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蒙山的深處，水木清華，百鳥朝鳴，艷陽高起，人們世代生息繁衍，早在新石器時代就能找尋到人類的足跡。在這方獨特的水土之上造就了人們獨特的生活習慣，他們被中原文明發掘後稱之為蠻夷之地，以部落而居，保持著原始的生存狀態。從不想有一天，異族的入侵會讓他們淪為這片土地的僕人。
當忽必烈的鐵騎南下，大理國的段氏王國一舉瓦解後，這個“思大有為於天下”的蒙古人進一步實現了他的雄才大略。本要決心屠城的他改變了決策，決定以安撫為主，恩威之下的民眾臣服了，他順利地統一了雲南三十七部，並在雲南建立了行省，以高屋建瓴之勢，一舉推翻了南宋的政權，完成了統一祖國的大業。在中國的版圖上，從來沒有一個朝代的版圖如此幅員遼闊。
面對多民族統一後的政治治理結構，聰明的忽必烈採取了因地制宜分而治之的辦法，既尊重少數民族的習慣，又顧及中央政權的統治地位。在征服土地之後，他也完成了對人們頭腦的征服。這樣，應運而生的土司制度就成了對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一種統治手段。李京在《雲南志略序》里說元朝設土官，意圖在於“順其性俗，利而導之，底於安定”。
那時，元軍南征的隊伍中有個叫安舉宗的人，因功受封為懷遠將軍，後留守曲靖，元朝誥封他為宣慰史。從此，他的子孫在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世襲著土司這一職位。不知經歷了多少春秋。從元朝的統治開始，到明朝的中興與滅亡，再到清軍入關。皇帝交椅上的龍顏改了又改，土司的王朝與江山還紋絲不動地挺立著。也許是帝王和他的軍隊都太疲憊了，他們需要修生養息，多年的征戰已讓朝廷無暇顧及遙遠的邊陲。
每一個王朝都規定土司必須朝貢，這是王朝與土司之間保持君臣關係的一種特殊方式。土司也是王朝的納稅人，此外，王朝還規定著土司的承襲、升遷和懲罰制度。這樣一種政治制度，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無疑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在百廢待興的王朝建立初期，對維護祖國的統一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安家土司儼然是在宣威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王朝，這種以奴隸制、農奴制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土司與土民之間的關係成了一種主僕關係，世代相襲的制度使得“主僕之分，世代不移”。土民們稱土司為“安官家”，他們自出生之日起就處於一種從屬的位置，一種對封建政權的恐懼和對自身生命的保護，構築了一道脆弱的心理防線。即只要是統治階級要我做的就是我應該做的。也許曾有人想過要反叛，想過要逃離，但結果的慘烈更加速了人們順從的意願。在這樣一種關係下，不敢違抗的土民，除了消極怠工這種軟抵抗以外，任何強硬的衝突都將以流血犧牲為代價。
土司其實上就是土民心中的土皇帝，普天之下的王土，率土之濱的王臣都是安官家的人，誰也不敢違抗。這裡曾流傳過很多關於土司殘暴統治的故事，不外乎是權力巔峰的安官家對土民的輕視與暴力。在這片土地上生息的人民都成了土司的私有財產，任其處置。
當土司的勢力蔓延膨脹之後，土司內部或土司之間為割據土地或是政治經濟利益，他們之間互相對抗、互相仇殺，從而達到政治目的。不息的戰事給各族人民帶了深重的災難，土民們苦不堪言。
遵循時代發展的規律，任何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新的生產力方式必要取代舊的生產力方式。當大清朝的強盛可以鞭長而及之時，土司制度的瓦解也就成了必然。
清朝雍正四年，雲貴總督鄂爾泰數次上書朝廷，要求以政治手段解決土司制度。自此，歷史上著名的“改土歸流”拉開帷幕。
鄂爾泰對不服從順從的土司採取強硬的政策，兵臨城下，進行毀滅性打擊，改派流官進行管理。那時，安家第二十二代土司安於蕃正以朝廷命官的身份忙著招兵買馬，擴充勢力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鄂爾泰以毀壞官府形象的名義發兵進攻，活捉了安於蕃，安於蕃被革職解送江南的江寧府。
自此，一個王朝的身影遠去了。自元朝開始設立土司制度，安舉宗及後代一直是宣威的統治者，歷經22代，共統治473年。
當我沿著歷史的足跡尋訪這個王朝最終的歸宿時，一座孤零破落的墓地坐落在半山腰，連同那個政府文物保護的標識一樣，在被世界征服又遺忘的角落裡躲避著喧囂。除了斑駁的碑文斷續地記載著墓主人輝煌顯赫的身份，多少前朝往事，多少樓台煙雨，多少鐵馬冰河，都淹沒在黃土地的腳下，歷史終歸是要向前奔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