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唐初，為了加強朝廷集權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內重外輕。後來，由於邊防戰事頻繁，募兵製取代府兵制，邊防的駐軍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面。節度使制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自睿宗時起，就開始設立節度使。到天寶初，從西北到東北，共設立了八個節度使。即安西節度使，駐龜茲（今新疆庫車）；北庭節度使，駐北庭都護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北）；河西節度使，駐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隴右節度使，駐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東部）；朔方節度使，駐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西南）；河東節度使，駐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范陽節度使，駐幽州（今北京）；平盧節度使，駐營州（治所在今遼寧錦州西）。另外，還有西南的劍南節度使，駐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嶺南的經略使也類似節度使，駐廣州（治所在今廣東廣州）。這些邊鎮，共有兵力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
節度使的權力愈來愈大。最初，節度使只掌兵權，後來，又逐步掌握了政權、財權，成為事實上的獨霸一方者。這些節度使，表面上聽命於朝廷，實際上陽奉陰違，我行我素，千方百計地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們為了邀功請賞，作戰時“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於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視。節度使為了拉攏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來，授官者應是有功的將卒，按兵部的規定，因戰功授官者只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寶以後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官多俸祿多，朝廷的開支大大增加，很多糧倉都因此而空了。例如，“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全部邊防經費的支出，數字越來越大，開元初年，每年邊費約用錢兩百萬貫，開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萬貫，到天寶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萬貫。這些情況，說明唐廷的危機來自邊防，但並不是敵人的威脅，而是邊將勢力的日益強大，朝廷難以控制，同時，邊費的支出愈來愈多，使國家的倉庫逐步空虛。這就是說，來自邊防的經濟困難與政治威脅，已使玄宗陷入難以擺脫的危機之中。
起因
盛極則衰。玄宗與太宗、武后一樣有才幹，玄宗與諸兄弟一起玩樂，長枕大被共寢，卻不讓他們干政。但也不能善始善終。開元盛世中已蘊含社會危機，並且最終導致一場內亂。其起因有兩個方面：
一是長期朝政腐敗，玄宗在天寶年間不再過問政事，委權於大臣。韓休為相時，玄宗尚能聽取諫言，張九齡時便不耐煩了。不久用善於“迎逢上意”的李林甫為相，堵塞了言路。天寶三年（744）玄宗納楊太真為貴妃，沉溺於聲色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君王從此不早朝”，更不願處理朝政了。
權臣李林甫，加上宦官高力士、楊貴妃的堂兄楊國忠，控制了朝政。但三人都忠於皇帝，沒有異心。楊國忠是無能的昏人，李林甫則是奸詐能人。李處理朝政問題很果斷，眾人很“畏服”。他為阻斷言路，對官員們說：“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轍斥之，悔之何及！”安祿山只怕李林甫一個人，在李死後才敢造反。
二是兵制的混亂。玄宗時由府兵制下的義務兵役制變成了募兵制，是由盛轉衰的主要原因。天寶八年因均田制的崩潰停止徵發府兵，原來作為補充方式的募兵制多了起來。募集的多是兵油子，鎮守京師的長從宿衛、彍騎（guoji）多為市井無賴，腐化無戰鬥力；戍邊的衛士稱長征健兒、長從兵，戰鬥力強，卻掌握在軍將手中，不聽朝廷調遣。
原來府兵制下精兵多集中在關中，“內重外輕”；此時精兵集中在外地，“內輕外重”，威脅朝廷安全。原關中兵力占全國的40%，此時邊鎮兵力占全國總兵力的88%，而且為少數“節度使”掌握。
節度使是睿宗開始在邊鎮設立，稱為“持節經度的朝廷使者”。集軍政權於一身。節度使開始只領兵，後來則“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財賦”，成為地方割據勢力。
天寶十一年李林甫病死，楊國忠把持朝政，玄宗繼續沉溺於聲色，均無認真防備。
表面的昇平，掩蓋不了潛在的危機，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