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背景

兩天后,中共中央作出明確決定,要求各中央局並各地黨組織,立即展開民眾性的反美鬥爭,務必使民眾認清美國對華軍事干涉的實質,和蔣介石政府之美國殖民地的性質,動員民眾團體和民主黨派,分電美國政府、國會、民眾團體、社會名流,要求糾正美國政府的對華反動政策,撤回駐華美軍,否決軍事援華法案。當然,採用這種方法,說明毛等這時對影響美國改變政策仍抱有些許期望。故其指示中仍特彆強調:“不要反對整個美國與整個美國政府,亦不要反對杜魯門、馬歇爾與美國調處中國內戰,對美方公正人士與普通人員仍應爭取其同情。”問題是,和中共歷來大規模政治動員的效果一樣,這種反美運動一旦掀起,要基層幹部和黨員分清美國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顯然沒有可能。特別是中共中央公開發表“七七”宣言,尖銳抨擊美國政府之後,即使它再三強調“對各地美軍,仍應避免衝突”。客觀上衝突仍難避免。因為在部隊中進行反美教育,不可避免地會刺激下級官兵產生仇視美軍,甚至想要給美國人以教訓的心理。
安平事件正是發生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共第十四軍分區進抵安平一帶的部隊,就專門召集民眾,舉行過抗議美軍干涉中國內政的民眾大會,部隊官兵對美軍的敵視心理正在亢奮中。一連幾天,見到美軍汽車,士兵們往往就會開槍射擊以泄憤。襲擊美軍車隊之舉,雖然是基層指揮官組織的軍事行動,但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
戰鬥過程

發生之後
事件發生後,美軍海軍陸戰隊一師到北平軍調執行部狀告告解放軍襲擊了聯合國救濟總署的運輸車輛。葉劍英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向執行部美方代表當面提出了抗議,但比起延安方面激烈抨擊美國的態度來,在南京負責與馬歇爾和國民党進行談判的周恩來,態度卻緩和多了。南京中共代表團一直對安平事件三緘其口,沒有作任何表示。周恩來才指示代表團發言人公開發表談話,說明他們了解到的情況。這就是:
(一)中共軍確曾與美軍發生衝突,並雙方均有死傷。
(二)安平在中共解放區內,並為駐兵區。
(三)與中共軍隊衝突之美軍,乃一武裝巡邏隊。
中共代表周恩來已電平執行部中共代表葉劍英,要求派遣執行小組赴出事地點調查,以確定責任。”北平軍調部國、共、美三委員就通過一項指令,“特命第二十五小組前往調查”安平事件“進攻之部隊”和“發令及實施攻擊應負責之指揮者及人員”。據美方代表戴維斯(Davis)向軍調部三委員,即饒伯森(Roberson)、鄭介民和葉劍英報告稱:第二十五小組接獲指令後,美方代表和政府代表已經確認下列事實:由武裝保衛之海軍陸戰隊之護送隊在平津公路上靠近安平鎮之地,與中共部隊發生衝突。衝突之地點並非任何軍隊或居民之經常駐地,而系平津公路上之田野。參與衝突之美陸戰隊負責人及當天之任務,均已確定。但未獲中共指揮人員姓名及當天參與衝突部隊在當地之任務。美陸戰隊指揮官到達並在小組會議室等待報告事件之經過,但小組屢次投票,均遭中共代表反對,無法聽取美方人員報告,調查形成停頓。經過馬歇爾和周恩來的干預,軍調部三人委員會幾經會議,終於同意了中共代表的意見,“成立一分組調查共方報告之香河衝突”。三人委員會又基本上通過了第二十五小組及分組調查程式之協定。即:A詢問及記錄目睹之證人傅瑞慈(Freese)少校及丟克(IMDuke)君之證言,此二人系執行部人員而搭乘該美陸戰隊武裝巡邏隊護送之運輸車輛者。B詢問及記錄美陸戰隊隊長貝爾查(ChalesBell)中校及美陸戰隊參加衝突之人員。C訪問、詢問及記錄參加衝突之共軍指揮官,及士兵之證言(由政府及中共發給通行證照而由美方在可能範圍內供給運輸工具)。D視察衝突地區並訪問及記錄其他證人之證言。E詢問及記錄現在天津美陸戰隊第一師司令官駱基(Lodge)中將,現在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將軍及事件發生地區共軍高級指揮官之證言。F訪問及記錄若干其他證人之證言,此等證人乃每一方面所認為為求得此事件之真相所必須徵詢者。G訪問、詢問及記錄中共所稱曾參加衝突而政府及陸戰隊第一師司令官駱基中將所否認參加之國軍部隊是否事實。H召集小組會議準備呈三委員之報告並提出之。亦仍須進一步取得南京馬歇爾、周恩來等批准,方可正式頒布及生效。
第二十五小組開始按照三方議定之程式,聽取證人證言。首先聽取的是美方證人的證言。美方當事人和陸戰隊司令部的報告,就陸續提交上來了。具體的當事人主要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陸戰隊軍官,一部分是在天津辦事、隨陸戰隊的車隊回北平的軍官,包括傅瑞慈少校、考奈爾(Connell)中尉、威斯特(West)中士和一中國司機,以及美軍參謀甘迺迪(Kennedy)中尉、丟克和一中國司機,還有一位屬於第七特務團的美軍少尉。去天津辦事的甘迺迪幾人都提到,當天去天津開車路過安平鎮附近公路時,就已經遭到過一次槍擊,但當時他們只有一輛車,公路上沒有設定障礙物,加大油門就沖了過去。第二天他們加入到美陸戰隊護送的車隊返回北平,就出事了。才結束的對美方證人的質詢,主要對象是傅瑞慈、丟克、甘迺迪和美陸戰隊駐津第一營營長貝爾查中校。據報稱,“在調查進行中,幾無一分鐘休息,三方組長聚精會神尋取材料,尤以共方代表之質詢為多。逸峰氏每次均以半小時至一小時時間對證人提出連串問題,顯欲在此質詢與報告中獲得有利共方之答覆,以之說明過去中共所聲明美軍與國軍共同進攻解放區,最少亦企圖求出錯誤責任在美方之結論”。但美方證人在質詢中陳述的都是經歷過的事實,因此只有因當事人不同,看到的戰場情況略有差別,整個事件的起因、過程和車隊整體的情況,沒有任何編造的痕跡。唯一與書面報告不同的一點新情況,就是傅瑞慈少校告訴調查小組,從北平至天津的行車途中,在此地就已經遭到過十餘發步槍子彈的射擊。
小組美方代表馬丁(Martin)、國民黨代表張叔衡、中共代表黃逸峰及雷任民等赴中共冀東軍區第十四分區駐地香河縣調查。小組在香河中學聽取了中共方面證人王智濤(冀東十四軍分區副司令)、李慶春(五十三團五連連長)、王恩潭(通縣大隊二連五班班長)、馬德明(戰士)、何卓然(區長)、王槐鄰(村民)、高玉成(小商人)、曹汝明(農民)的報告。
中共方面證人的報告顯示的又是另一番情景:
1)事件發生時安平系中共解放區,有徵收公米單據作證。
2)衝突是美軍武裝車隊先向中共軍隊開槍,中共軍隊以為是國民黨軍又來進攻,遂自衛還擊,及至反衝鋒繳獲吉普車,才發現有美軍參戰,指揮員立即下令吹號撤退,在撤退中受對方猛烈火力攻擊,中共方傷亡達18人之多。然而,讓中共中央意想不到的是,情況又有了新的變化。因為,在十四軍分區司令員曾雍雅等進一步的追問下,參加襲擊的部隊幹部最終講了實話。他們承認,不僅美軍沒有進攻意圖、車隊中沒有國民黨軍,甚至也不是美軍首先開槍,而是“我方先開槍”。注意到事實與過去匯報的完全相反,曾雍雅感到情況嚴重,馬上電告了冀東軍區,並請其轉報給中共中央。但是,身為前線直接面對美國與國民黨方面調查人員的最高指揮官,他無論如何不能,也不願馬上全盤推翻過去的說辭,承認整個事件都是自己的部下主動襲擊造成的。因此,曾雍雅在電報中一面承認說:“七月二十九日美軍汽車開到時,系由我方先開槍”;一面又專門要求冀東軍區領導人,乃至中共中央領導人,一定不能完全改口。他的建議是:“談判時我決不能承認(我方先開槍這一點——引者注),就說廿五日接到情報,河西務敵準備出來搶糧,當時誤以美汽車為搶糧之敵”。連美軍先開槍都無法再堅持,要讓美方承認對此事也負有責任,就更難了。對此,就連一向不主張太過強硬的周恩來,也懷疑現在改口和讓步是否明智。鑒於情況如此複雜,中共中央自然也猶豫起來,決定拖一下再說。
事件結果
周恩來的顧慮,有著十分現實的理由。不是因為安平事件,而是因為國共關係破裂在即,安平事件其實已經不重要了,這個時候大可不必、也絕不應當出來承認自己一方的過錯,給美國,包括給國民黨,提供更多可以用來攻擊共產黨的口實。既然全面開打已不可避免,馬歇爾的調處作用自然也就不需要了。既然連美國政府中唯一對中共有些用處的馬歇爾之類都不必理睬了,安平事件誰是誰非當然也不用去理會了。周恩來電告延安及葉劍英等“安平等事件均可成懸案”。安平事件的真相由此再難得到澄清,而中共此前關於美國海軍陸戰隊聯合國民黨軍在安平進攻中共解放區,遭到中共軍隊有力還擊的宣傳,自然也就隨著政權更替變成了正統歷史的一部分。安平事件也因此成了戰後美國近代以來“侵華”的一個歷史記錄,成了戰後美軍在華種種劣跡中最著名的一個歷史見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