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當真捨得讓自家孩子去佛陀或天尊跟前做個護法檀越、把門力士什麼的父母，實在是找不出幾個的。於是企求兩全的法門，便落到了名義上，也就是光讓孩子去佛寺道觀里掛個弟子的名義，但哺養仍在家裡，這就叫“寄名"。"寄名"的體現，便是拜個師父，取個法名。
佛廟裡的"寄名"程式，和道觀大同小異，有時還有將小兒年庚放在一隻紅布口袋裡掛在佛櫥上的，稱作"寄名袋"。"寄名"後，當師父的照例要送些"法寶"，如道髻、衲衣、銀鎖、符篆之類，用意是保佑弟子無病無災，平安成長。
於鬼神僧道那兒獲取的"寄名"，最顯著的特徵是它的適用時間有限制，通常情況是當孩子長成即將完婚時，就要結束這"寄名"關係。方式是帶上香燭供晶，去廟裡還願，還得穿上僧衣，拿起笤帚，做些灑掃庭階之類的活兒。然後，由師父用樹條子在他身上抽打幾下後，趕快脫下僧衣扔掉笤帚，一言不發奔回家去，這就叫逐出山門而"還俗"了。"還俗"後，自然要恢複本名，不能再叫"法名"即寄名了。倘是以前掛過"寄名袋"的，則須將此袋取回，謂之"拔袋"。
神佛仙道之外，"寄名"還可以從人世間獲取。舊時江蘇地區盛行認乾親取"乾名"習俗：讓孩子認一個多子多福的人當乾爺，寫一張"承繼紙"，連同磕頭和禮物一起獻上去。當乾爺的，得給乾兒子另取個名字，"繼乾名"，這也就是"寄名"之意了。
清朝光緒八年(1882)初夏，未滿周歲的魯迅，被他父親抱進了紹興城內長慶寺里，拜一位名叫龍祖的和尚為師父，由此得到一個法名?quot;長庚"，還有兩件算盤、銀鎖之類的"法寶"。等到50餘年後魯迅寫作《我的第一個師父》時，那兩件"法寶"早已失去了，惟獨"長庚"之名還在，魯迅有時把它當筆名用。
《紅樓夢》第八回里寫賈寶玉"項上掛著長命鎖、寄名符"，可知他也辦過"寄名"手續的。
名字可寄可借，連姓氏也可以從"保爺"那裡拿來。光緒初年，德清人戴匡任餘姚官學訓導。徐珂正欲訪求德清名儒戴望的遺著，疑戴匡與戴望同籍同氏，或為一族，便去求他。戴匡曰"非也，寒家之得姓為戴，從邑城隍廟神戴公得之。先代以得子屢天，故出嗣於神，至仆已三世矣?quot;原來他是認了城隍神戴老爺為"保爺"後，才改姓為戴的。
這種風俗，在青海河湟地區亦有流行，叫作"闖姓"。方式大致有兩種：一是先求神靈指點"闖姓"的日期和方位，屆時大人把小孩抱著，往既定方向走去，遇上什麼人就讓小孩跟什麼人姓，結成"保爺"與"保子"關係。倘遇上狗，就叫"狗保子"；倘連一條狗都遇不上，乾脆就叫"長路保"之類。另一種"闖姓"法，是選定多兒多女並且生肖與小孩相合者，協商同意後登門去認，其人何姓，便以其姓為氏。在貴州一帶，這種風俗"撞名"，方式同四川人避"關煞"差不多，也是選好日期，站在橋堍或歧路口，遇上第一個行人即認?quot;乾爹"、"乾娘"，馬上就連姓帶名全改過了。被"撞"上者不得推辭，還要破費一些錢財，給"保子"做見面禮。
"拜"來的、"闖"來的或"撞"來的姓氏，有的如戴匡那樣，一直使用下去；也有的長成後"還"掉的，或者也有將原姓與後取之姓一起使用的。
比"寄名"、"借名"或"撞名"更加荒誕的，尚有"偷名"。
舊時曲江陋俗，有人擔心新生嬰兒命薄，預先探知某家人丁興旺，即僱人去其家偷一個飯碗帶一雙筷子送來。偷名者返時，由母親抱著嬰兒於門前迎接，稱"接名"；偷名者呼名，兒母即代兒應之。以為偷取名後，此兒便可無病脫災了。
"偷名"亦有種種忌諱。在偷名者一方來講，如偷時被這戶人家察覺，則雲"不到"，即計畫落空，還得另找一個人去偷。在被偷者一方來講，如果發現碗筷少了，並準確判斷出被誰家偷去，那就無礙，等於保住了自家小兒的名未遭盜竊；反之，就要大聲叫罵，設法查尋，或採取其他反禍為福的方式。總之是要確保孩子的福氣不致外泄或轉到別人的命上去。
寄名闖姓之外，中國人還有借眾多姓氏為小兒祈福禳災的風尚。比如南方一些地區，流行一種叫"七姓結"的飾物，即用五色絲線，請七個不同姓氏的人打上七個結，然後於夏曆端午節時，系在兒童手腕上，俗信以為可避百邪。
至於打一把"百家鎖"給小兒掛上，或者從百家討布片給小孩縫一件"百家衣"穿上，更是通行全國的習俗，究其本意，和"七姓緒"相同，都是要憑藉眾多姓氏之力，共佑小兒健康成長。戴上"百家鎖"，穿上"百家衣"的小孩，就等於有了一百個"保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