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歷史
宗周涵義
中國最早見於文獻的城市，是西周的豐京和鎬京。豐鎬二京隔河相望，所在的位置在今陝西西安境內。
豐鎬即宗周 ，是歷史上第一座被稱為“京”的都城，也是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城市 ，周禮的誕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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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周[西周王都]周人的豐與鎬是分別命名的，豐、鎬是兩座城市，但後世大部分學者在研究時都把豐、鎬視為一體。
成王時期，“宗周”之名開始出現，西周銅器銘文中屢見“王才宗周”的記載。宗周自漢以來學者多以其為鎬之稱，近代以來，隨著對西周青銅銘文研究的不斷深入，大部分學者認為宗周在金文中專指鎬，具有明顯的宗教和政治意義，與“鎬”單為都邑之名有著很大不同。
事實上，到西周中晚期，隨著豐的宗廟設施的持續套用和不斷齊備，“宗周”的區域概念已經擴大，豐和鎬一帶都可稱之為宗周，如《詩經·小雅·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文王遷都
周文王將王都從“岐”東遷至“豐”，宗周從此登上歷史舞台。
“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 ”西周都邑的設定與變遷，與商周之間勢力消長，相互鬥爭有直接關係。自武丁之後殷王朝由盛轉衰，而周人日漸興旺。至文王晚年，諸侯降服，西土安定，周已成為西方大國，足以與殷人抗衡，東進滅商，勢在必行。
灃水濕地此時關中地區渭水以南、戶縣以東至西安、藍田、華陰一帶為崇侯所據，東進滅商一統天下，首先要剪滅崇國統一關中。周文王晚年竭盡全力滅崇，功成後馬上東遷，在崇國腹地灃水西岸建立了新都豐京。周武王即位後，又在灃水東岸建立鎬京，以豐鎬為基地，最後完成滅商的大業，這是豐鎬兩京作為西周王都的首要貢獻。
周遷都宗周，除了政治方面的考慮，尋求更理想的生存地域也是重要的原因。周原雖然開闊平衍，土地肥美，但地處渭北原區，地勢高亢，比較乾旱少雨。隨著周原都邑的擴大，人口的不斷增加，農業用水和城市用水矛盾日漸突出。與周原相比，豐鎬地區具有十分優越的自然條件和水利資源。豐鎬位於關中中部、渭水南岸，這裡地勢較為低平，田疇沃野一望無際，河道縱橫交錯，池沼湖澤星羅棋布，是進行魚獵活動最理想的地點，都邑內供水也不會發生問題，這些優越的自然條件都是周原所無可比擬的。
豐鎬在成為西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後，立即顯示了其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成為主要的農作區之一。歷史學家齊思和在談到周都自西東遷時，曾指出：“文王之遷豐，不徒便於向東發展，與商爭霸，抑豐鎬之間川渠縱橫，土地肥饒，自古號稱膏勝之地”。
現代考古證明，豐京位於灃水中游西岸，西至靈沼河，北至眉嶺崗地北緣，南至石榴村。鎬京在灃水之東，與豐京隔河相望。鎬京遺址西瀕灃水，東至豐鎬村，北界灃水與洗池，南部已為漢唐昆明池所毀。從遺址內涵來看，有大型夯土建築基址，有大量平民居址，有各種手工業作坊，也有貴族們遺留下來的禮器，更有各種類型的墓葬。因此，從考古資料的角度來考慮，豐鎬具有都城的文化內涵。
豐鎬並重
先周宮殿復原圖郭沫若將一些西周銅器銘文中的“京”考釋為豐京，盧連成將西周兩片甲骨刻辭中帶“草”字頭的“蒿”字和一些西周金文中的“蒿”字釋為鎬京之“鎬”。無獨有偶，植物學上“豐、鎬”二字原意就是生長在灃水兩岸長勢茂密的草本植物，這就是跨灃水的周都雙城動土前原應有的荒野景觀。
《尚書·召誥》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成王）找步自周（宗周），則至於豐。”從周成王自鎬京徒步至豐的記載來看，豐、鎬相距不遠。近代學者從大量西周青銅器銘文中考釋，西周早、中期諸王曾在豐邑執掌政事和主持各種典禮，雖“武王宅鎬”政治中心遷至鎬京，但豐京仍具有王都部分功能。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豐鎬考古隊隊長的胡謙盈稱：“所以史家向來將豐、鎬並稱，或說二者是周都雙城，是很有道理的。”
文王遷豐一年後去世，而武王在位只有四年時間，伐紂之前即已營鎬 。由此可知，周人在徙居豐邑後不久就開始營鎬，豐和鎬的建設時間不會相差太久。
地位演變
宗周為周都，歷時三百餘年，都城地位幾經變化。武王伐紂之前是西周的前線；伐紂之後，宗周一直是西周政權的主都，西周晚期主都地位逐漸下降。
一、 前線都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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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周[西周王都]自文王始建至武王伐紂，這一時期的宗周是周的前線都城。周在這一時期並不是“天下共主”，作為一方諸侯的都城，宗周的建立是為了對付商政權 ，因此至少在建立初期，軍事意義較為濃厚。學者認為豐鎬“最初應該是東進的指揮中心” ，歷史學家許倬雲也認為：“最初也許是經營東方的指揮中心，漸漸變為行政中心” 。這一時期，舊都岐周仍是周人政治、經濟、宗教的根據地、大本營。
二、 主要都城地位
先秦時期，常常出現國號與都城稱號互相替代的現象，如盤庚國號為殷，其都城亦稱“殷”。岐周之地在周未伐商之前也被稱為“周”。在武王滅商後，豐鎬作為“天下共主”的都城，其政治地位日益重要，尤其在武、成年間，鎬這個都城與“周”的稱號逐漸有互為替代的趨勢。如：《逸周書·世俘》 、《尚書·召誥》 、《孟子·滕文公下》 、《史記·周本紀》 、《史記·魯周公世家》等都有記載。
這些典籍中所載的“周”，正義解釋為：“周，鎬京也。”
鎬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是主要都城地位，“宗周”之名頻繁地出現在文獻、金文之中，成為豐鎬是“諸侯宗之”、周之宗廟所在的最好註解 。據統計，共有近三十件銅器提到宗周。其中，周王在宗周的活動主要包括接受述職朝見、宗教祭祀、發布命令等，完全體現了宗周作為一個主要都城應具備的職能：
（一）周王接受王臣和諸侯述職、朝見。
如：乍冊魑卣記錄了公太史到宗周述職性地朝見周王；匡侯旨乍又始鼎記錄了第二代燕侯旨第一次到宗周朝見周王；麥方尊記錄了邢侯到宗周朝見周王的活動；柞伯簋記載了柞伯到宗周朝見周王的事跡；宗周鐘銘文則說明周王不僅在宗周會見王臣、貴族，還會見外夷。
（二）重要宗教祭祀。
獻侯鼎、史叔隋器有王大襄於宗周的記載，士上盂、郭伯取簋，同簋、克簋、大克鼎、善鼎、越簋等有周王的各種祭祀活動，柞伯簋記載了周王在宗周舉行大射禮，其中，“大章”、“大檎”是周王舉行的高規格祭祀。
（三）周王發布政令。
小克鼎、史頌鼎、宗周鐘、班簋、母簋等均有周王在宗周發布命令的記載，由周王及諸侯、王臣在宗周的活動可知宗周是西周的政治中心，是周王長住之地，是王朝的主要都城。
三、 主都地位逐漸下降
驪山烽火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都城地位隨著祭祀設施和祭祀行位的不同而發生變化，同時，也會隨著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而產生變化。
《史記·周本紀》記載周昭王時“王道微缺”，穆王時“王道衰微”，懿王時“王室遂衰” 。自昭王以後西周逐漸衰落，到懿王時國力大幅下滑，隨著國力衰退，岐周成為周王朝與西戎交戰的前線，宗周同在關中必然受到衝擊。烽火戲諸侯雖然戲劇化，但卻反映了西周晚期戰火時常直抵王朝京畿之地的緊張局勢。
王室衰弱還伴隨著諸侯勢力的坐大。西周宗法制父死子繼，而懿王崩後，先是懿王的叔叔即位，繼而又傳回懿王之子，雖然文獻記載語焉不詳，但內有緣故 。尤其是出現了“諸侯復立”的記載，則可能有勢力強大的諸侯（小宗）開始插手王室（大宗）事務，操縱王室廢立大權。周王的權威不再，周王所居住的宗周政治中心的地位也就愈加下降。
王室衰弱、戎狄入侵、諸侯坐大是導致宗周政治地位不斷下降的三大原因，發展到周幽王時期，終於在戎狄入侵後被摧毀。
形制特徵
宗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宏大，布局整齊的城市，開創了中國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寬暢、宏偉的先河，建構了中國城市平面布局的總規制，成為後來城市總體布局的典範。
三禮圖《詩·大雅》中不僅記述了周文王伐崇勝利後建設豐京並自岐遷都至豐，以及武王宅鎬的史實，而且表明豐京有堅固的城垣和護城河 。在另一首周人講述開國歷史的史詩《詩·大雅·皇矣》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堅固城牆的，而豐京堪與崇城相匹敵。
《周禮·考工記》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傳》 、《詩·小雅·巧言》 、《詩·大雅》 和一些西周金文不僅表明豐京和鎬京內建有宮室、朝寢和宗廟建築，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通過考古發現，西周豐鎬兩京處於中國古代都城發展的初期階級，呈現出中國早期都市的一般特徵。
一、豐鎬兩京是沿河谷階地發展起來的城市，城市設計因地而宜，比較樸素、自然而強調實用功能。
二、兩京以政治為主，城區的主要面積多為王室宮殿、宗廟和貴族居址采地所占據，是西周王室對全國施行政治權力的中心地點。
三、城市的商品經濟功能較為薄弱。巳發現的各種手工作坊多分布在重要居址附近，依附於西周王室和各級貴族，主要用以滿足上層貴族的奢侈生活和各種享樂要求。各居住點周圍多與農作區相連，呈現出一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傾向。
四、城市布局較為鬆散。在都邑內宮殿區、貴族居址和若干居民點稀疏地分布在一個較大的區域，不少居住地周圍是族墓葬地，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居邑由許多這樣的血緣胞體組成，如同史前社會一般村落遺址一樣表現出較為濃厚的原始特徵。
考古發現
豐鎬（宗周）遺址位於西安市長安區馬王鎮、斗門鎮一帶的灃河兩岸，為西周王都遺址，豐在河西，鎬在河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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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周[西周王都]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豐鎬遺址被考古發現，1951年起開始發掘。1961年國務院公布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考古研究已經基本確定了豐鎬的城址和遺址面積，通過多學科的精確定位，確定了豐鎬兩京的遺址面積總計近17平方千米，是一個巨型都城遺址。
考古發現，豐鎬城市布局已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規劃思想，規整而有序。在豐鎬遺址發現了400多座墓葬及陪葬的車馬坑、馬坑和牛坑，多處埋藏青銅禮器的窖藏。這些青銅器造型精美，其上的銘文記載了西周王朝及方國的重要史實，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價值。
豐鎬二京位置曾困擾考古專家
豐鎬地區示意圖胡謙盈先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提出：“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客省莊、馬王村、西王村一帶是一個面積廣大、內涵豐富的周代遺址，遺址東以豐河為界，西至靈台河，北至客省莊、張家坡，南至西王村、馮村；總面積約6平方千米。……豐邑中心似乎不能超出這個周遺址的範圍以外。”“在昆明池西北，即洛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花園村、斗門鎮一帶，是一個面積廣大、內涵豐富的西周遺址。……鎬京中心就在這個遺址之內。”
20世紀80年代初期，胡謙盈在總結建國後30年的豐鎬考古成果的基礎上將豐、鎬遺址範圍進一步具體化。曾長期主持豐、鎬田野考古的盧連成先生、鄭洪春先生所指出的豐、鎬遺址範圍與之略同。綜合而論，豐邑遺址包括豐西的客省莊、馬王莊、張家坡、大原村、曹家寨、馮村、西王村、石榴村等；鎬京遺址包括豐東的斗門鎮、普渡村、花園村、白家莊、上泉北村、下泉北村、洛水村等。雖然豐鎬田野考古又取得不少新成果新發現，但長期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未發現中心地帶。
豐鎬遺址地理學上的坐標渭河一級階地
車馬坑豐鎬地理位置的選擇由特定的地質地理環境因素決定。地理學家對豐鎬地區的地質地理環境和第四紀以來的地質面貌發育史，以及豐鎬遺址有關歷史、考古資料進行綜合分析研究後，找出了自然與歷史之間某些規律性的有機聯繫，從而為探索豐鎬遺址謎團提供了新途徑。
《詩·大雅·文王有聲》載：“灃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這不僅表明灃水東（北）注入渭水的史實，而且表明了灃水在豐、鎬二都周圍繞流、積水的情形。《禹貢》謂：豐鎬之地“原隰底績。”學者史念海著文指出：“原是高平的地方，隰是下濕的地方。”“底績”的意思是在田野修浚畎澮，使積水都流到附近的川野。
豐鎬地區的渭河二級階地，是地勢高平的原，而渭河一級階地與鎬池、彪池、靈沼等地和豐河等河川地帶則是下濕的隰地。豐鎬地區沿渭河二級邊緣和陂池周圍分布有大量仰韶、龍山文化遺存，歷經先民們3000多年的苦心經營，到商、周之交，這裡當時的原隰皆已促成富庶之區。
至此，地理學家在研究了豐鎬地區的地質、地理、水文和地貌特徵及其演變規律後，提出了豐鎬當在“原隰”的渭河一級階地，再結合考古學者們提供的寶貴線索，就可對豐邑和鎬京的地理位置做出準確測定。
考古學說對豐鎬二京遺址的佐證
孟簋在著名地理學家孫嘉春先生依照地學和水文資料等作出豐鎬二都的具體方位後，使得現存諸多疑問迎刃而解，遺址範圍和大小也得到確認。
豐邑遺址：遺址區東西寬約2.5千米，南北長約3千米，總面積約7.5平方千米。區域內分布有沙河村、馬王村、韓家莊、韓南村、紀家村等。
鎬京遺址：大致呈正方形，邊長約3千米，總面積約9平方千米。區域內分布有普渡村、上泉北村、落水村、官莊、牛角村、南村等。
在豐邑範圍內曾大量發現比較密集的包括房屋、陶窯、窯穴、手工作坊、道路等居址遺址，十餘座夯土遺址中呈“丁”字形的四號基址總面積達1826.96平方米；在馬王村村北一所基址內還發現了陶水管道。
多友鼎在鎬京範圍內，考古學家從1961年起，先後在普渡村之西發現西周夯土建築基址，在落水村發現大量建築用瓦和白灰面牆皮、紅燒土塊；在普渡村西發現的“工”字形五號基址總面積達2891平方米；在普渡村之北和上泉北村之東發現有十餘座陶窯，在斗門鎮之東和白家村之北見有西周灰坑。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邊豐河故道河床中發現西周重器多友鼎。
沙河古橋遺址的考古成果同樣為通過地理學而找出的豐鎬遺址提供了證據。以發掘秦陵並取得重要成果的段清波先生對沙河（古豐河）橋遺址的考古顯示：“沙層厚達7米……第6層為灰細沙層，因此未發掘，加之往下水位在此層內隨四季變化不斷升降，厚度不詳，沙層純淨，顏色呈灰黑狀，內多含有秦漢陶瓦片，不具有後代遺物。”今天，沙河橋址河床標高388米，客省莊、韓南間沙河口標高392米。結合地理變遷數據可推斷出，西漢時沙河河床標高在381—385米之間，西周時灃水在客省莊到嚴家渠一段河床標高約在382—386米之間（今標高385—390米），與推斷的豐邑所在地標高389—392米和鎬京所在地標高386—392米，有高差4米到6米，足可以使百年一遇的洪水難以犯上河堤。可見西周時，客省莊之北的渭河一級階地上是完全有建都條件的。
20世紀70年代在馬王村村北再一次發現了三座土殘基址，並在一座基址內發現陶水管道。這些西周土基址和陶水管道所在地正好與地理學家推斷的豐邑東南角相吻合。由此推斷，這幾處西周土基址是西周豐邑城垣東南隅的殘跡，而陶水管道有可能是為豐邑提供水源的輸水管道系統。
犧尊20世紀80年代在下泉北村之西的沙層中發現的多友鼎，通高51.5厘米，重達37千克，鑄於西周厲宣時期，內壁鑄有銘文278字，記述多友奉派參加對戎的一次防禦戰爭，取得重大勝利的史實，是陝西目前出土銘文最長的一件銅器。該鼎埋藏於砂層中，表明西周晚期廢棄豐鎬二都，是因為灃水泛濫泱及今大泉北村一帶。另外，多友鼎原應存放於王室或貴族宅地，洪流搬運不會太遠，可見下泉北村以西的大片土地即上泉北村一帶就在鎬京城址範圍之中。
豐鎬地區發掘的西周墓葬僅灃西張家坡一帶就累計達上千座之多。其中井叔家族墓地，以周王重臣井叔的雙墓道大墓為中心，布局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規格之高在豐鎬地區前所未見，是考察西周高級貴族葬制的典型資料。
井叔墓地幾座帶墓道的墓規模龐大，雖經嚴重盜掘還殘存若干精品，對確定墓主及分期，均具重要意義。井叔墓地殘存的幾件銅器，都是難得的珍品。
“[豆下廾]（deng4鄧）中（仲）犧尊”，高38.8厘米，長41.4厘米。作獸形，頭立雙角、雙耳，曲頸，四蹄足。身有雙翼，頭頂一虎，頜下一龍，尾部一曲龍。蓋紐為一隻大鳥。蓋周緣飾一周雙身龍紋，通體飾獸面紋、夔龍紋和雷紋。器腹內及蓋內有相同銘文二行六字：“中乍寶（zhēng征）彝。”
井叔鍾井叔鍾，現存2件，一件通高37.5厘米，另一件略小。鐘上鑄“井叔采作朕（zhèn振）文祖穆公大鐘”等銘文，共七行39字。井叔方彝，通高約20厘米，器底及蓋內各有一行銘文：“井叔作旅彝”。
1954年普渡村北發掘一座墓，出土成組銅器，多件鑄有“長甶（fǔ府）作尊彝”的銘文。其中，銅盉的銘文，記述周穆王舉行燕禮和射禮，長甶參加比射，受到褒獎的史實。
豐鎬地區的考古工作，已經取得許多重要收穫，大體確定了豐鎬二京的方位。
典籍記載
大盂鼎銘文大盂鼎：“隹九月王才宗周令盂。”
靜方鼎：“隹七月甲子王才宗周。”
大克鼎：“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廟，即立。”
《詩經·小雅·節南山之什·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國語·卷七·晉語一》：“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韋註：“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
《竹書紀年》今本：“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及鄭桓公……”
《史記·卷四·周本紀第四》：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既絀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
《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諸侯鹹服宗周。
《史記·卷六十一·伯夷列傳第一》：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
靜方鼎銘文《漢書·卷八十五·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
《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至幽王淫褒姒，以滅宗周……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
《後漢書·卷一百十五·東夷列傳第七十五》：後徐夷僣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晉書·列傳第二十六·江統等傳》：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
《宋書·志第四·禮志一》：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
《魏書·帝紀第十一》：赫赫宗周，翦為戎寇；肅肅清廟，將成茂草。
《尚書正義·畢命第二十六》：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於豐。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於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
《隋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三十四》：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
《通典·卷第三十一·職官十三》：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在，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七·州郡七》：宗周，鎬京也。
大克鼎銘文《舊唐書·本紀第十九下·僖宗》：赫赫宗周，竟墜文王之基業。
《新唐書·卷二十七上·志第十七上》：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於師所……鶉首當山河之右，太王以興，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
《舊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志七》：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
《長安志》卷三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武王自酆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
影響
在歷史時期，王朝國家政治因素對古代文化有著重大影響，從一定層面上說，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學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卻使考古學文化具有強烈的統一性。
西周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奠基時期，其政治、經濟、文化對以後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乃至當今社會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 。這一時期宗周文化和勢力達到極盛，周王室統治區域和文化影響範圍空前擴大。分封制的進行，促使方國眾多。宗周文化及政治勢力的強大使無論分布於何地的青銅禮器的形制、銘文及書寫位置等都高度一致。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統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王朝在廣大區域中強制推行王朝禮制文明的結果。
宗周文化對長江流域古代社會文明化進程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影響。考古發現揭示出，隨著中原先進文化的傳播，在精神領域，長江流域諸部族也開始採用中原商周的禮儀制度作為社會的整合手段。反映出不同身份的人可不同程度地使用中原商王朝的禮器制度，並藉此來規範社會等級秩序。
西周時期，宗周京畿地區成為當時廣闊地域中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強勢文化向四周傳播，周圍各區域文化正是在這種禮制文化的強烈影響下進行大融合、大統一。這不僅是物質文化的融合與統一，而且還是思想觀念上的融合與統一，並為西周時期集中統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