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梯山石窟在我國石窟藝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天梯山石窟位於甘肅省武威市城南約50公里的天梯山上。這裡峰巒聳峙,山路崎嶇,登臨艱難,猶如上天梯,故名“天梯山”。石窟分布在西南峭崖絕壁間,四周環山,林木蔥鬱,川流縱橫,景色宜人。天梯山石窟開鑿於北涼沮渠蒙遜時。《北涼錄》載:“先是蒙遜有涼土,專弘事佛,於涼土南百里崖中大造形像,千變萬化,驚心眩目。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無時暫舍,遙見則行,人至變止,觀其面貌,狀如其中泥塑形象,人鹹異之,乃羅土於地,後往看之,足跡隱隱,今見如此。”可見當時石窟規模之大及造型藝術之高超。北朝、隋唐、西夏到明清相繼創修。據明代《重修涼州廣善寺銘》記載,當時有26窟,在前古剎遺址有“構材聚工,鑿山架楹,築宮於其間,凡八層,高十有六丈,有鐘鼓二樓、兩廡、山門”,還在“寺東高阜處,建塔一座,高二丈三尺,壯觀宏大”。經歷代地震破壞,到解放初期,洞窟僅存16窟,大體為上、中、下三層,最高層距地表約60米,是較早的一期洞窟,開鑿於北朝,第1、4、17、18窟開鑿於北涼時期,其餘都是隋唐規制而經後世重修的。洞窟內保存造像一百多尊、壁畫數百平方米以及魏、隋、唐漢藏文寫經和初唐絹畫等珍貴文物。
天梯山石窟又稱涼州石窟,它是我國早期石窟藝術的代表。據《法苑珠林》記載:“涼州石崖瑞像者,昔沮渠蒙遜以晉安帝隆安元年(397)據有涼土三十餘載,隴西五涼,斯最久盛。專崇福業,以國城寺塔非久固,古來帝宮,終逢煨燼,若依立之,效猶斯及,又用金寶,終被毀盜,乃顧眄山宇可以終天,於州南百里,連崖綿亘,東西不測,就而�窟,安設尊儀,或石或塑,千變萬化。有禮敬者驚眩心目,中有土聖僧,可如人等,常自經行,初無寧舍,遙見便行,近矚便止,視其顏面,如行之狀。或有羅土坌地,觀其行跡,人才遠之,即便踏地,足跡納納來往不住,如此現相,經今百餘年,彼人說之如此。”蒙遜所�窟,可能是以佛像為主的佛殿窟。6世紀慧皎《高僧傳》卷2《曇無讖傳》記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雲:“偽承玄二年(429),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袍罕,以世子興國為前驅,為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狀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為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為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斥沙門,五十以下皆令罷道。蒙遜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曇無)讖又格言致柬,遜乃改正而悔焉。”此事在道世《法苑珠林。敬佛篇,觀佛部感應緣》中亦有詳細記載,
大佛窟規模宏大,氣勢宏偉。正面中央尊釋迦如來造像,安然端坐,氣度非凡,高達三十多米;左右兩側分別立迦葉、阿難、普賢、文殊、廣目、多聞六尊造像,或威武,或慈善,或智慧,或忠誠,各具神態,精妙逼真。這些造像,雖經西夏重修,但創建時代不下於晚唐。窟內南北兩壁繪有龍、虎、鹿、象、樹木、花卉等,畫面線條流暢。
十六國時期,涼州一度成為佛教文化的中心,許多著名高僧在這裡開壇講經,翻譯著述。曇無讖在北涼都城姑臧(今武威市)所譯的轟動佛教界的《大般涅�經》,在我國佛教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北魏滅北涼,“徙涼州三萬餘家於京師(平城)”。其中包括數千僧侶和能工巧匠,為北魏開鑿雲岡和龍門石窟提供了技術力量。魏文帝時,相繼任僧統的師賢、曇曜皆為涼州高僧,現存雲岡石窟最早的一批石窟就是由曇曜主持修造的,在此之後,仿照雲岡石窟開鑿的龍門石窟,也脫不出涼州石窟的模式。因此,這一時期中原佛教石窟藝術的成就,閃爍著涼州石窟的光彩。
二 天梯山石窟文物的搬遷
1 石窟瑰寶藏深山自唐代以後,涼州石窟由於不見史冊記載,許多佛教史學家和美術專家在談到東晉十六國的佛教和佛教藝術時,總要根據早期史書記載,談到涼州石窟,但對涼州石窟以後的情況一直沒人做過肯定而詳細的記述。20世紀40年代初期,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向達先生到西北考察,路過武威時,曾懷疑距武威縣東南40公里的天梯山大佛寺即沮渠蒙遜所開的涼州石窟,但終因時間倉促、交通不便,而未能前往。1952年,甘肅省人民政府鄧寶珊主席到武威,也曾向唐榴亭(唐發科)副縣長問及涼州石窟遺址,唐副縣長根據自己的推測,認為天梯山大佛寺便是,但仍未肯定。此後,甘肅著名學者馮國瑞先生到天梯山下做過一次短暫的訪問和了解。原天梯山國小楊子元先生在大佛窟木建椽空里發現了一批西夏文佛經,在第7洞發現一件藏文文書(現藏甘肅省博物館)。同年5月14日,在《甘肅日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記武威境北涼創始石窟及西夏文草書墨跡與各種刻本》的報導,提出武威天梯山石窟即歷史上著名的涼州石窟,直到1954年7月,我國著名美術史學家史岩先生,在敦煌考察完畢回杭州的途中來到武威。在唐發科副縣長多方協助和各有關部門的積極配合下,他冒著生命危險,經過整整6天對天梯山石窟殘存的工3個洞窟逐個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勘察,並搶救了一批珍貴的文字、測繪、攝影資料,在《文物參考資料11955年第2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涼州天梯山石窟現狀及保存問題》的簡要勘察報告,正式揭開了涼州石窟之謎。1956年天梯山石窟就被甘肅省人民委員會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 石窟文物搬遷的原因天梯山石窟位於武威市城南的祁連山麓,東面為小坡山,西南面有觀音山,南面為磨臍山,北面為水峽口,即今黃羊河水庫大壩所在地。周圍山巒起伏,中間為狹長的張義堡盆地,由河漫灘和河谷陡地組成,黃羊河穿流其間,並從石窟前流過,再從狹窄的水峽口流出,灌溉著下游黃羊鎮一帶幾十萬畝耕地,是整個武威盆地石羊河流域最主要的天然支流,為解決黃羊河流域灌溉問題,1958年決定在黃羊河上修建水庫,石窟所在地,成為唯一最理想的庫址。據水庫工程處當時的計算,水庫蓄水後,窟群下部的第1、2層計10個洞窟將全部被淹沒在水中,特別是由於開鑿石窟的岩層均為淺紅色的砂礫崖,經長期浸泡,將會有坍塌的危險,為了挽救這一珍貴的藝術寶庫,決定對石窟進行搬遷保護。
3 石窟文物的勘察、清理、搬遷1958年開始在天梯山石窟所在地興建黃羊河水庫,甘肅省政府首先責令甘肅省文化局在1959年7月中旬,讓甘肅省博物館派專人去調查 將淹沒石窟的具體情況。10月21日還派專人協助縣上,會同黃羊河水庫工程處,於10月26日提出了兩個保護方案;一是在窟區的前面築一堵弧形混凝土長堤將水攔住,另一個是將所有石窟進行徹底勘察清理後遷移保護。與此同時,當時的文化部文物局辦公室主任王毅先生也專程來到蘭州,和文化局社會文化科科長廖有仁、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先生等專業人員研究討論了石窟的保護問題,決定由常書鴻、吳怡如擔任正副隊長,並立即從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肅省博物館抽調二十多名專業技術人員趕赴現場進行詳細的勘察清理工作,也提出了築堤防護、清理勘察搬遷及詳細勘察記錄後放棄的三個方案。直到12月3日,經甘肅省委宣傳部部長阮迪民同常書鴻先生來到天梯山石窟及黃羊河水庫工程處勘察以後,才正式報請文化部文物局,決定詳細勘察清理後進行搬遷保護,並在黃羊鎮建立博物館,後因正值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建館被迫停止,而將文物運至甘肅省博物館保存。
根據中共甘肅省委宣傳部和甘肅省文化局的決定對天梯山石窟進行搬遷,成立天梯山石窟文物搬遷工作隊。隊長常書鴻,副隊長吳恰如,由敦煌文物研究所和甘肅省博物館抽調有經驗的專業技術人員組成。整個工作從1959年11月18日正式開始,根據工作需要和個人專長,分臨摹、攝影、測量、清理、發掘和搬塑像剝壁畫五個小組。臨摹工作由李承仙任組長,攝影工作由李貞伯任組長,測量工作由孫儒�任組長,發掘工作由倪思賢任組長,搬塑像剝壁畫工作由張學榮任組長。由於常、吳二位隊長都不能長期在現場參加具體工作,整個現場工作,由李承仙具體負責,李承仙於1960年工月工日回所後,由張學榮負責。文字記錄工作,先由張學榮負責作初步記錄,以後又專門抽調李承仙、段文杰、萬庚育三位進一步複審詳記。在整個工作中,既進行了明確的分工,又採取隨時統一調配的方式,使整個勘察搬遷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
工作隊克服重重困難,攀上懸崖,清理出了魏、隋、唐代的漢藏文寫經和初唐絹畫、文書、契約、佛經、壁畫、塑像等珍貴文物。其中發掘出的我國唯一的北涼時期的壁畫、保存完整的一組彩繪泥塑像(一佛二菩薩),後被定為國寶,另外多尊唐代泥塑像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裡,難以抹去的一個情節是:1959年12月9日下午,大家正集中清理1927年大地震震毀的石窟時,突然上面的一塊危石跌落下來,我省最優秀的考古工作人員倪思賢為了救護工人,自己不幸從30多米高的崖面上摔下去,當即犧牲。
經時半年多,除大佛窟外,工作隊對距地面幾十米高的小洞窟進行了清理,對壁畫進行剝離保護,對塑像進行搬取加固,石窟內43尊造像、近300平方米壁畫、清理的文物及25箱殘片,於1960年4月24―26日運回甘肅省博物館保存;文字、圖片資料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然而大佛窟及其他洞窟的依山造像、部分壁畫和整個石窟遺址仍在原地保存,這些石窟後來遭到嚴重破壞,由於水庫水位最高可達13米之多,大佛窟內塑像腹部以下浸於水中,彩繪及泥塑脫落,僅存石胎。其他洞窟距水面較高,窟內文物搬遷後,還有部分壁畫、石雕造像、中心柱及大小佛龕等,由於管理不善,也不同程度地遭到自然和人為的破壞。
三 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歸
1 誠心鋪就回歸路天梯山石窟的部分文物被搬遷後,第13窟7身依山造像因體量太大,石胎泥塑造像和壁畫無法搬遷,水庫蓄水時,腹部以下淹沒在水中,其餘洞窟距水面較高,窟內搬遷後還有部分壁畫、依山石胎泥塑造像、中心柱以及其他附屬文物、石窟遺址仍在原地保存,由於管理不善,不同程度地遭到自然和人為的破壞。幾十年來,武威人民一直關注著天梯山石窟的命運。
為了使我國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不再遭受損失,使沉睡了30多年的涼州石窟再現於世,武威地、市政府決定對石窟進行搶救性維修。20世紀90年代,天梯山石窟及其文物保護工作終於迎來了春天,由於石窟藝術研究和開發利用的需要,全省上下文博界人士要求恢復天梯山石窟的呼聲越來越高。
武威市政府及相關水利專家多次對黃羊河水庫進行測量,發現當初設計的黃羊河水庫過高估計了水庫的水位,而30多年的實踐與測量證明,水庫修好後,水位最高時距最底層的小洞窟還有5米,距最高層的小洞窟有20多米,水庫對小洞窟並沒有造成威脅。
1992年甘肅省博物館和蘭州市政府向省政府申請報告,準備在蘭州市北山上建立一個天梯山石窟文物保護機構,陳列復原天梯山石窟文物。對天梯山石窟文物一直牽掛於心的武威市政府及當地民眾聽到這個訊息後心急如焚,強烈要求將天梯山石窟文物在原地復原。
武威地、市政府把搶救保護和恢復天梯山石窟正式列入議事日程,在原址開始了石窟區的圍堰保護工作,1991年我國北方遭遇60年不遇的嚴重乾旱,黃羊河水庫水位明顯下降,這對農業生產極為不利,卻對修復石窟帶來了良好的機遇。武威地、市政府和民眾抓住了這一有利時機,在大佛窟外圍築起了18米高的鋼筋混凝土圍堰大壩,把原來3。多年浸泡於水中的7尊佛像與水徹底隔絕開來,避免了水對石窟文物的侵害。武威方面又請了相關專家對大佛窟岩體加固,修復了大佛窟的塑像。主持修復塑像的敦煌研究院專家李雲鶴,正是1959年參與石窟文物搬遷的工作隊人員之一。李雲鶴主持修葺復原的大佛窟塑像,遵循了文物“修舊如舊”的原則,古樸典雅,惟妙惟肖,通過省文物局組織的專家組驗收,符合被破壞前的原樣。原武威市政府籌措資金600多萬元,其中國家、省上支持100多萬元,修建了通往窟區的道路、大佛窟的窟基護坡,架設了輸電線路,為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歸和整體復原、維修石窟奠定了基礎。
正當武威方面在積極籌措資金、整體復原維修天梯山石窟、要求石窟文物回歸之時,保存了天梯山石窟文物30多年的甘肅省博物館,從文物保護的角度,也據理力爭想在蘭州北山修復。
1992年11月27日,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專家組會議,針對甘肅省省內出現的兩個天梯山石窟維修方案,由專家組進行技術論證會。時任武威地市的主管領導及專家五人赴北京。專家組從石窟的歷史價值、選址和歷史文化名城武威的地位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證。
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建設部總工程師鄭孝燮說:“天梯山石窟早於雲岡、龍門石窟,先有天梯山石窟而後才有雲岡、龍門石窟。雲岡、龍門石窟是涼州人開鑿的,天梯山石窟的歷史價值比較突出,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國文物研究所石窟部副主任、高級工程師姜懷英說:“涼州石窟應在原地修復,蘭州氣候不比武威好,北山南邊是黃河,黃河水比一個小型水庫的水大得多,建議壁畫在蘭州修復後,再搬到天梯山,物歸原主,放在原地。”中國文物研究所單士元說:“天梯山石窟是石 窟之祖,我完全同意物歸原主,不然天梯山石窟的名字還存在不存在了?”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黃景略說:“文物拿回去,天梯山就完整了,埃及的大佛下巴幾十年放在英國,現在不是又拿回去了嗎?何況放在蘭州的東西為什麼就拿不到武威?修在蘭州,歷史價值、意義就不同了,北山又是個園林風景區,修到那裡又是個什麼文物單位,叫什麼,怎么叫,叫個什麼石窟?”中國文物研究所余鳴謙說:“首先解決文物的保護、加固問題,放在博物館,也不能再修新山,天梯山姓天,天梯山的文物也姓天,為什麼要修在蘭州?天梯山修好了,國家又多了一個國寶。”
最後,出席會議的專家一致認為,文物遷回天梯山,對文物的保護、文物的研究等各個方面都有很大好處。國家文物局根據專家組會議意見,以(92)文物第1191號檔案正式批覆甘肅省文化廳:“我局專家組會議認為,既然天梯山石窟的修復現在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大好機遇,那么,就只能在原址、原位進行修復,我局同意此意見。請你廳按此意見,組織天梯山石窟修復總體規劃制定和技術方案的設計,經省級論證後報我局。”根據國家文物局的意見,1993年省政府辦公廳就天梯山石窟修復問題作出批覆,同意在原址、原位進行修復。
武威方面赴京匯報的一行同志又來到北京協和醫院,向正在住院的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國家文物局顧問、當年搬遷天梯山石窟文物的隊長常書鴻匯報了這一情況。88歲的常老十分激動,病床上的他硬是坐起來說:“天梯山石窟,我是魂牽夢縈,當年搬遷是對文物的破壞,現在要好好保護它。”武威市聘請常老為天梯山石窟文物修復的顧問,常老愉快地答應了。只可惜,時隔兩年,常老與世長辭。
原武威市相關領導為了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歸,上北京,跑蘭州,諮詢專家,請示上級,不辭辛苦,多方奔走,使天梯山石窟文物的修復取得了重大進展。武威當地廣大民眾心繫文物,每年的省人代會、政協會上,武威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代表廣大民眾的呼聲,專門提交天梯山石窟文物回歸的議案,為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歸創造條件。
1994年,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中國著名石窟研究專家宿白先生,不顧70多歲的高齡,親臨天梯山石窟實地考察,經研究考證,認為中國石窟起源於涼州石窟,通過考察天梯山石窟,創立了“涼州模式”的學術觀點。
近年來,在國家文物局“原址原位修復精神”的指導下,武威地方各級政府及社會各界學者、專家和石窟工作人員,為天梯山石窟文物的回歸做了不懈的努力,並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及武威市委、市政府,涼州區委、區政府的高度重視。省政府對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召開了專題會議,研究形成了紀要,並撥30萬元文物搬遷經費。為了認真貫徹落實《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有關問題的會議紀要》精神,確保文物安全運回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包裝運輸方案經專家的多次修改完善,報請省文物局,省文物局以檔案形式做了批覆。
2005年2月21日,省文物局副局長張正興、安全處處長賀養洲,省博物館館長俄軍、歷史部主任賈建威等一行專程赴武威與市、區領導和文物專家召開了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工作座談會,商議文物移交的具體事項。2005年4月14日副市長趙永紅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工作的有關具體問題。會議決定成立天梯山石窟文物交接工作協調小組,市政府副市長趙永紅任組長,涼州區副區長張祥生任副組長,有關部門負責人為成員,協調領導小組下設交接工作辦公室,組成人員有文物專家、副研究館員黨壽山、黎大祥,市考古所副所長張振華,區文化體育局副局長劉萬虎,石窟管理處主任王奎,石窟工作人員盧秀善,參加文物交接的具體工作。
在省文物局的積極協調和省博物館的密切配合下,交接小組於2005年4月24日至5月20日,對省博物館所藏天梯山石窟文物進行了清點、登記、查閱和核對。2005年7月29日在省文物局召開會議,會議由省文物局蘇國慶局長主持,省博物館的主要領導和武威協調小組領導參加;10月12日在省博物館又召開會議,會議由張振正副局長主持,確定文物交接具體數量和內容,最終決定省博物館留存9尊塑像、3個佛頭、壁畫工5平方米左右,於2005年11月20日至2006年1月8日,對省博物館所藏天梯山石窟文物進行包裝、移交。2005年12月24日在蘭州舉行隆重的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簽字儀式,由省文化廳副廳長、省文物局局長蘇國慶主持。蘇國慶局長說:“曠日持久的天梯山石窟文物移交工作終於劃上了一個句號,這是一批不可移動的文物。由於歷史的原因,讓它們移動了,並在省博物館睡了近半個世紀的大覺。而今又得移動到天梯山,在技術上有難度,但一定要按照國家文物局的批示,做好文物原址、原位的恢復。”移交壁畫、塑像有579個序號,內容為北魏、隋、唐、元、明時代的多層壁畫120多平方米,塑像22尊,佛頭9個,塑像、壁畫殘件25箱。嚴格按照包裝運輸方案進行包裝,在包裝期間得到了省博物館領導、專家的大力支持,接交文物工作人員克服重重困難、齊心協力提前了20多天完成了包裝任務。2006年1月9日正值寒冬臘月,凌晨5時許,武威市、涼州區和文物、公安等部門的工作人員,在省博物館相關人員的配合下裝運文物,護送著4輛滿載文物的大卡車,由警車開道緩緩駛離蘭州,駛向武威。在多方奔走與努力下,這批文物終於回到故里,安全運回武威。
天梯山石窟文物回歸故里,為全面復原天梯山石窟夯實了基礎,創造了條件。如今的天梯山石窟,大佛重現當年風采,小洞復原指日可待,先後投入600多萬元修建了圍堰護坡大壩、隧道、護坡,加固了佛窟岩體,對大佛窟內的七尊佛像進行了局部修復,修通了道路,架設了電纜,建成了文物陳列館,窟區綠化已達2萬多平方米,新成立的古雪山莊,集餐飲、娛樂為一體,天梯山石窟正以它獨特的湖光山色和古老的佛教文化,吸引著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和遊客。保護歷史文化遺產,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