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研究
安平秋在北京大學講授《史記講讀》《史記研究》《漢書講讀》《古代漢語》《傳統文化與社會生活》等課程；在復旦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十餘所大學講授專題研究；主持或參加了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多所院校的研究生論文答辯。
1992年起，6次赴美國在哈佛大學等處作學術演講。1996年，應邀赴法國等歐洲四國作學術訪問。1997年4月-1999年3月，由北大派日本東京大學講授《史記研究》等課程，並應邀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等學術單位作多次專題演講。
主要論著
《史記版本述要》；
2009年6月安平秋（左）在武漢大學訪問《評古文觀止二關注》；
《中國禁書大觀》；
《史記今譯》；
《漢書今譯》；
《茶與中國文化》；
《中國古代文化史名著選譯叢書》（主編之一）；
《中國古代小說評介叢書》（主編之一）；
《北美漢學家名錄》（主編）；
《歐美漢學名著譯叢》（主編）；
《古文觀止》（點校本）；
大型史學巨著《二十四史全譯》副主編。
學術兼職
自1983年起，歷任中國國家教委全國高等院校（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委員，副秘書長，秘書長，副主任。1996年任主任。1992年，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1998年2月，任副組長。
兼任中國國家教委社會科學基金評議委員會、全國高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委員會主任、中國史記研究會會長、古文獻學科專家評議組召集人，中國新聞出版署國家圖書獎評審委員會成員美《中國研究書評》編委、《中國典籍與文化》（刊物）總編等。
安平秋談古籍整理
中國的古籍包羅萬象，涉及人文領域的古籍是推動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載體，古籍整理是基礎性工程、綜合性工程
安平秋一般說來，古籍整理就是對古籍進行標點、校勘、注釋或者影印。與從前的私塾教育相比，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國家基礎教育中舊學的部分有所削弱，大部分人對於古代文獻接觸較少，所以需要對古籍進行新式的標點和校勘以及注釋、翻譯，既有利於廣大讀者閱讀，也為文史研究提供基本的文獻資料。整理古籍的過程，也是對古代文獻所反映的思想進行理解和消化的過程。對古籍中一個字、一句話的理解不準確，後續的研究就可能出現偏差。以漢代王充的《論衡》為例，一位前輩學者在其著作中認定《論衡》的某些思想是唯物的、某些思想是唯心的，裘錫圭先生的《讀〈論衡〉札記》從文字學角度深入分析相關字、句的意義，得出的一些結論與那位前輩截然相反。學術研究是一個整體，作為基礎性研究的古籍整理與對某部作品、某位作家的研究是相互呼應、相互配合的兩個環節，不應該有高低之分。
中國的古籍包羅萬象，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人文領域的古籍是推動文化傳承和發展的重要載體。僅就道德而言，從個人品德到社會公德，以至維繫社會和諧穩定，古籍里都有所涉及。從這個角度看，古籍整理不僅是一項基礎性工程，而且是一項綜合性工程。
我們要尊重學術工作的特點，按學術規律辦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預學術研究
從整體上看，建國以來的古籍整理工作發展是健康的。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在毛澤東、周恩來、陳雲等領導同志的關心下，中華書局組織點校出版了二十四史、《資治通鑑》和《清史稿》，為後來的古籍整理工作開了一個好頭。上世紀80年代，最有價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數全國高校古委會規劃組織的“九全一海”，即《兩漢全書》《魏晉全書》《全唐五代詩》《全宋詩》《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戲曲》《全明詩》《全明文》《清文海》等10部斷代詩文總集的整理。這項工程有系統性、有目的性地把歷代的主要詩文都涵蓋進來，對於研究每個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礎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國高校古委會組織了全國高校20個古籍研究所的專家，用近10年時間編寫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精選從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進行注釋、翻譯和解題，對普及傳統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這幾項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把精力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要典籍的進一步整理，把標點、校勘、注釋做得更準確、更深入，使之成為經典，能夠流傳後世，多年來很多學者都在為之努力;二是要推動海外漢籍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至今，我們把很大精力投入到這項工作中。近年，在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領導、規劃下，古籍出版工作開展得很有章法，取得了突出業績。全國20多家古籍出版社有個聯合體，簡稱“古聯體”，在新聞出版總署的統籌下承擔了主要的古籍出版任務，出版了很多好書。但不容忽視的是，現在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有一股浮躁的作風。有些整理者沒有古籍整理的基本功，也沒有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經驗，就開始整理古籍，甚至主持重大項目，這樣整理出來的古籍質量一定沒有保證。有些重大項目，不經充分的專家評議、論證，就輕易上馬，造成了巨大的資金浪費和荒唐的學術行為。我們講“學術獨立”，就是要尊重學術工作的特點，按學術規律辦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預學術研究，作出草率的決策。
海外所藏漢籍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獻價值，應該把有價值的古籍影印複製回來，推動學術研究發展
2009年6月安平秋在華中師範大學講學宋元善本古籍的主體部分在中國，但海外所藏漢籍也具有很高的版本、文獻價值。像日本收藏的1000部左右宋元版漢籍，有相當一批是孤本；或者是同一種書，日本藏的版本更早；或者是同一版本，日本藏的是全本，而國內只有殘本。比如元代彭寅翁刻《史記》，現在世界範圍記憶體9部，大陸和台灣有5部，日本有4部，9部中只有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和天理圖書館所藏的兩部是全本。再如北宋刻本《史記》世界僅存3部，日本大阪的杏雨書屋藏本與北京國家圖書館、台灣傅斯年圖書館的藏本不是同一版本。這些有價值的古籍通過各種途徑流傳出去，原本回歸已經基本不可能了，但我們應該關注這些漢籍的情況，把有價值的古籍影印複製回來，推動學術研究的發展。這些年我們一直在做相關工作，日本宮內廳藏68種宋元版漢籍的影印本即將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日本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國立公文書館）藏本的影印工作也已經完成，今後逐步擴大日本各藏書機構漢籍影印工作。此外，《美國圖書館藏宋元版漢籍圖錄》即將出版，也是由我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國外所藏漢籍善本叢刊》正在有序進行。
海外漢籍整理並非簡單地影印複製，存在著多重困難:首先是人才隊伍建設，需要一批既懂古籍又懂外語的專業人才，對海外漢籍進行版本鑑定和影印整理工作，像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所藏的144種宋元版漢籍中，經我們鑑定、考證後，有4種不是宋元版，而是明版；第二是經費支持，國外有的藏書機構需要支付較高的複製費用；第三是需要與海外各藏書機構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以便於工作的順利開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