古老的南戲演出本，戲文語言中已加進一點潮州方言，這是南戲、正字戲傳入潮地後開始發生地方化的本子。明末清初潮州戲漸趨成熟，至光緒年間為鼎盛，有200家潮州戲班。在潮汕民間舊時還流傳著用潮汕方言誦唱的說唱本子，稱為“歌冊”。潮州歌冊廣泛傳誦於婦女間，現存歌冊最早創作年代為明代。歌冊的體裁為兩類，一是傳奇故事體，一是歌行體。潮州歌冊刊刻在清代甚盛，現存傳統本子有數百部，流傳至東南亞及內地，流播甚廣。
漢劇是客家地區流傳較廣的地方劇種，有源於湖北漢劇、徽班、秦戲班底，湖南祁陽戲各說。客家漢劇傳統劇目據稱有800多個，完整劇本有300多個，唱、做、念、打(舞)表演藝術豐富，武打戲還把南派武功融於其中。角色行當分為生、旦、醜、公、婆、烏淨、紅淨七行，唱腔音樂有二簧、西皮、大板等各種聲腔，成為廣東地方一大劇種。客家地方戲劇還有採茶戲和花朝戲，都是由民間歌舞發展而來。客家民間舞蹈品種繁多，多數為風俗道具舞，較為著名的有船燈、鯉魚燈、採茶撲蝶、席獅舞、杯花舞等。
工藝
廣府民系的工藝美術，品類繁多，有的在國內外享有崇高的聲譽。“三雕一彩一繡”是廣州傳統工藝美術的主要代表，即廣州象牙雕刻、廣州玉雕、廣州木雕、廣彩、廣繡 。廣府工藝品還有肇慶端硯、朱義盛首飾、佛山陶瓷、木版年畫、剪紙、金銀銅錫箔、染色紙、獅頭、彩扎燈色；新會葵扇；東莞和南海煙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築裝飾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磚雕等，其中以端硯、粵繡、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廣雕雕刻藝術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按雕刻的質體分類，可分為廣州欖雕、牙雕、玉雕、木雕、石雕、磚雕、骨雕等。廣雕是指以廣州為代表的具有嶺南地方特色的雕刻工藝及其製品。廣雕中最負盛名的是廣州象牙雕刻、廣州玉雕、廣州木雕 。清代以來，廣州工匠根據西方客戶的要求，選擇各種名貴材料，精鏤細刻，形成了新穎、生動逼真、精巧細膩的廣雕藝術品，更成為朝廷貢品，故宮博物院均有收藏，代表人物有陳祖章、翁昭、翁榮標、李定寧等。
廣繡與潮州刺繡合稱粵繡，與湖南的湘繡、四川的蜀繡和江蘇的蘇繡並稱中國四大名繡。廣繡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唐代成為朝廷貢品，到明代中期已揚名海外，18世紀風靡了英國皇家及上流社會，英、法、德、美各國博物館均有收藏，故宮博物院也收藏有不少廣繡的優秀作品 。廣繡大致分為兩大品類:" 一是盤金刺繡，二是絲絨刺繡。"盤金刺繡以金線為主，輔以彩紛刺繡，金碧輝煌，燦爛奪目，雍容華貴。絲絨刺繡開絲纖細，色彩繽紛，繡出的花鳥尤其精美。
廣彩的全稱是“廣州織金彩瓷”，產生於清康熙年間，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所謂織金彩瓷，就是在各種白胎瓷器的釉上繪上金色花紋圖案，仿佛錦緞上繡以色彩絢麗高雅華貴的萬縷金絲，然後用低溫焙燒而成。廣彩是運用中國織錦圖案的手法，以色彩艷麗、構圖嚴謹、繪工精細著稱，宛如無數金銀彩絲織於白玉之上，顯得是那么光彩奪目、富麗堂皇 。作為外銷瓷，廣彩在清代享有崇高的國際聲譽，有“世界官窯”之稱，歐洲許多國家的皇室用瓷都是廣彩瓷品。
潮汕地區是中國工藝美術10個重點產區之一，潮汕工藝美術品類豐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藝、刺繡和木雕。潮汕地區陶瓷生產歷史悠久，楓溪工藝陶瓷最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與浙江東陽木雕並列為中國兩大民間木雕體系。潮州金漆木用於建築裝飾、家具裝飾、神器裝飾以及案頭擺設。近代以來，在潮繡傳統工藝的基礎上，利用特種材料或吸收外來工藝手法，發展為珠繡、抽紗等新的繡種，在60年代，又發展了通錦繡的新品種。
建築
嶺南建築主要主要分為廣府建築、潮汕建築和客家建築。
鑊耳屋廣府民居的 代表是鑊耳屋，多用青磚、石柱、石板砌成，外牆壁均有花鳥圖案。因其山牆狀似鑊耳，故稱”鑊耳屋”。粵北客家等地稱為“雲牆”或者是“茶壺環”。鑊，是古時的一種大鍋，鑊耳屋，因此亦稱“鍋耳屋”。據說鑊耳狀的建築防火和通風性能良好：火災時，高聳的山牆可阻止火勢的蔓延和侵入；微風吹動時，山牆可擋風入巷道，進而通過門、窗流入屋內。鑊耳屋是嶺南傳統民居的典型代表，以廣府風格的民居建築為主要代表，因其在屋的兩邊牆上築起兩個像鑊耳一樣的擋風牆而得名。在明清時期的廣府民居中，一般是出過高官的村落，才有資格在屋頂豎起鑊耳封火山牆。鑊耳屋象徵著官帽兩耳，具“獨占鰲頭”之意，唯有功名的鄉紳方能採用，也是家境殷實的象徵。明清兩代，只要是發了財的村民，都會建造一所鑊耳屋以顯示其富有與氣派。
西關大屋是清末豪門富商在廣州城西“西關角”（今荔灣區）一帶興建的極具嶺南文化特色的廣州傳統民間住宅形式，被稱為“西關大屋”。西關大屋多為磚木結構、青磚石腳、高大正門用花崗石裝嵌。其平面布局按中原傳統的正堂屋形式，基本上是縱深方向展開。其典型平面為三間兩廊；左右對稱，中間為主要廳堂。西關大屋的門廊裝修，設矮腳吊扇門（又叫腳門）、趟櫳、硬木大門三重門扇。大廳是大屋的主體建築，面積最大，屋脊最高。
潮汕民居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稱“下山虎”和“四點金”。規模較小的城鎮平民居屋有布局狹長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點金為基礎橫向或縱向擴大規模，稱“三廳串”、“八廳相向”、“四馬拖車”、“百鳳朝陽”，其外部輪廓則保留十分規整的正方形或長方形。大規模的集居式住宅稱為“寨”，這是清代潮汕地區鄉村居民軍事化的產物。從平面上可分為方案和樓寨，從外圍方式上可分為圍牆和圍樓。潮汕地區建築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採用貝灰和石材。至遲在北宋已開始燒制貝殼灰，以貝灰為主體原料的三合土版築大為盛行，不僅套用於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套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僅套用於建築構件的門框、欄板、抱鼓石、台階、柱礎、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橋、石塔、石橋大型建築物。潮州城內，僅太平路就有47座石牌坊。以巨石為墩的潮州湘子橋，建造年代從南宋至明代，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譽為中國四大古橋之一。
客家建築的代表是客家圍龍屋。歷史上客家人社會宗族制的強化，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反映在兩個方面。一是祠堂設施的完善和族譜連續修撰。在聚族而居的村落，各族都重視祠堂的建造。祠堂住處講究風水，重視堂號家聲。客家圍屋堂號，或有直書故土祖地，或言志明義，這些堂號的命名習慣與唐宋古俗相承。再就是在民居方面出現了超大型的土樓和樓房組合成的大理圍龍屋。土樓建築多以夯土或土坯磚為材料，漸而發展到以花崗石、大青磚為建築材料，十分堅固，規模巨大。現存土樓，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自清康熙初年至20世紀70年代，興建了不少土樓建築。圍樓形制依平面布局大體分為圓形和方形。大型圓形圍樓高達4～6層20餘米，多達四環。建於清代的始興縣隘子鎮滿堂村大圍樓，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占地10800平方米。各家圍龍屋尤為講究風水。近代，還出現了傳統民居布局而門面裝修西式的中西合壁的客家僑鄉民居。
園林
嶺南園林作為中國傳統造園藝術的三大流派之一，在中國造園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現代園林的創新和發展上，更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嶺南園林有比較鮮明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體型輕盈、通透、樸實；二是裝修精美、華麗，大量運用木雕、磚雕、陶瓷、灰塑等民間工藝、門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細刻，再鑲上套色玻璃做成紋樣圖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猶如一幅幅玲瓏剔透織綿；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構件受西方建築文化的影響，如中式傳統建築中採用羅馬式的拱形門窗和巴洛克的柱頭，用條石砌築規整形式水池，廳堂外設鑄鐵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嶺南文化特點 。嶺南四大園林分別是清暉園、梁園、餘蔭山房、可園。在18至19世紀初期，廣州海珠區、西關一帶曾湧現出由十三行商人興建的規模宏大、雍容華麗的私家園林，包括潘家花園、伍家花園、海山仙館在內的眾多名園，被稱為“行商庭園”。它們不僅是嶺南園林的巔峰之作，還引發了清代時期歐洲各國模仿“中國式”園林的盛況。
嶺南園林的建設，最重視的是選址，而選址也最能表現出建園者的審美取向和生活意趣。嶺南的建園原則是儘可能離開鬧市，把園林宅第建在真山真水的大自然環境中，甚至降宅園融入大自然，成為其中一部分。建園者崇尚自然，追求平實，不太重視人工製造的假山流水，也不羨慕江南園林那種在咫尺中營造山林的巧構。保留至今的粵中四大名園，清暉園、梁園建在小鎮邊緣，可園、餘蔭山房則建在鄉村，以求得良好的環境條件。嶺南庭園的空間特徵是內收型和擴散型的結合。嶺南宅園的園內空間也是屬於圍合封閉的內收型，但在景觀組織上，特別是在視線組織上，將園內外空間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產生了空間的擴散感。嶺南宅園面積較小，園林空間組織較為簡單，通過藉助園外景色，把園外景色組織到園內來，從而形成了園內空間的豐富層次。
飲食
粵菜是中國的四大菜系之一，粵菜即廣東菜，是中國傳統四大菜系、八大菜系之一，發源於嶺南。粵菜由廣州菜（也稱廣府菜）、潮州菜（也稱潮汕菜）、東江菜（也稱客家菜）三種地方風味組成，三種風味各具特色。廣州菜範圍包括珠江三角洲和韶關、湛江等地，用料豐富，選料精細，技藝精良，清而不淡，鮮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膩。擅長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溫恰到好處。還兼容許多西菜做法，講究菜的氣勢、檔次。潮州菜發源於潮汕地區，匯閩、粵兩家之長，自成一派。以烹製海鮮見長，湯類、素菜、甜菜最具特色。刀工精細，口味清純。東江菜起源於廣東東江一帶，菜品多用肉類，極少水產，主料突出，講究香濃，下油重，味偏鹹，以砂鍋菜見長，有獨特的鄉土風味。
清末時期，粵菜被廣東商人帶到上海。民國時期，粵菜在上海逐漸取得霸主地位，贏得“國菜”的殊榮，“食在廣州”的聲譽便由此而起 。經典粵菜有烤乳豬、清蒸東星斑、燒鵝、白切雞、紅燒乳鴿、蜜汁叉燒、脆皮燒肉、上湯焗龍蝦、鮑汁扣遼參、菜膽燉魚翅、白灼象拔蚌、椰汁冰糖燕窩、麒麟鱸魚、椒鹽瀨尿蝦、蒜香骨、白灼蝦、乾炒牛河、廣東早茶、老火靚湯、羅漢齋、廣式燒填鴨、豉汁蒸排骨、鳳梨咕嚕肉、玫瑰豉油雞、蘿蔔牛腩煲、潮州牛肉丸、潮汕魚丸、生菜龍蝦、鴛鴦膏蟹、潮州打冷、滷鵝肝、蚝烙、芙蓉蝦、沙茶牛肉、客家釀豆腐、梅菜扣肉、鹽焗雞、豬肚包雞、盆菜。
粵菜其特點是善於在模仿中創新，用料廣博，選料珍奇，配料精巧，做工考究，講究“鑊氣”，注重形象，品種繁多，五味俱全，濃淡適宜。粵菜善於博採眾長，體現了嶺南文化融通善變的韻味。粵菜中，飛禽走獸、山珍海味、野菜山花，皆可入餚。廣式飲菜，興起於19世紀末的廣州，至20世紀二三十年代大眾化茶樓興起，漸而蔚成風習，擴展至珠江三角洲城鎮及西、北江流域沿江城鎮。茶樓的點心精美而又豐富，常見的如蛋撻、蛋盞、蛋散、乾蒸、燒買以及各類粥品。改革開放以後，引進許多西點，食品更為新潮、精美。
民俗
廣府節俗既有對中原傳統文化的傳承，又有其地方特色。在廣州，有除夕花市。南漢時就已有之，到19世紀中葉，花市例定在除夕前幾天舉行，花木湧入城市，十里長街，市民結伴“行花街”，熱鬧非凡，至今越辦越旺，發展到珠江三角洲的許多城市都有此俗。番禺的飄色遊藝活動，珠江三角洲各地的民俗有生菜會、醒獅、龍獅、鰲魚舞、黃閣麒麟舞、市橋水色、魚燈、乞巧、鳳舞、八音鑼鼓、木魚書、龍舟、北帝誕、波羅誕、鄭仙誕、金花誕、何仙姑誕、日娘誕、盤古王母誕、魚花誕、田了節、龍母誕等，內容多與祭祀本地神仙以及發財致富、出航平安等主題有關。反映了廣東風俗文化的深層結構的品格。
婚姻習俗上，舊時既接受了漢族的封建婚姻制度，在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城鄉，還存在不落夫家和自梳女的風俗，女子出嫁後，除了年節、慶賀、弔唁等紅白喜事以外，一般不回男家，而長住娘家。後者是一些女子為了獨立謀生和擺脫封建婚姻的束縛而宣布自梳，終生不嫁。這種婚俗，既是古老婚俗的變異，又具有個性解放的色彩。建國後，這兩種婚俗已漸而絕跡了。
潮汕民間尊奉的龐雜的神鬼體系中，既有道教、佛教，還有各種土生土長的神靈，地方神靈中，蛇神雨仙備受崇敬，安濟聖王、三山國王是主要偶像。潮汕民間信奉的神靈名目眾多，時令八節祀神各有對象。祀神時，各地要舉行隆重的游神活動，在舊社會，游神活動既是顯示地方財力和宗族勢力的機會，又是以祭神為名的民間歡樂節。在節俗活動中，農曆七月十五的“施孤”活動舊時較為盛行，這與潮人重視紀念客死他鄉的鄉親和超度孤魂野鬼有很大關係。
潮汕地區禮儀風俗，與全國各地大同小異，較有特色的是男女少年到15歲（虛歲）要擇日行“出花園”儀式作為成年之禮。婚禮過程有稱為“倩娘母”的伴嫁娘，在婚禮全過程中即興創作婚禮歌（俗稱“做四句”）以禱祝助興。日常服飾中最具地方特色的是木屐、水布（可作圍腰、汗巾、裹物等多種用途）以及婦女打髻（髮髻）。這些習俗在當代也已日漸式微，唯於舞台上還可見到各種打髻髮式。
行花街
行花街有句諺語：“行過花街先過年”。嶺南廣州地處亞熱帶，長夏暖冬，一年四季草水常綠、花卉常開，很早就享有“花城”的美譽，廣州人種花、愛花、賞花和贈花的習俗由來已久。西漢時期，陸賈出使南越國時，就發現嶺南人愛種花、插花、戴花，屋前屋後，廳堂房內也都擺滿了花，便讚譽這裡都是“彩縷穿花”的人。清代中葉，廣州就已形成了國內首創、聞名海內外的“迎春花市”了，在市中心的藩署前（今廣州市北京路財廳前）一帶形成花市，數里長街，吐艷爭芳，人潮湧涌。
醒獅
舞獅舞獅是中國優秀的民間藝術，每逢元宵佳節或集會慶典，民間都以獅舞助興。舞獅有南北之分，南獅又叫醒獅，是地道的廣東民間舞，現流傳於廣東、廣西及各國華僑中間，廣東醒獅較出名的有佛山、遂溪、廣州等地。
南獅流行於南方,北獅則盛行於北方各地。南獅表演有采青過程；北獅的“引獅員”不僅是表演者也是指揮者,但沒有采青程式。南獅“獅頭”與“獅被”緊密相連,而北獅是分開的,表演時捆綁在一起。南獅頭上扎有一隻角,威猛粗獷,講究神似,鼓樂激昂,令人警醒,故稱為醒獅。
飄色
飄色在粵地民間，有一種非常獨特的民間遊藝項目，由人們扮成戲劇人物載歌載舞，稱為“出色”。廣東府民間“色藝”項目繁多，以季度分為春色、秋色，以“出色”特點分為飄色、水色、火色、馬色等等。
飄色是一種融戲劇、魔術、雜技、音樂、舞蹈於一體古老的傳統民俗藝術。起源於明末清初的廣東。目前，依然是中國南方地區的重要藝術形式。其形式及原理是由若干人推著一座色板，色板上裝飾著固定姿勢的人物，人物只靠一根看不見的色梗支撐著，在高可逾人的空中手舞足蹈，飄然欲飛故而叫飄色。屬於社火表演藝術形式之一。
在不同地區有飄色、抬閣、彩擎、高抬、彩架、扎故事等各種名稱。表演者站在被稱為"色櫃"的小舞台上，以巡遊的形式表現民間傳說或神話故事的片段，其神奇之處就在於，演員們通過經過精心偽裝的鋼枝凌空而立，看不見的色梗支撐，利用巧妙的力學原理，營造出"飄"的效果。
商貿經濟
嶺南擁有較長的海岸線和較早開放的港口，海上對外貿易無時無刻不在刺激著商品經濟和商品意識。先秦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早在距今6000年左右，嶺南先民已經利用獨木舟在近海活動。 距今5000～3000年期間，東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陽平原，已經形成以陶瓷為紐帶的貿易交往圈，並通過水路將其影響擴大到沿海和海外島嶼。通過對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銅鼓和銅鉞的分布區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時期的嶺南先民已經穿梭於南中國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島嶼，其文化間接影響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島嶼。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嶺南南越國已能製造25～30頓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 嶺南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
《漢書.地理志》記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說明“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於漢武帝滅南越國之後。東漢（特別是後期）航船已使用風帆；大秦（羅馬帝國）已第一次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中國帶有官方性質的商人也到達了羅馬。這標誌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 。廣州成為中國與古羅馬帝國的海上貿易中心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成為中原商賈締造財富傳奇的地方。《史記·貨殖列傳》說：“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漢書》說：“粵地處近海，中國（即中原，筆者注）往商賈者多取富焉”；《晉書》說：“廣州包出大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從3世紀30年代起，廣州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東方港市。由廣州經南海、印度洋，到達波斯灣各國的航線，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元代時，廣州的中國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廣州仍然是中國第二大港。在海上絲綢之路2000多年的歷史中，相對其他沿海港口，廣州被認為是唯一長期不衰的港口 。明代至清中期，是古代嶺南最繁榮的時期，廣州長時間成為唯一的對外貿易港口，也是當時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清代時珠江商貿航運更加繁忙。康熙二十四年，在廣州建立粵海關和在十三行建立洋行制度，乾隆年間開始，準許外國人在十三行一帶開設“夷館”，方便經商和生活居住。
古代嶺南，由於山高嶺峻的阻隔，較少受到中原政治風波的影響，經濟發展一直較為平穩。與中原地區“以農為本”的模式相同，農作物為五穀，尤以水稻為首。嶺南的種植歷史相當悠久，在英德考古出土了1.4萬年稻穀文作物印證了嶺南的農耕歷史。除水稻以外，嶺南水網縱橫，氣候溫和，養魚、種果、種桑、育蠶，重視經濟作物與多種經營。
南粵先賢
為籌備越秀區南粵先賢館，廣州市委宣傳部牽頭組織社科院等各方面專家，經過兩年的研討，並向社會公示及廣泛徵求意見之後，最終在2007年7月確定了56位南粵先賢名單。入館先賢主要以“生平主要活動發生在辛亥革命以前”為時間標準，他們分別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領域，為南粵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入館人物不拘地籍，既包括原籍廣東的歷史人物，也包括雖非粵籍但在廣東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
第一批先賢雕塑包括了“南越武王”趙佗、“六祖” 惠能、丘濬、屈大均、崔與之、陳澧、“二居”（居廉和居巢）以及近代為世人所熟知的康有為、梁啓超、鄧世昌等在歷史上留下光輝足跡的南粵傑出人物。
56位先賢名單:
第一批（33位）
趙佗、惠能、文天祥、朱次琦、鄒伯奇、容閎、黃遵憲、梁啓超、丘濬、鄧世昌、張之洞、楊孚、張維屏、陳獻章、楊孚、陳澧、洪仁玕、居巢、屈大均、康有為、馮如、冼太夫人、陳恭尹、洪秀全、張弼士、詹天佑、朱執信、韓愈、崔與之、馮子材、居廉、鄭觀應、張九齡
其餘23位
葛洪、陳文玉、包拯、余靖、周敦頤、蘇軾、湛若水、黃佐、翁萬達、海瑞、袁崇煥、陳璸、阮元、關天培、林則徐、蘇六朋、梁廷枏、丁日昌、劉永福、陳啟沅、丘逢甲、吳趼人、孫中山
（註：排名不分先後）
考古發現
早期古人
據考古發現，嶺南地區60萬年至80萬年前人類活動遺蹟，磨刀山遺址的發現被專家譽為填補嶺南地區60萬年至80萬年前遺蹟的空白。 距今約12.9萬年以前，嶺南出現了早期古人（馬壩人）。南江舊石器時代早期遺存把廣東人類活動史大大提前，從“馬壩人”時代（距今約13萬年）推至“北京人”時代（距今約50萬-70萬年） 。商與西周時代，嶺南先民便與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經濟文化往來。春秋戰國時代，嶺南與吳越、楚國關係密切，交往頻繁。歷史上楚庭、南武城的傳說，反映出這一時期嶺南與楚、越的關係。《國語楚語上》也有“撫征南海”的記載，可見當時嶺南與楚國有軍事、政治關係 。
出土文物
惠州出土3000前的文物1985年博羅公莊鎮出土七件完好的屬於春秋時期的青銅器和編鐘；1996年，龍溪鎮銀崗村發現先秦時期的陶片，發掘出廣東最大的先秦時期的龍窯窯址。 2000年在博羅縣羅陽鎮挖掘的春秋時期墓葬群里（廣東博羅橫嶺山先秦墓地）出土包括青銅鼎、編鐘等在內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銅器、玉器等，使得沉睡了長達3000年之久的神秘縛婁古國重現天日。在氣候潮濕多雨的嶺南能發現三千年以上的金屬銅器遺存實屬不易，這些遺址發現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使嶺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廣東博羅出土的大量文物實證表明，嶺南地區存在過燦爛的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文明，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出土的大量精美的陶器、青銅器和玉石製品特別是水晶手鐲、銅甬鍾和青銅鼎，顯示出貴族氣象，顯示了只有皇家貴族才有的“鐘鳴鼎食”的存在。這裡出土的兩個編鐘，其質地和形態，都與中原的編鐘大致相似，而花紋又有所不同，說明這裡曾有高水平的製作工藝，春秋時期文明程度與中原相當。這一實物發現，打破了“嶺南沒有青銅器時代”的說法。這也是廣東省近50年來重大的文物發現，改寫了整個嶺南的文明史，給人們提供了新的認識，因而被評為2000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
惠州博羅縣挖掘出300多座周朝時期古墓，震驚考古界，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然而，這數百座古墳遺址被開建高速公路所毀。博羅縣原文化局副局長、博物館館長黃觀禮說，在古墓被毀之前的半個月左右，他曾起草了一份報告，建議以高速公路改道或者想辦法跨過去等方式保護古墓遺址，但是令他痛惜的是，他的建議如石沉大海沒有回音。2000年，正在建設的廣惠高速公路通過古墓地，墓地一部分被夷平，變成高速公路路基，另外一小部分被施工泥土埋在下面。變成路基的古墓遺址永遠不可能再恢復。
先民習俗
先秦時期，古籍中對長江以南沿海一帶的部落，常統稱為“越”，文獻上稱之為“百越”，包括吳越、閩越、揚越、南越、西甌、駱越等 ，嶺南先民包括“南越”（廣東一帶）、“西甌”（廣西一帶）、“雒越”（越南北部和廣西南部一帶）等三個部落 。南越部落演化為今天廣東地區的壯族、瑤族、畲族 ，而西甌、駱越演化為今天廣西、海南地區的壯族、瑤族、黎族、布依族、傣族、侗族、畲族、仡佬族、毛南族、京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少數民族。 廣東被稱為南越首見於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又稱之為“南粵”。嶺南先民在遠古時期有自己的習俗文化特徵：
釀酒文化：在清遠連縣的一座晉代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件陶甑，三個陶壇，據專家考證為燒酒蒸餾器。這是中國科技史上劃時代的發現，這不但說明嶺南地區至遲在晉代永嘉時期就可以制燒酒，據《嶺南科學技術史》記述，在沒有更早的證據發現之前，這應當可以證明燒酒技術是嶺南人發明的。甑和壇是廣東舊時燒酒蒸餾器具中的兩個主要部件，近現代的廣州城鄉酒坊、酒廠中仍在使用。
斷髮文身：這也是東南沿海越人的習俗。斷髮就是將頭髮剪短（該習俗與現代人習俗無異，乾淨衛生；古中原人認為膚發是父母授之，所以無論男女都留長髮終身不剪），古越人不但剪髮，而且似乎很“潮”經常變換髮型，越人剪短頭髮，大概與講究衛生方便洗頭或與下水方便有關。文身，是由於古代越人“習水”而避蛟龍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此外近代也有學者指出，古代越人的“文身”是一種“標誌型成人禮”的遺存；如果對各種說法綜合分析，可以推斷文身是中國古代越人一種多功能的文化習俗，包含了部落標誌、圖騰崇拜和成人禮等多方面的文化含義，是帶有神秘色彩的古老遺俗。
稻作文化：廣東英德牛欄洞遺址是廣東發現有水稻遺存最早的遺址，考古研究成果將該遺址出土的水稻矽質體年代前推至最早1.4萬年前，並據此推斷牛欄洞很可能是嶺南乃至世界稻作文明的源頭。
乾欄式建築：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濕熱多雨的地區，是一種底部栽以豎立的木樁使得居住面高離地面的木構建築，越人用竹木材料建成分上下兩層的房子，上層住人，納涼、防潮、可避毒蟲禽獸，下層或圈養牲畜 。譬如，當今珠三角流行建於水上的農莊飯店、苗族的吊腳樓可能是由乾欄式房屋演化而來的。在江浙地區新石器時代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許多遺址都有發現，如浙江的錢山漾、桐鄉羅家角、江蘇丹陽香草河、吳興梅堰等遺址都有此類房子出土。雲南的劍川海門口新石器時代遺址中也見有這種乾欄式住居習俗。江西清江營盤裡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陶製乾欄式房子模型，帶有長脊短檐式的屋頂，是該地區新石器時代曾流行乾欄式住居習俗的一個重要佐證。四川成都十二橋商代遺址和湖北蘄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遺址發現的大型木構建築群，說明夏商周時期乾欄式建築和住居習俗尚在中國的南方地區流行和發展。
喜食蛤貝：魚、鱉、蛇、蚌、蛤等是先民的天然美味，但稻作農業早在新石器時代已經開始發展，曾是嶺南先民的經濟方式之一。這一習俗延至嶺南諸省之今日。在《淮南子》與《史記》中，都提到南方越人吃蛇與貝殼類動物。在廣東發掘的多處文化遺址的堆積層里，均發現有大量的蜆蚌蛤蚶螄螺的遺骸。其實飲食習俗是與居住環境與食物鏈供應分不開的，這些貝殼之類動物，現代的名詞叫“海鮮”。隨著改革開放之風吹過了五嶺以北。如今，北方人也崇尚南方人的飲食習慣，無論是蛇類還是貝殼類，都早己成了北方食肆中的席上佳饌。
龍舟競渡：龍舟競渡，不止與屈原、端午節相關。實際上，它也是古代南方越部落的傳統習俗之一。因為南越人使用舟船普遍，往往在船的首尾畫上龍、鳧等動物形象作為本部落的圖騰或保護神。這和越人文身以象徵“龍子”的含義類似，都是為了求得水神的保護。近年來在嶺南地區發現的銅鼓上，也發現了一些頭戴羽冠的人物操架刻畫有紋飾的船的圖像，有可能就是古代越人龍舟競渡習俗的記錄。至於競渡的時間，在過去並不一定拘泥在端午節舉行。《舊唐書·杜亞傳》記載：“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廣東在宋代也有於元宵節舉行龍舟競渡的風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