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實用說”
興觀群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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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觀群怨,來自孔子對詩社會作用的高度概括,是對詩的美學作用和社會教育作用的深刻認識,開創了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源頭。出自《論語·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說明了詩歌欣賞的心理特徵與詩歌藝術的社會作用。
文以載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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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載道”的藝術命題是宋代古文家周敦頤提出來的。他在《周子通書·文辭》中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塗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這裡所說的“道”,是指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周敦頤認為,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教化服務;評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賢與不賢,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沒有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不會廣為流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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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時期的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提出:“文以載道”。其實“文以載道”的思想,早在戰國時《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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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唐代文學家韓愈又提出的“文以貫道”之說,他的門人李漢在《昌黎先生序》中說:“文者,貫道之器也。”。
西方的“實用說”
寓教於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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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文藝的特點與社會功能之間關係所進行的概括性的描述。強調文藝的認識作用、教育作用必須通過藝術的審美方式,即美的形象來達到。古希臘著名美學家亞里士多德在所著的《詩學》中已蘊含了這一思想,以後由古羅馬詩人、文藝理論家賀拉斯明確地表達出來。賀拉斯在《詩藝》中提出,詩應帶給人樂趣和益處,也應對讀者有所勸諭、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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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拉斯提出“一首詩僅僅具有美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魅力”,這樣才能發揮藝術的教化作用。“教”,既指社會道德教育,又指文化開發,詩的“教”的功效應是崇尚美德、簡樸、正義、秩序和法律,應促使人接受文明,為人神劃界,為夫婦立定禮法。教是目的,教必須通過樂的手段才能實現,教化功能在詩和藝術作品中不應脫離使人獲得愉悅的具體形象,欣賞者總是在審美體驗和審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
“寓教於樂”說同時也揭示了藝術的本質特徵:藝術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須通過明晰的個性化,轉化為個體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藝術作品必須是形式與內容的美的融合、統一。
詩人如果想做到“寓教於樂”,要加強自身的人格修養和心靈淨化,同時應嚴肅對待藝術創作,遵循特定規範,既順應讀者習慣,又左右讀者的心靈和審美情感,引導讀者趨善避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