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危局

作者： 出版時間：2012年8月 開本：

《大危局》書訊
一部中國企業的盛世危言和生死預言
基本信息：書名：《大危局》 定價：29.80元
作者： 傅野 張現軍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8月 版次：1
印刷時間：2012-08　紙張：膠版紙
ISBN： 978-7-5108-1644-4 包裝：平裝
開本： 16 上架建議: 暢銷*企業管理
編輯推薦：
本書內容很豐富，觀點尖銳、深刻，極具鼓動性。作者在書中提出的一些觀點，如“後發優勢”同時是“後發劣勢”，“富饒的貧困”隱含著“貧困的富饒”，“便車既是一種福音也是一種詛咒”，觀點清晰，論述有理有據，令人印象深刻。
內容簡介：
本書講述馬雲、史玉柱、柳傳志、黃光裕、宗慶後、王石、馬化騰、王傳福等9位中國著名企業家，在商戰中歷盡劫波、艱難生存下來的同時，又面臨著怎樣的危局。
人們在津津樂道這些明星企業家的時候，卻往往忽略創造奇蹟的特殊土壤：很多中國企業在過去30年創造的“奇蹟”其實不是奇蹟，而是借種種不可重複的機遇、遺產和“便車”之力實現的高成長甚至是高掠奪、高攫取。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接軌，這種特殊的土壤不復存在。中國企業今天遭遇的挑戰，首先是因為這些因素要么消失，要么所蘊藏的能量已釋放殆盡的問題。
重要的是，這些天賜的機會要素里包含著抑制企業內在能力生長和發育的毒素，這是中國企業需要為奇蹟般成長支付的巨大隱性成本。
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根深蒂固的“成王敗寇”思想的薰陶下，他們被神話了。
作者簡介： 傅野，原名傅廷成。江蘇金湖縣人，生於20世紀70年代。資深媒體人、學者、作家。現居南京。人文主義敘述企業史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近年來致力於中國歷史梳理和中國企業案例研究。著有《改革--中國的重生之路》《民國情事：只是當時已惘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等。
張現軍， 1977年生，山東人，現居南京，某雜誌社副總編。
目錄：
01：《大危局》自序
02：馬云：被誇大的神話
03：黃光裕：草莽梟雄不歸路
04：柳傳志：老驥伏櫪的悲愴
05：王石：房地產的末路狂奔
06：馬化騰：企鵝致命傷
07：宗慶後：一個人的帝國
08：王傳福：豪賭比亞迪
09：李開復：“山寨大師”的新工場
10：史玉柱：一個投機者的征途
書摘：
尋找中國商業文明的薪火
這是一次艱難的寫作。最早萌發寫本書的念頭大概是在2008年的那個夏天。當時一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讓許多貌似強大的美國跨國企業巨頭在一夜之間被打回原形。
資本在人性貪慾的勾引下，彰顯了它最猙獰的一面。那些許多無辜的中小企業因此被牽連，紛紛破產。許多人不得不走上街頭，重新尋找自己的飯碗。不良大企業對整個社會的傷害開始凸顯。
隨著商業在這個社會扮演的角色的加重，大公司開始成為這個時代一個重要的社會機器零件。一個國家乃至一個世界的繁榮與蕭條，合作與對抗，進步與危機，它們都扮演著非同尋常的角色。
由此可以上溯到100多年前，中國駐西方四國公使薛福成所言：公司不舉，則工商之業無一能振，工商之業不振，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
中國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造就中國經濟奇蹟的同時，也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大公司和企業家。他們的成功在今天被人們津津樂道，成為一代年輕人膜拜的新偶像。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稱為歐元之父的蒙代爾說的那樣：從歷史上看，企業家至少和政治領袖同樣重要。那些偉大的企業家們，曾經讓歐洲變得強大，讓美國變得強大，如今也正讓中國變得強大，他們是和政治領袖一樣重要的人物。
事實上，從政治的本質來看，我以為政治本身就是一種經濟生活，一種基於物質的民主體驗，而不單純是空洞說教的政治概念。政治的最大平等和民主，其實就是經濟上可以自由締結契約的平等，離開任何經濟基礎的平等，其實都是虛妄與膚淺的無知想像，都是一條通往社會末路的“奴役之路”。
在美國，一個基本的觀點是，擁有財產或者至少可能獲得財產的獨立公民，才有能力來進行自我管理，有能力投票並組建他們的政府。
為此，美國獨立戰爭的著名政治領袖富蘭克林寫了本風靡全球的小冊子《窮人理察年鑑》，來說明政治民主的本質其實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質之上的。
2010年，當我在梳理寫作中國歷史變革史時，卻意外發現，在中國改革的重要歷史關口，商業總能成為政治的暗流，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政治格局的走向。
這一年的下半年，中央電視台播出了大型記錄片《公司的力量》，第一次系統性地闡釋了世界公司與中國大企業的歷史演變。
今天，我們在津津樂道中國著名企業家的時候，卻往往忽略了創造奇蹟的特殊土壤。
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很多中國企業在過去三十年創造的“奇蹟”其實不是奇蹟，而是借種種不可重複的機遇、遺產和“便車”之力實現的高成長甚至是高掠奪、高攫取。
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成熟，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進一步接軌，這種特殊的土壤不復存在。中國企業今天遭遇的挑戰，首先是因為這些因素要么消失，要么所蘊藏的能量已釋放殆盡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這些天賜的機會要素里包含著抑制企業內在能力生長和發育的毒素，這是中國企業需要為奇蹟般成長支付的巨大隱性成本。
於是，對三十年間中國典型大企業進行深入的回顧與展望，便成為了我的新使命。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在1936年完成不朽的經濟學經典著作《通論》後，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們要尋找一條商業的文明之路，因為只有它才能夠維繫少數人的心靈。
我們發現，中國企業在三十年間創造的巨大奇蹟與它們在今天面臨的巨大挑戰之間，有著潛在而深切的關聯。
換一個角度看，“後發優勢”同時就是“後發劣勢”，“富饒的貧困”隱含著“貧困的富饒”，“便車”既是一種福音也是一種詛咒。
在中國進入第二個改革開放30年的關鍵時刻，中國這些大企業的領袖能否帶領自己的公司，跨過那深不可測的“卡夫定峽谷”，在世界的舞台上，成就中國偉大公司的夢想？我們不得而知。
但我們知道這樣的歷史教訓，“秦人無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一個國家如此，一個企業亦然。
當下中國企業家的普遍現象則是，中國創造了太多的商業神話。但這塊商業的土壤缺是自己信仰的集體缺失。
一次捐贈會上，美國著名企業家卡內基曾這樣說道：當我死後，我為平生所作所為去接受上帝審判時，我相信我將會是無罪判決。在我的努力下，這個世界已在我剛來時，多了幾許美好。
如果以卡內基來反思中國的企業家們，你可以無一例外的發現，掙錢是他們唯一的原動力。從柳傳志到宗慶後，再到史玉柱。甚至遊學國外歸來的那些網路新經濟的權貴們，他們都不願承擔社會的公共價值的推廣，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掙錢！
堅決不做改革的實驗者，也堅決不做國家的犧牲品。這是柳傳志等第一代中國企業大佬們的商業哲學。甚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藉助於法律與體制的落差，一再挑戰人們的道德底線，來破壞本已岌岌可危的中國社會生態。
如果我們把目光投放到更遙遠的英國，早期的維多利亞一個工商業的黃金時代，你甚至會發現，即便這是一個貪婪瘋狂的年代，但他更是一個價值信仰的時代。走過近200年的風雨歷程，這些當年的企業領袖們的商業信仰仍然在影響著當今西方世界的格局。
甚至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有工商業之父之稱的澀澤榮一1916年出版了《論語與算盤》。在這本書里，他成功的把中國孔子的商業理念與社會信仰進行了嫁接。提出了 “一個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幹與務實精神”。
中國企業經過了30多年的高速“野蠻成長”，他們在獲取巨大社會財富的同時，現在必須到了參與重新構建整個社會生態鏈條的建設。否則伴隨中國企業家與生俱來的原罪，將成為套在他們頭上一道無法破解的魔咒。黃光裕如今深陷囹圄，給中國企業家們拉響了警報。
企業是經濟細胞，它不僅是“財富動物”，更是“社會動物”，一個不會承擔社會公共責任的公司注定不會走得太遠，一個沒有商業信仰的企業大佬，也終將被世人所唾棄。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認為，企業家本身是創造社會文化和法律的重要力量，西方已開發國家好多的制度甚至文化和200年前都很不一樣，甚至和100年前都不一樣，企業家就是這種重要社會制度和文化變革的主推力量。
張維迎這一論述如果成立的話，那另外一個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命題則是，如果說中國目前的政治改革停滯不前，其實這也是中國整個企業的惡劣的商業信仰價值有很大的關聯。
作為上一個30年改革的受益者，中國企業家的商業信仰重建已刻不容緩。這是資本應該對社會貪婪作出的一種生態補償。不是道義，而是責任。
企業家大佬必須要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對社會公共制度和文化的重建，不僅是在保護這個社會，從某種程度上，也是在保護自己，否則，一個沒有制度和現代文明的社會，富人的財富，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中，可以迅即化為泡影。
其實伴隨中國企業“野蠻生長”的還有投機。當我們重新梳理完中國近30年來湧現的一批大公司時，發現無論中國的傳統實業公司還是網際網路企業，公司的核心產品和技術在很大程度都是對國外企業的一種簡單模仿，他們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得源於中國制度的不透明和公眾信息的不對稱。
被稱為商業天才的史玉柱甚至把創新總結成：模仿+改進。
而以稻田昭夫為代表的一批企業家則和中國企業家走向了相反的一條艱難的孤獨之路。他們認為模仿是一種可恥的盜竊行為，公司並將付出慘烈代價。
在中國30年的企業進化中，我們還發現了中國一個特有的現象，那就是企業家對政治權力的過度迷戀。無數的企業因此而倒下，但更多的企業卻依然樂此不疲，蜂擁而上，也許當一個企業因為權力投機時，同樣的結局就已經注定它將為此蒙難。
當金錢和權力媾和，走向財富和權力巔峰時，貪婪和腐敗將會最終摧毀自己和企業本身，當然也包括政權。
中國企業走過的歷程，交映著改革開放30年的腳印，企業家們的商界馳騁，也書寫了這個特殊精英群體對社會和自身的重新思考。他們創造了夢想，但也必須學會尊重和謙卑，懂得利益的追逐與權力的尺度。
曾經創辦了兩家世界五百強的日本著名企業家稻盛和夫的一番話可以讓中國所有企業家汗顏，他說：如果要尋找我成功的理由，也許就是這一點，亦即，也許我的才能存在不足，但是，我有一條單純而堅強的追求人間正道的指針。
一個企業如何才能獲得自我生存的遠見？如何才能獲得基業長青的奔跑基因？如何才能在變幻的大危局中尋找到逃生的出口？
我們試圖從選取的中國這三代大企業案例的解剖中，尋找到可以借鑑的答案。
我們深信：中國大企業參與逐鹿全球的大幕正在打開。
祝福中國！
傅野2011年3月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