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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從古希臘一直到文藝復興,一般研究文學理論的著作都叫做詩學。“文學批評”這個名詞出來很晚,它的範圍較廣,但詩學仍是一個主要部門。中國向來只有詩話而無詩學,劉彥和的《文心雕龍》條理雖縝密,所談的不限於詩。詩話大半是偶感隨筆,信手拈來,片言中肯,簡練親切,是其所長;但是它的短處在零亂瑣碎,不成系統,有時偏重主觀,有時過信傳統,缺乏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詩學在中國不甚發達的原因大概不外兩種。一般詩人與讀詩人常存一種偏見,以為,詩的精微奧妙可意會而不可言傳,如經科學分析,則如七寶樓台,拆碎不成片段。其次,中國人的心理偏向重綜合而不喜分析,長於直覺而短於邏輯的思考。謹嚴的分析與邏輯的歸納恰是治詩學者所需要的方法。詩學的忽略總是一種不幸。從史實看,藝術創造與理論常互為因果。例如亞理斯多德的《詩學》是歸納希臘文學作品所得的結論,後來許多詩人都受了它的影響,這影響固然不全是好的,也不全是壞的。次說欣賞,我們對於藝術作品的愛憎不應該是盲目的,只是覺得好或覺得不好還不夠,必須進一步追究它何以好或何以不好。詩學的任務就在替關於詩的事實尋出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