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志·外事志

從隋唐到兩宋，山東對外交往的數量明顯增加，內容也逐漸豐富，是山東對外交往的高峰期。 第一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50年代中期，是山東外事活動的重心轉移階段。 第三個階段，從70年代末至1991年，是山東省的外事活動全方位、多層次展開的階段。

《山東省志·外事志》的編纂工作始1993年，1998年正式出版。全書以篇、章、節層次劃分， 共設5篇：外事機構、外事政策和管理、外國領館和外僑、國際交往、友好關係。上限始於1840年，下限至1991年。為保持所記事物的內容相對完整，個別事物的斷限適當延伸。
山東自古以來在對外交往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山東與外國的聯繫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大汶口文化時期。春秋時齊國已與朝鮮半島有貿易往來。 先秦時代，中國與朝鮮、日本的交通路線主要是北路沿海岸航線，即從山東半島沿廟島群島經遼東南海岸到朝鮮半島西海岸，然後順海岸南行，過對馬海峽到達日本北九州。這條海上通道，後來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一直成為中朝、中日來往的必經之路。從漢朝到唐朝的幾百年間，山東與西方的聯繫主要是通過以絲綢為代表的商品貿易來實現的。宋代山東海外商業貿易比唐代更為發達，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盛況。位於黃海之濱的密州板橋鎮已發展成為全國著名的五大對外貿易港口之一。元代對外貿易重點放在南方，山東未專設市舶司，但海外貿易仍很活躍，萊州、密州、膠州、登州是重要的商業貿易港口。明代，山東境內的運河沿線還是日本使節、學者自寧波進入北京的必經之地。明末，在中外交往史上聲名顯赫的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曾兩次到達山東。清代厲行海禁，嚴格限制沿海商人對外貿易，但仍有少數山東商人乘舟遠航日本等國。 縱觀山東古代的對外交往，呈現出三個階段的不同特點。在隋代以前，由於受交通條件和生產力水平的制約，山東與外界的聯繫比較少，這一時期是山東對外交往的探索期。從隋唐到兩宋，山東對外交往的數量明顯增加，內容也逐漸豐富，是山東對外交往的高峰期。從元代到清朝前期，是山東對外交往的轉型期，由中古以前傳統的“萬國來朝”模式漸次向近代意義上的對外交往轉變。自明以降，以利瑪竇為代表的歐洲人在傳播宗教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文化，開西風東漸之先聲。山東對外交往的範圍由以前主要集中於日本、朝鮮擴展到南亞和西方。同時，明清王朝採取的閉關政策，影響了對外交往的進一步擴大。 近代百年山東的外交史，是一部帝國主義侵略山東的歷史，也是一部山東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同時，還是一部山東走向世界，對外開放，外事工作逐步近代化的歷史。 1898年2月12日，清政府批准在濟南設立山東省洋務局，以執掌山東各地的外交、對外貿易、外人遊歷、外僑寄居及一切涉外事務。這是山東省歷史上第一個統管全省外事的專職機構。民國時期設立的山東外交司、特派山東交涉員公署、山東外交公署等機構，其性質均與前者相同。 新中國成立後，山東外事工作也翻開了新的一頁。在國際大環境的變化和新中國整個政治經濟形勢及外交政策的調整等背景影響下，從1949年至1991年的山東外事工作，呈現出不同的階段性特點。 第一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50年代中期，是山東外事活動的重心轉移階段。近代山東外交鬥爭的主要對手，最初是英、法，到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是德國，辛亥革命以後是日本，解放戰爭期間是美國。新中國成立之初，確立了“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方針，與舊中國的半殖民外交一刀兩斷，清除了帝國主義在華特權與勢力，公開宣布站在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一邊。 第二階段，從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是山東外事活動的重心調整時期。這一時期山東外事活動出現了下面三個重要趨向：(1)與蘇聯的交往大量減少。(2)亞非拉國家特別是阿爾巴尼亞與山東的關係迅速發展。(3)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西歐與日本來訪團組增多。 第三個階段，從70年代末至1991年，是山東省的外事活動全方位、多層次展開的階段。這一時期山東外事工作顯示出以下特點： --從以往只與一部分國家交往，轉為面向全世界的全方位對外交往，來訪、出訪的數量空前劇增。 --從以往政府間的比較單純的來訪出訪、政治性較強的受援出援，轉為與外國政府、國際組織和工商界發展廣泛的經貿關係。 --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自1984年國務院批准青島、煙臺兩市對外開放並建立了兩個經濟技術開發區之後，山東省對外開放開始起步，外向型經濟發展較快。 --更加積極主動地塑造山東形象，通過加強對外宣傳，擴大了山東省在世界的影響。 --國際友好城市和各種友好關係發展迅速。一大批國際友好省州(縣、道、大區)、友好城市、友好學校、友好港口關係的締結，標誌著山東對外交往渠道的不斷拓展。 自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山東省的外事工作有了長足的發展，山東與世界各國的聯繫更加緊密，交往合作更加深入，山東的外事工作將為全省的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做出更大貢獻。 該志獲2005年山東省新編地方志優秀成果獎一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