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悟
妙悟又叫禪悟。它本是中國禪宗的一個重要範疇之一。其根本要義在於通過人們的參禪來“識心見性，自成佛道”。（《壇經》）從而達到本心清淨、空靈清澈的精神境界。
“妙悟”一詞最初見於東漢曾肇的《長阿含經序》：“晉公姚爽質直清柔，玄心超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妙悟此語一出，在魏晉南北朝的佛教中被普遍使用。（註：參見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以禪喻詩”一節。）
由於禪宗和老莊思想對中國士大夫的巨大影響與滲透，因此，作為禪宗的“妙悟”說也同其它“自然”、“境界”等範疇一樣逐步被中國的美學理論所吸納、融化和發展，從而成為中國美學史上一個極富價值和生命力的美學命題。下面試從歷時性的角度加以發掘，梳理，以期對這個美學命題作出比較準確的歷史定位。
縱觀“妙悟”一說，以南宋嚴羽為界，可分為三個時期，嚴羽以前可稱為“妙悟”說的發展期，嚴羽可稱為“妙悟”說的成熟期，嚴羽以後的元明清時期可稱為“妙悟”說的深化期。
嚴羽以前的妙悟說
如果從語源學的角度看，可以追溯到莊子的《田子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不過莊子的悟是使人醒悟到做人要純真自然、無為寡慾的道理，而真正用悟或妙悟來表述審美活動和審美認識的，是在魏晉南北朝佛教東漸之後。如“深通內典”的劉宋時期大詩人謝靈運用悟來表達自己對大自然體察的審美感悟：“情用賞為美，事昧覺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從斤竹瀾越嶺溪行》）而南朝齊梁時代的“山中宰相”陶弘景在《與梁武帝論書啟》中則用悟來論述書法創造：“今聖旨標題，足使眾識頓悟。”但談妙悟比較多的，則從隋唐開始。這個時期的妙悟說，主要是針對“目擊道存”的書畫而言。代表人物有隋唐時期的虞世南，唐代的李世民、孫過庭、李嗣真、張彥遠等。
虞世南在《佩書齋書畫譜》中指出：“故知書道玄妙，必資神遇，不可以力求也；機巧必須心悟，不可以目取也。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衛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作為一個著名的書法家，虞世南以其豐富的藝術實踐和獨到的眼光提出，書法藝術要依靠神遇而不可力求，書法機巧必須心悟而不可以目取，強調了心領神悟的重要作用。這對於作為“心靈藝術”的書法來說，是非常中肯的。而作為唐代著名書論家的孫過庭，對妙悟的理解又進了一步。一方面他指出可以通過用筆的領悟去掌握書法的技巧，另一方面，他認為書法可以“達其性情，形其哀樂”，書法家的情感要符合書法內容的特點，同時要運用不同的書體來體現不同的情感。《書譜》指出：“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去未悟。”“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授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由此可見，孫過庭所強調的悟，不但是指書法的機巧筆法，而且還包括“情深調合”的內容與書體。因此，它無疑比虞世南的妙悟說具有更具體豐富的內容。不過，他們的妙悟說，都還停留在心神領悟，心解神領階段，還未涉及到比較深層的心理層面。而這一點，被中唐時期著名的美術史家張彥遠揭示出來了。他在《歷代名畫記》中指出：
“遍觀眾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哉！所謂畫之道也。”
張彥遠這段話，旨在談鑑賞。顧愷之是東晉一代繪畫宗師，他以“遷想妙得”之筆，繪“傳神寫照”之像，在當時和後世影響極大。他的一生畫跡頗多，其中以《洛神賦圖》、《女史箴圖》等最著名。而張彥遠所談的正是鑑賞顧畫時的心理感受，一方面是“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另一方面是在鑑賞過程中“物我兩忘、離形去智”。這就表明，張彥遠的“妙悟”，不但含有“聯想、想像的心理成分，而且還包含了老莊“虛靜”、“坐忘”的思想（註：《老子》十六章：“致虛靜、守靜篤”。《莊子·人間世》：“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可以說，張彥遠的“妙悟”說，是禪宗和老莊學說結合的產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