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病逝

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季羨林先生辭世。

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季羨林先生辭世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時,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季羨林先生在北京301醫院辭世,享年98歲。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向季羨林先生的辭世表示深切的哀思和悼念。北京大學已成立治喪工作組,開展相關工作。

季羨林生平簡介

季羨林,1911年生於山東清平(今併入臨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趙氏,農民。叔季嗣誠。幼時隨馬景恭識字。6歲,到濟南,投奔叔父季嗣誠。入私塾讀書。 7歲後,在山東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設新育國小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12 歲,考入正誼中學,半年後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 在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發生興趣。18歲,轉入省立濟南高中,國文老師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譯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於董老師之賜,我畢生難忘。" 1930年,考人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5年9月,根據清華大學文學院與德國交換研究生協定,清華招收赴德研究生,為期兩年 。季羨林被錄取,隨即到德國。在柏林,和喬冠華同游。10月,抵哥廷根,結識留學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學,"我夢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讀一點書,讀點古代有過光榮而這光榮將永遠不會消滅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這個夢。”(《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即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發明。"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 4O多堂課,學習了異常複雜的全部梵文文法。接著部分著作年輕時的季羨林 讀梵文原著,第5學期讀吐魯番出土的梵文佛經殘卷。第6學期準備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這是我畢生學術生活的黃金時期,從那以後再沒有過了。""博士後"的歲月,正是法西斯崩潰前夜,德國本土物質匱乏,外國人季羨林也難免"在飢餓地獄中"掙扎,和德國老百姓一樣經受著戰禍之苦。而作為海外遊子,故園情深,尤覺"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祖國之思和親情之思日夕 索繞,"我悵望灰天,在淚光里,幻出母親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土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被聘為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在北大創建該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語言學家馬堅、印度學家金克木等。 解放後,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 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 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 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人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餘頌,譯成漢語有9萬餘行,季羨林經過1O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複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8)東方文化研究一一從8O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O余種、8OO余冊,預計15年完成;(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O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餘萬字之多,鍾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

季羨林是中國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

季羨林911年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

1946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葉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留學德國是季羨林學術生涯的轉折點。留學德國後,季羨林走上東方學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結束,季羨林就輾轉取道回到闊別10年的祖國懷抱。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季羨林回國後,著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關係史,發表了一系列富有學術創見的論文。

《浮屠與佛》(1947),揭示梵語Buddha(佛陀)一詞在早期漢譯佛經中譯作“浮屠”是源自一種古代俗語,譯作“佛”則是源自吐火羅語,從而糾正了長期流行的錯誤看法,即認為佛是梵語Buddha(佛陀)一詞的音譯略稱。這裡順便指出,季羨林在1989年又寫了《再論浮屠與佛》,進一步論證漢文音譯“浮屠”源自大夏語。

《論梵文··td的音譯》(1948),揭示漢譯佛經中用來母字譯梵文的頂音·t和·d是經過了·l一個階段,而t··>·d>l這種語音轉變現象不屬於梵文,而屬於俗語。因此,依據漢譯佛經中梵文··td的音譯情況,可以將漢譯佛經分為漢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後三個時期。前期漢譯佛經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語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語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進步;後期的原文是純粹的梵文。

季羨林的這兩篇論文在中國佛教史研究領域中別開生面,用比較語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證明漢譯佛經最初並不是直接譯自梵文,而是轉譯自西域古代語言。季羨林也據此提醒國內運用音譯梵字研究中國古音的音韻學家,在進行“華梵對勘”時,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這個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關係史研究方面,以往國內外學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甚至有論者據此認為中印文化關係是“單向貿易”

(one-way-traffic)。季羨林認為這種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歷史實際。因此,季羨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視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著力探討為前人所忽視的中國文化輸入印度的問題。他先後寫成《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1954)、《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國紙和造紙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傳到印度去的?》(1957)等論文,以翔實的史料,考證了中國紙張、造紙法和蠶絲傳入印度的過程。

與此同時,季羨林兼治梵文文學,翻譯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迦梨陀娑的劇本《沙恭達羅》(1956)和《優哩婆濕》(1962),並撰寫有《印度文學在中國》、《印度寓言和童話的世界“旅行”》、《〈五卷書〉譯本序》、《關於〈優哩婆濕〉》和《〈十王子〉淺論》等論文。

季羨林隨著80年代進入古稀之年,但他學術生命仿佛進入了黃金時期。儘管行政事務和社會活動纏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鬆”,抓緊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潛心研究,勤奮寫作。

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實,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著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巨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穫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一位學術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

他的歲月

季羨林,北京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佛學家、作家。精通12國語言。其著作已彙編成《季羨林全集》。

1911年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官莊。6歲入私塾讀書。10歲開始學英文。高中開始學德文,並對外國文學產生興趣。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修習德文。

1934年,清華畢業後到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教國文。

1935年,作為交換生赴德留學。

1936年,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

1941年,獲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46年至1983年,回國任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系主任。“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文革”結束後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曾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並以學者身份出訪多國。

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本世紀初,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

2003年,因身體原因住進301醫院,即使在病房裡,每天仍堅持讀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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