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純忠
大村純忠毫無疑問地是日本戰國時代的另類。一方面，他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不僅成為了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天主教大名、還力促長崎開港、派遣天正少年遣歐使團，無不開一時之先河，可謂是時代的巨人；另一方面，他作為戰國大名的表現卻並不優異，甚至有些窩囊，不僅未能有開疆拓土的功績，還不時為周邊勢力所壓迫，只是於諸般重壓之下苟延殘喘而已，如此看來，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矮子。因此，本文將不會按照時間順序來敘述這個兼具巨人與矮子特徵的人物的生平事跡，而替之以分敘的形式。
出身有關肥前大村氏的祖先，根據其自身方面的史料《大村家譜》、《大村家覺書》、《鄉村記》等記載，乃是那個著名的海盜藤原純友，十世紀末的正歷五年（994），純友之孫藤原直澄自伊予國大洲移居肥前彼杵郡大村鄉，遂以當地地名為苗字。與此說法相對，《長秋記》、《中右記》、《百鍊抄》等文獻中則記載了另一個名叫平直澄的人，乃是十二世紀初肥前藤津莊莊官平清澄之子。元永二年（1119）十二月，居於京都的清澄突然解除了原藤津莊代官的職務，代之以一個名叫范譽的僧人，不過這位新代官卻很快便與平直澄起了衝突——當直澄準備將年貢米輸送給京都的父親時，范譽卻屢加阻撓。憤怒的直澄於是扣押了范譽的妻子家人，不給他們飯吃，並殺死了他的五六個手下，終招致朝廷的討伐，腦袋被砍下後於京都河原示眾。據考證，平直澄曾經盤踞的藤津鄉，也正是中世紀時大村氏的領地，兩者之間很有可能存在淵源關係。這樣一來，大村氏的氏源就應該是平氏，而不是他們自己所稱的藤原氏。究其原因，可能是平直澄的後人認為祖先被朝廷追討的事情太過丟臉，所以乾脆附會到另一欽犯藤原純友身上，後者好歹還更出名些。當然，不僅是大村氏，所有自稱為藤原純友之後的肥前豪族們，也都有著偽造系譜的嫌疑。
現在鹿島市古枝仍有著“大村方”的別名，據考證就是當年的藤津莊大村氏故地。進入戰國時代以後，由於周邊有馬、千葉等氏的壓迫，當主大村純治難以維持藤津莊的領地，不得不移往彼杵郡大村鄉，此後其子純伊、孫純前繼立。當是時，島原有馬氏日益強盛，在有馬晴純擔任當主時，勢力已遍及高來、藤津、杵島、彼杵、松浦等肥前五郡，同時還不斷以養嗣子政策吞併、壓服周邊勢力，以出生於天文二年（1533）的晴純次子勝童丸為例，由於其母即大村純伊之女、也就是純前之妹，故於天文十九（1550）年做了大村家的養嗣子，諱純忠，通稱民部大輔、丹後守。
其實大村純前本有一個名叫又八郎的獨子，但後來在有馬氏的指示下，不得不將其送給無嗣的武雄後藤純明做養嗣子，而自己則將外甥純忠收為養嗣子，這其實都是有馬氏意在更好地控制大村、後藤兩氏的舉措。不過，這種人為割裂親情的做法畢竟不那么妥當，並導致後來改名為後藤貴明的又八郎從此對純忠這個表兄抱恨終身，但純忠又何嘗不是政治交易的犧牲品。就在純忠來到大村家的次年，大村純前病歿，他便順理成章地繼承了家督之位。
就在純忠入嗣大村家的同一時期，來自西方的傳教士開始了對日本的大門的叩擊。天文十八年（1549），葡萄牙傳教士弗朗西斯科·沙勿略初次登入日本，開闢了於這個國家傳播天主教教義的新紀元。次年，由於與薩摩島津氏的合作並不愉快，葡萄牙船和沙勿略本人相繼來到肥前平戶，受到了當地領主松浦隆信的熱烈歡迎，隆信之意在於得到鐵炮這一新式武器以及商貿往來的豐厚利潤，而葡萄牙人則堅持在允許其布教的前提下，才與日本人做生意，正所謂“胡椒與靈魂”、一個都不能少。在雙方達成協定後的一個月里，松浦領內皈依天主教者竟達到了千餘人之多，其後沙勿略離開平戶前往京都，而把另一傳教士托雷斯留在了當地。
隨著平戶的天主教徒不斷增多，對此十分反感的佛教徒們開始不斷尋釁滋事，而領主松浦隆信則優柔寡斷、絲毫未加干涉，導致雙方的對立情緒日益加深。永祿四年（1561）八月，一些葡萄牙水手與平戶町民發生衝突，結果船長及以下十四人被殺，釀成了最初的涉外暴力事件，而松浦氏在此後的裁決更令葡方大感不滿，遂乾脆斷絕了與平戶的貿易往來，轉而南下前往大村氏領內的橫瀨浦尋求通商機會，這不禁令大村純忠大喜過望。
橫瀨浦位於西彼杵半島北端，與東彼杵之間隔了一個名叫針尾的小島，其西南端被稱為針尾瀨戶的海峽溝通了日本海和大村灣，附近海域的漩渦潮流是著名的景觀。大村純忠非常痛快地答應了葡萄牙人的開港要求，並提供了相當優厚的條件，比如將港口周圍三里範圍之內的土地和農民交給教會使用、凡不願信教的佛教徒一律遷走，同時在當地進行貿易的商人可免除十年賦稅等。於是橫瀨浦異常迅速地繁榮起來，前文曾提到的那位托雷斯神父甚至在當地舉行了盛大的復活節儀式。根據路易斯·弗洛伊斯所著《日本史》的記載，平戶、博多、山口乃至於京都的商人在聽說橫瀨浦開港後紛至沓來，純忠由此在當地配置了一名奉行，以便及時聽取傳教士們的意見。此後乾脆自己也皈依了天主教。
純忠對於天主教的信仰同樣引發了領內佛教徒和家中保守派老臣的不滿，當然，背後也少不了那個熱切希望重奪故土的後藤貴明在搗鬼。就在他受洗後不久，大批暴徒便開始不斷襲擊橫瀨浦，乃至於當街縱火，教堂更是被燒為灰燼、教徒四散，純忠辛苦建立的橫瀨浦由是毀於一旦，他所任命的橫瀨浦奉行朝長純安亦被殺。同時，甚至純忠本人也遭到了犯上作亂者的襲擊，以至於只好拿著佩刀、翻過城牆出逃，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危難時刻庇護了他的竟是附近多良樂僧院內一個名叫阿金法印的僧人，而他的居館則被暴徒洗劫一空後焚毀。不過，叛逆者終究只是一夥烏合之眾，純忠很快就把叛亂平定了下去、復歸大村，當逆臣們前來請求寬恕時，他頗為大度地赦免了他們的一切罪行。
純忠既遭此劫難，直到三年後方才完全恢復領主權，而橫瀨浦毀滅後，葡萄牙商船一度被迫重回松浦氏領內的平戶入港，但雙方很快在永祿八年（1565）八月再度鬧翻，於是便又折向大村領內的福田浦入港。然而，福田浦外風高浪急、船隻停泊困難，還時常要受到懷有敵意的松浦氏的襲擊。葡人的目光於是轉向了更深處的深江浦、亦即長崎港，經過傳教士的勘測，最終確認當地實乃優秀良港，遂於元龜元年（1570）向大村純忠提出開港要求。不過當時的純忠可能仍然對橫瀨浦的悲劇心有餘悸，或者是擔心開港後會招致鄰近豪族們的嫉恨，所以起初並不打算答應此事，只是後來在兄長有馬義貞的勸說以及巨大利益的誘惑下才同意長崎正式開港，而當地領主長崎純景恰好也是個狂熱的天主教徒，並且是當年與純忠一道受洗的家臣之一。與當初的橫瀨浦一樣，純忠將長崎港周邊三里之地捐獻給教會，於是當地在除了港口職能之外，還成為當時日本最大的傳教中心。
話說回來，所謂嫉恨大村氏者，除了後藤貴明和被搶走南蠻貿易的松浦氏外，主要還有長崎附近信仰佛教的諫早領主西鄉純堯及其弟深堀純賢，彼曾數次出兵侵攻長崎附近的教會，皆為純忠所擊退，後又屢用計謀，想要離間純忠和有馬義貞兄弟、乃至於暗殺純忠，但都沒有得逞。最後純忠終因不堪其擾，遂向羅馬教廷派來日本的巡察使亞歷山德羅·瓦利格納諾請求將長崎以及附近的茂木完全獻給教會，其目的在於利用教會的力量維護長崎的安全，而純忠既能確保當地的稅收收入，也可在必要時前往避難。瓦利格納諾在經過將近一年的深思熟慮之後，方於天正八年（1580）同意了純忠的要求。同十二年，有馬晴信亦將領內的浦上獻給教會。此後直至閉關鎖國的江戶時代，長崎都作為日本唯一的對外通商港口而存在，其充滿坎坷的開港，毫無疑問氏日本對外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
大約是在永祿六年（1563）的三至六月間，大村純忠與二十五名家臣一起在橫瀨浦接受了托雷斯神父的洗禮，正式皈依天主教，並取教名為堂·巴爾特羅密歐（ドン·バルトロメウ），他同時也是日本歷史上的第一位天主教大名，其受洗比大友宗麟早了十六年，比有馬晴信早了十八年。在他的帶動下，橫瀨浦和大村附近在短期內便出現了一千二百餘名天主教徒。
永祿十年（1567），純忠親自拜訪居住於長崎附近ロノ津、時任教區長老的托雷斯神父，請求派遣傳教士為家臣舉行洗禮，後者遂派出一個名叫達爾梅達的傳教士前往大村，當他完成宣講教義的任務、動身返回時，當地已經增加了五百名信徒。翌永祿十一年，純忠經過與老臣的商議，向教會捐贈了大村的土地，以供修建教堂，當年十一月二十日，教堂完工並舉行了初次彌撒。再次年年初，托雷斯神父親自來到大村，並在九個月之內又吸收了八百名信徒。
永祿十二年（1569），豐後大友宗麟已肅清北九州的毛利氏勢力，繼而大舉討伐肥前龍造寺隆信，其間將本陣置於築後高良山。大村純忠判斷龍造寺氏必將遭到滅頂之災，遂通過托雷斯神父與大友宗麟通好，並表示願在必要時出兵助戰，宗麟欣然接受了純忠的好意。此後，純忠為防萬一而將年邁的托雷斯連同八百名教徒一起送往長崎躲避戰火，另一神父達爾梅達則前往高良山，最終取得了大友宗麟不攻打大村領的承諾。次年九月三日，與大村氏有著深厚淵源的托雷斯神父終於去世，純忠帶著夫人一道出席了他的葬禮，隨即又在同年邀請新任教區長老弗朗西斯科·加布拉爾為其夫人（教名堂娜·瑪麗亞）、嫡子喜前（教名堂·桑丘）和兩個女兒舉行洗禮。當是時，大村領內的南蠻町迅速發展，教民人數超過六萬，竟占到了全日本信徒的半壁江山。
天正二年（1574）十一月一日，大村純忠與傳教士首領加斯帕爾·克奧里耶舉行了一次重要會談，最終接受了後者的建議，決定以強制手段命全體家臣信奉天主教、領內寺社一律改建為教堂，若有違抗者一律驅逐出境。事到如今，他的做法就有些類似於宗教壓迫了，在具體執行過程中，也發生了不少強迫改宗、殺害僧侶、毀壞寺社的暴力事件，至次年九月十三日，大村領內激增了兩萬餘信徒，教堂數量也達到數十座之多，儼然已成為純正的天主教國度。同時，純忠之兄有馬義貞亦於天正四年受洗，繼承其位的晴信則於同八年受洗，取教名為堂·普羅達西奧（ドン·ベロタジオ），於是僅肥前一國就湧現出了純忠和晴信這兩位叔侄天主教大名。
前文曾提及，那個本應為大村家之主的後藤貴明始終對純忠抱有很深的敵意，同時他還收松浦隆信的次子為養嗣子、並取名後藤惟明，兩家聯合起來與大村氏為敵。大村純忠無疑感受到了來自於周邊的莫大威脅，由於其原先所據的幾座小城砦均不足以自守，遂於永祿七年（1564）築成了新的居城三城——此城位於現今大村市的中心位置，此後作為純忠、喜前父子的居城達三十五年之久。
元龜三年（1572）七月晦日，後藤貴明率兵七百突襲三城，松浦鎮信也派出五百人助戰，同時參與其中的還有西鄉純堯手下的三百人——這三氏聯軍總計達到了一千五百人之多。而當時三城中的守軍除當主純忠本人外，僅有大村山城守純辰、朝長大學純盛、朝長安藝守純基、今道遠江守純近、宮原常陸介純房、藤崎出雲守純久、渡邊傳彌九純剛總計七名譜代家臣，這也就是此後所謂“三城七騎籠”說法的由來。事實上，當時三城中除了這八人之外，還有前文中曾提到的那個和尚阿金法印、山口的浪人吉川近江入道素庵、還俗的寺僧小佐佐兵部、大村彥次郎、純忠的側近富永四郎左衛門、今里彥右衛門及其他男子四十五人，外加純忠夫人等二十七名女眷，總共是八十人。不過不管怎么說，攻守雙方的實力仍然是相差懸殊。
當此危機時刻，純忠並沒有自亂陣腳，他命朝長純盛、純基帶領十五人守前門；今道純近帶領十七人守後門；自領十三人坐鎮本丸。同時於城內各處虛插旗幟，還讓女眷們高舉刀槍旗幟在城內奔跑，以造成守軍人數頗多的假象。不久後，松浦軍即於城南發起進攻，純忠親率士卒以滾木檑石抵禦，連女眷們也紛紛將灰土、糠砂等撒向敵軍，攻城方被迷了眼睛，又挨了一頓弓箭鐵炮，於是便在付出了若干傷亡代價後退卻了。不過，在三面包圍之下的三城仍然是岌岌可危，更糟糕的是，後藤貴明憑藉他的“前少主”的身份收買了不少大村家臣，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連一個救駕的援軍都沒有出現，純忠在絕望之餘，甚至舉行了最後的酒宴，做好了戰死的準備。
或許是因為純忠命不該絕，不久後便有一個名叫富永又助的舊臣趕來救援，他見敵軍勢大，便想出了一個計策，跑到西鄉軍的領兵大將尾和谷軍兵衛面前說：“我以前在大村家時因遭人誣陷而作了浪人，所以對他們恨之入骨，這次一定請讓我出戰，勢必要第一個攻上城牆！”軍兵衛由此放鬆了警惕，又助遂乘機靠近他身邊後拔刀將其砍成重傷，西鄉勢陷入大亂，又助也得以安全遁入三城。大村純忠聽聞此事後喜出望外，為了褒獎又助的忠勇機智，還下賜一字偏諱，給他取名為富永忠重。與此同時，長岡左近、朝長壹岐等大村家臣也開始陸續來援，松浦勢見勢不妙率先退走，而西鄉勢則依舊混亂不堪，於是主謀的後藤貴明也心生退意。大村軍隨後反攻解圍，並斬尾和谷軍兵衛。所謂的“三城七騎籠”取得了傳奇般的勝利，那七名表現活躍的家臣後來也世代得到主家的優遇。
另一方面，自今山合戰之後，佐賀龍造寺氏開始迅速崛起，根據大村方的史料《大村家覺書》、《大村記》等的記載：龍軍先於天正三年（1575）攻入藤津郡，純忠救援不及，該郡即落入對方掌握。同年十二月十一日，龍造寺隆信又親率包括松浦、後藤等旗下豪族部隊在內的八千大軍進至萱瀨川岸邊的麻生岳布陣，而對岸菅無田砦內大村方武將峰彈正、莊善助、一瀨半左衛門及以下的守軍包括農民在內也只有區區三百人。純忠本來指示他們棄砦退卻，但倔強的守軍卻一直戰至全員陣亡，並給龍造寺軍也造成了七百餘人的傷亡。翌十二日凌晨，純忠率軍奇襲麻生岳，隆信猝不及防、麾下四散，遂逃往諫早的尾和谷——由此看來，大村軍似乎是反敗為勝了。不過《歷代鎮西志》以及龍造寺方的史料《藤龍家譜》中的記載卻有所不同：時間也變為天正四年六月，當時龍造寺隆信討伐大村、圍萱瀨城，旗下後藤、有田、伊萬里、山代等豪族協同出兵，松浦氏也派出兵船封鎖海面，同時隆信的直屬部將鍋島、小川、執行等亦表現活躍。最終龍軍不僅阻止了有馬氏對大村的救援行動，還將城外尚未成熟的農作物毀壞殆盡，大村氏深為之苦。這樣一看，又仿佛是大村氏吃了敗仗。根據大村家史料諱敗揚勝的“一貫表現”，其可靠程度相對較低。當然，無論是勝是敗，雙方在此戰後講和卻是事實，同時還約定將純忠之女許配給隆信的次子江上家種，這無疑是大村氏主動求和的標誌。
不過，龍造寺隆信並沒有就此停止對大村氏的壓迫。天正九年（1581）八月，他強迫純忠把嫡子喜前送到佐賀當人質，兩年後，又提出用喜前交換純忠的次子純宜、三子純直，繼而自食其言將其三子一併扣留，還不斷要求純忠把許多親屬交給龍造寺氏，以削弱其力量。最後竟赤裸裸地威逼純前放棄三城，前往東彼杵郡的波佐見居住。其間由於肥後某城主造反，隆信暫時停止了對大村的威壓，但等他平叛歸來後，立刻就發出了最後通牒：純忠必須於三日內交出三城，否則就要滅亡。這是何其屈辱的時刻，純忠不得不躲開眾人的目光，悄悄地離開了辛苦創建的居城，而大村方的史料也仿佛有默契似的對此隻字不提，以至於這些情節都只能在弗洛伊斯的《日本史》中才能讀到。事後，大村喜前被放回了三城，但身邊時刻都有龍家家臣監視——他其實也只是做了龍造寺的傀儡而已，而純忠與兒子和家臣之間的一切聯繫也都被切斷，隆信甚至放話說：誰要是膽敢為純忠說話，就殺誰的頭。此外，龍家家臣還在大村領內胡作非為，肆意殺害天主教徒、強奪他們的家產和妻子。
純忠何時復歸三城已不可考，但基本上是在龍造寺隆信敗亡之後的事情。天正十二年（1584）三月，隆信大舉出兵討伐肥前的另一天主教大名有馬晴信，並命大村氏出兵相助。由於純忠本人就是出自於有馬氏，而且還是晴信的叔叔，故此十分為難，但由於龍造寺隆信平素一貫殘暴不仁，稍有忤逆者便有可能惹來滅門之禍，所以只得派遣嫡子喜前領兵三百參戰，但大村軍士兵都在暗地裡偷偷把鐵炮彈丸拿掉，還祈禱有馬軍能夠獲勝。另一方面，有馬晴信已從薩摩島津氏求得援軍，最終於島原沖田畷大破龍造寺軍，連隆信本人也為薩將川上忠堅所殺。根據弗洛伊斯《日本史》的記載，此戰過後，肥前天主教徒無不歡欣鼓舞，並鳴鐘慶賀。有馬、大村兩氏也就此擺脫了戰爭的陰影，從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儘管島津氏在此後勢如破竹地席捲九州，但其矛頭主要還是指向豐後大友氏，故肥前竟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平安無事。而就在沖田畷之戰的次年——距離豐臣秀吉徵伐九州的天正十五年（1587）還有兩年時間時，純忠便與有馬、松浦等氏一起向這個未來的天下人表示降伏，從而在此後保全了領地安堵，他本人那並不怎么成功的戰國大名生涯也就此落幕。
前文曾提到的那個天正七年（1579）來日的教廷巡察使亞歷山德羅·瓦利格納諾，於在日逗留的兩年半時間裡認真考察了各地的傳教情況，最終於天正十年一月二十八日在長崎港搭乘葡萄牙船返回歐洲，同時為了向兼任西班牙、葡萄牙國王的腓力二世和羅馬教皇展示傳教成果，遂通過大村純忠、有馬晴信、大友宗麟三大名，從有馬領內的神學校選拔的四名具有貴族血統的日本少年隨他同船赴歐，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天正遣歐少年使團。
種種跡象表明，大友宗麟似乎並不知曉此事的詳情，因此大村和有馬、特別是大村純忠應該是主要發起者。這四位少年分別是正使：十三歲的伊東曼吉奧（マンショ）和與他同齡的千千石米蓋爾（ミケル），副使十四歲的中浦朱利安（ジュリャン）和十三歲的原馬羅奇諾（マロキノ）。彼一行人歷經澳門、馬六甲、印度、好望角等地，最終於兩年半之後的天正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登入，隨後便動身前往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謁見西王並呈上了三大名的國書。翌年二月二十二日，使節團抵達羅馬並謁見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再度呈上國書，其後遊歷歐洲各地達一年之久，所到之處無不給予他們最熱烈的歡迎。天正十四年二月，使節團自里斯本出發、揚帆歸國，這一行，又用去了兩年多的時光。當他們的座船於天正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緩緩駛入長崎港時，四個少年已在經歷了六年零五個月的旅途後長成了二十歲上下的青年。就在他們出國期間，日本國內形勢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豐臣秀吉在基本統一全國後下令禁教並驅逐傳教士，而當年派遣他們赴歐的大友宗麟和大村純忠也都不在人世了。四個少年後來殉教的殉教、病死的病死，他們那波瀾壯闊的大航海經歷，終究也沒能給自己的祖國帶來什麼新鮮的改變。
根據曾長期陪伴在純忠身邊的盧塞諾神父的回憶錄記載，純忠早在天正初年就感染了肺病，後來長期未能治癒。至天正十四年秋，他將家督之位讓給嫡子喜前，自己則遷到大村郊外的坂口館隱居養病，而弗洛伊斯則稱，他在此時患上嚴重的扁桃腺炎，常常一連數月臥病在床，這也有可能是他早期所患肺炎的併發症。仿佛是因為經歷了太多人生曲折，純忠特意命人在隱居住所周圍種植了大量樹木，以至於遮蔽了大部分的陽光，同時庭中也築起假山、引來泉水，而自己就在這深幽清靜的所在靜靜地等待著天主的召喚，其逝世日期按照西方傳教士的記載是西元1587年5月25日，換算到和歷則是天正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享年五十五歲。就在純忠逝世後的一個多月，五月二十五日，豐後的天主教大名大友宗麟亦與世長辭，他們那建設天主教國度的理想也如曇花一現般的消失了。
純忠去世之際，豐臣秀吉的九州討伐軍正進至肥後隈莊，其嫡子喜前亦在軍中。而純忠則在臨終前一天已有預感，故此命人放飛了一羽小鳥，還對身邊的親人說：“我心中仍有很重的負擔，所以希望能最後向神父做一次懺悔。”可惜的是，當時盧塞諾神父身在長崎，他這最後的願望竟不能實現。數日後，純忠的遺體被安葬於寶性寺，後又輾轉改葬到草場寺、本經寺，可能唯一能令其稍感欣慰的是，盛大的葬禮完全按天主教儀式舉行，並由五名司祭和數名修道士共同主持，另有許多神學校的學生一同列席。
純忠歿後，其子喜前雖歷經豐臣、德川政權的更迭，但最終仍幸運地保全了大村的領地，成為二萬七千石的江戶小大名，這仿佛是上天對於與世無爭、但始終保持著一顆虔誠之心的純忠的獎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