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爾，J.S.1822年隨父到東印度公司，次年 5月任該公司印度通訊檢查部的書記，1856年擢升為主任，1858年辭職。1865年被選任英國議會下議院議員，至1868年選舉中失敗脫離國會，退居法國阿維尼翁，1873年5月8日在該地去世。密爾自小受父親教育，其父要他以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C.A.愛爾維修為典範，又要他研究經濟學。他童年時就學希臘文和拉丁文，並學習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的 6種對話集，1810～1813年接觸D.休謨的著作。12歲開始讀亞里士多德的以及經院學派和T.霍布斯等人的邏輯學著作，曾多次訪問休謨。聖西門學派和法國實證主義者A.孔德對他的思想轉變影響很大。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有：(1843)、(1865)、(1865)，等等。
哲學思想密爾在哲學上繼承了英國經驗論的傳統。他盡力維護經驗是知識唯一源泉的見解，認為所謂不靠觀察和實驗而專憑直覺和意識可以知道外在真理的觀念是謬誤的理論，只會助長一切陳腐的信仰。他主張觀察事實，認為這是方法金字塔的基底，聲稱自然科學方法是研究政治學的適當規範，並把F.培根的歸納主義加以發揮，使之廣泛流行。在與W.休厄爾(1795～1866)的論戰中，密爾主張數學公理並非先驗的，而是從經驗中歸納出來的，他不管休謨的質疑，堅持把歸納法看作探求絕對真理的道路。他主張科學方法包括歸納和演繹，並把科學限制在現象範圍之內，認為知識都是假設，聲稱看得見的東西只有人看見的東西，從而陷入了現象論和不可知論。密爾的經驗主義理論對20世紀英國著名哲學家B.A.W.羅素早年的思想發生過決定性影響。
倫理思想密爾直接繼承發展了邊沁的功利主義倫理思想，建立了以最大幸福主義為內容的完整系統的功利主義理論體系。他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幸福的，幸福就是獲得快樂和免除痛苦。在他看來,快樂有高級(精神快樂)和低級（感官快樂）之分,人們都願意而且應該選擇高級的快樂，放棄低級的快樂。他認為，幸福就是一種利益，各人的幸福就是各人的利益；追求幸福的要求使人成為利己的。但在人性中又有一種強大的欲望即社會感情，這種感情使個人想同人類成為一體，不再作損害他人和社會的事情，而要求人們以公共利益作為行動目的，以增進全體人的幸福為行為標準。因此，密爾提出應以增進還是減少社會幸福作為善惡標準，以"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最高道德標準。這就是他所謂的"最大幸福主義"。密爾還根據功利主義原則，批判了歷史上各種動機論，主張動機與對行為的道德評價無關，評價一個行為是否符合道德，只應當看行為的效果。他認為，一個不好的動機做出一個好的行為，只表明這個人的品格不高，但行為本身仍是高尚的。他從反對動機論最終走向另一極端,即堅持效果論,提出了所謂功利主義的道德制裁原則。道德制裁分為"外在的制裁"和"內在的制裁"，外在制裁指社會或上帝的賞罰對人的道德行為的約束；內在制裁是喚醒人類的良心。後者是道德制裁的基礎。密爾試圖在利己的基礎上，用一種所謂利他的社會情感來論證人與人、人與社會利益的一致性，並通過社會政治、文化的進步，使社會情感日益發展，人與人之間以及階級與階級之間的利益衝突逐漸消失。密爾的倫理思想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直覺功利主義倫理思想（見直覺主義倫理學）產生了直接影響。
邏輯思想密爾在邏輯方面是19世紀英國歸納主義的主要代表。他認為邏輯是研究人類知性在追求真理時活動的科學。他把邏輯推理從廣義上分為歸納和演繹，並認為前者是由一些命題推出一個一般性較大的命題；後者是由一些命題推出一般性較小或者相等的命題。他把歸納定義為發現和證明一般性命題的活動。他在培根三表法和排斥法的基礎上，提出稱作實驗研究四法的歸納法，即契合法、差異法、剩餘法和共變法。他還考察了將前兩種方法結合套用的方法，並稱之為契合差異並用法。這些方法探究現象間的因果聯繫，故又稱作求因果方法。
密爾豐富了歸納法，提高了歸納法在邏輯中的地位。這是他在邏輯發展史上的重要功績。但他在對待歸納法的態度上，有時是矛盾的。他常常誇大這些方法的作用，說任何一種知識都是通過歸納法獲得的;但他又認為,在探究複雜的因果聯繫時，歸納法是不適用的，而需要使用假說方法。他認為三段論所套用的全稱前提是從經驗中用不完全歸納得來的，而且要依靠從它推出的結論的真實性來進一步證實它的真實性。所以，他認為象"所有人有死，威靈頓是人，因而威靈頓有死"這樣的推理，是一個循環論證。他力圖證明三段論是象類比那樣從特殊到特殊的推理，極力要把演繹法化歸為歸納法。由於19世紀數學和物理學的極大發展,密爾在他的著作中,也承認自然科學趨向于越來越多地套用演繹推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