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商人

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航行海外經商貿易。從事海外貿易以呂宋（今菲律賓）貿易居首位。安平不同層次的人物可以通過從事小型商業貿易逐步向中型、大型的商業貿易趨近，從而使安海出現小賈、中賈、大賈的名堂。

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航行海外經商貿易。隨著泉州海外交通的發展，安海成為貿易重鎮，許多安海商人出海經商。到了明代安平商人的販海貿易活動達到鼎盛時期，清中葉以後，安平商人走向衰微。　安平商人既從事國內貿易又從事海外貿易。安平商人行商區域廣闊，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則泛東西洋。他們“貿海則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至”，有的且能夷言。
安平商人從事海外貿易以呂宋（今菲律賓）貿易居首位。“安平之俗好行賈，自呂宋交易之路通，浮大海趨利，十家而九。”如李寓西、陳斗岩，首航呂宋，獲巨利歸。顏嘉冕先後到順塔洋（今印尼爪哇西部）和舊港一帶經商，陳士勛商於咬留吧（今印尼雅加達）而卒。鄭金沙，少經商仰光大埠。柯叔均，由寧波往汶萊生理。據日本的《長崎荷蘭商館日記》記載，安海商船經常出沒於長崎港，如1641年（明·崇禎十四年）6月26日、7月1日、7月4日、就有安平海商的3艘貨船開到長崎。
安平不同層次的人物可以通過從事小型商業貿易逐步向中型、大型的商業貿易趨近，從而使安海出現小賈、中賈、大賈的名堂。明·李光縉（參見泉州歷史網《泉州人名錄·李光縉》）《景璧集·卷14》曾描述一例：“處士（陳斗岩）甫垂髻，避難入安平市，市人亡知之者。顏君道謀睹其狀貌，大奇之，遂許以季女……多摯金錢財帛以界之，處士藉以運籌鼓策……處士其初鬥智，最後爭時，行財幣或如流水，若猛獸鷙鳥之發，人雖與共用事，終不如之矣。故人或折閱，而處士收息反倍之。處士行賈，北走齊、吳，南走粵。呂宋洋開，鬻財呂宋，轉販所致，人多重之，倚所祭酒，竟以致富……”
安平商人輸出的貨物主要是從海外採購的胡椒、木香、象牙、明珠、翡翠以及吉貝、薴、絲、錦、綺、荔枝、龍眼、柑等。
明、清安平商人有幾個特點：
第一，“歐洲中古後期的商人，以冒險遠征為目的，有開闢新天地的宏願，安平商人則剛剛相反，以收為主，這是中外海商性格的不同點。”（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
第二，“中國商人有與官僚勾結的一面，也有不勾結的另一面。這個不勾結，固能擺脫封建特權的糾纏，然他們沒有政治上的憑藉，每易起落無常，不似徽、蘇、山、陝大賈之以鹽筴為本業，有某些政治奧援，故仍能在中國封建社會裡維持其地位於不墜。”（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
第三，“安平商人雖善服賈……他們還是農賈兼業，以農為本，就是說，中國的商人資本始終沒有脫離土地權力的羈縻。”（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
曾泉公就是“用本守末”的典型。他“自垂髫時，業已從兄伯賈閩廣間，其後轉貲荊湘，從業吳越，北極燕越，海岱之墟，足亡不遍。而珠璣、犀象、香藥、絲?、果布之湊，蓋不數年，而公成大賈矣。公為賈用本守末，以文持武，智慧型權變，勇能決斷，仁能取予，疆能有所守，乃其傾貲延士，設財役貧，蓋有儒俠之風焉。”
第四，賈儒兼營，從儒入賈。“孺人”、“處士”等社會階層的人士均可能從商。如上述處士陳斗岩。又如贈公“偉姿觀，善心計，初治鄒魯家言，後乃棄去行賈”，楊喬“安平人，十歲通經史大義，會父及伯兄繼歿，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輟儒之賈”，“陳潔家貧，棄儒就賈”等。
第五，“安平商人與鄉族勢力關係的密切，這亦造成安平商人身上所具有脆弱的性格”（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但同時，也形成了安平商人的勤儉節約，樂善好施的優良品德。他們或捐資修路造橋，或賑濟孤獨鰥寡，或倡建堂廟，或置祀田、塾田等。
安平人經商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是善於運用智力經商。如贈公“偉姿觀，善心計”，曾友泉“傾貲延士，設財役貧，善有儒俠之風”，李寓西“賈先敏也，知福智也”。運用智力經商，是決定能否致富的關鍵。“大都賈之為道，春貰貸郡國，可以覽勝；其爭時鬥智，可以獲嬴”。
二是臨財有信，拾金不昧。為商之道，講求信用，取信於人，拾金不昧，諸商敬重。如王瑞“所挾貲最下，能和煦襲人，臨財有信，人愛而重之”。伍榮辰賈於粵，有客遺百金於其寓，越數日撿得，呼還之。其人願刈半以謝，卻之，自是諸商益加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