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園簡介
壽昌公園位於鎮海城區西北部、聰園路北端，1992年建成，占地12.6公頃，其中水面占66.3%。園內建築仿蘇州園林格式，亭台樓閣，古色古香，小橋流水，寧靜雅致。
公園以鎮海籍革命先烈陳壽昌的名字命名。園內建有陳壽昌烈士紀念館、紀念碑和陳壽昌烈士的半身銅像。南北兩廂還建有鎮海革命烈士紀念室、鎮海區“雙擁”成果展覽館等建築。館四周有古色長廊相連，白色牆壁上鑲著各式鏤空圖案，文雅肅穆。四周還有壽昌閣、石拱橋、六角亭等建築和魚池。魚池周圍綴有湖石，形狀各異，綠茵垂楊，別有情致。
名人介紹
陳壽昌，鎮海城關人，1905年生，國小畢業後去安慶電報傳習所學習，後在鄭州電報局工作。 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任武漢電報工會負責人。1927年，英國殖民者在漢口製造“一·三”慘案後，他參與組織30萬人反英大會和收回英租界的鬥爭，當年六月，當選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大革命失敗後，他轉赴上海，搞白區工作。1931年，陳壽昌抵達瑞金。1932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主任、黨團書記、反帝總同盟主席。翌年，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後調任中共湘鄂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並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1934年6月，陳壽昌兼任紅軍16師政委。當年11月，他在湖北崇陽、通城邊界指揮作戰中負傷犧牲，是年僅28歲。1935年春，湘鄂贛省委特以其名建壽昌縣以志紀念。
名人事跡
2006年是陳壽昌烈士誕辰100周年，鎮海區正在籌劃有關紀念活動。8月9日，記者通過鎮海區黨史辦公室牽線搭橋，採訪了生活在上海的陳壽昌烈士之女陳雲和陳庭姐妹倆。這兩位年逾七旬的老人說起父親依然是那樣深情，她們說：“父親犧牲時，他28歲的生日才過了6天啊!那時，姐姐陳雲只有4歲，妹妹陳庭才2歲。而這一噩耗，過了17年我們全家才知道。儘管對於父親生平的了解，我們都是從母親、祖母和親友的口中以及父親的老戰友們的回憶中，點點滴滴匯集起來，但是父親在我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座‘永遠的豐碑’!12年前母親去世後安葬在鎮海，我們每年都要到鎮海壽昌公園看看，祭掃母親的陵墓。”就這樣，記者從陳壽昌烈士的兩位親生女兒的口中，得知了許多關於陳壽昌烈士的許多寶貴的史料。
與劉少奇吃過一個盆里的飯
陳壽昌於1906年11月15日出生在寧波鎮海，今城關鼓樓西路53號，倉河頭20號(可惜該故居早已拆除)一個清貧的書香門弟。大概他十五六歲那年，全家從故鄉鎮海來到上海，後又輾轉到漢口、安慶等地，他於1924年入了黨。
1926年，他在李立三、劉少奇等同志的領導下，發動工人組織工會，配合北伐軍勝利進軍，光復武漢三鎮。1927年初參與有30萬人參加的反英示威大會和遊行。據其兩個女兒介紹，她們的祖母回憶這段歲月時說，父親那時忙得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有一次來了許多人，一起在樓上開會，到中午還沒有散，父親下樓叫祖母燒點飯菜。祖母說，這么多人吃飯，家裡飯鍋太小，是否要去買只大的?父親想了想說，都是好朋友，不要買了，免得太招搖，就拿臉盆燒飯吧。後來才知道，那次吃用臉盆燒的飯的客人中，有一位叫劉少奇。
1927年冬，陳壽昌任上海市政總工會黨團書記。1928年2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委員，3月兼任中共閘北區委書記，4月又任江蘇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7月調任滬西區委書記。
他是周恩來領導的“特科三陳”之一
1927年9月底至10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武漢遷往上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保衛機構———特科。陳壽昌被抽調到中央特科，成為周恩來領導的“三陳”(即陳賡、陳壽昌、陳養山)之一。陳壽昌主要負責情報和交通工作，與打入敵人虎穴的李克農、錢壯飛、胡底單線聯繫，把他們獲取的情報，通過他轉交給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為了便於開展工作，1928年陳壽昌結了婚，並把自己的家作為“機關辦事處”。
陳壽昌的女兒從母親口中得知，當年能經常進出他們家的只有極少數幾個人，其中以連腮鬍子(直到父親離開上海去瑞金時，母親才知道連腮鬍子的真實姓名叫陳賡)為常客，其他任何人如果單線來到他們家，父母即刻就會搬家。陳壽昌的妻子曾對孩子們說，當時她和她們的父親在上海幾乎每個區都住過。居住時間最長的不過兩三個月，有時一個月要搬幾次家。陳壽昌的妻子曾向孩子們介紹說，她們的父親不吸菸，不喝酒，和她結婚3年，沒有添置過一件新衣。戰友們回憶說：陳壽昌常穿的就是一件舊灰布長褂。當時黨的活動經費很困難，他將妻子陪嫁時的首飾變賣後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一次還將兌首飾得來的96元錢全部交給黨組織作為活動經費。當時上海乘電車很便宜，三四個銅板可坐很長一段路，但他多數時間走路而不乘車。1931年4月，參與中央特科領導的顧順章被捕叛變，陳壽昌的工作變得更加忙碌和緊張，經常徹夜不歸，原來他在通知有關同志做轉移工作。李強同志(離休前任國家外貿部部長)就是在當時得到了他的通知而及時轉移的。
陳賡將軍要陳庭的孩子姓陳
1931年12月的一天，陳壽昌平靜地對妻子說，組織上決定要他到蘇區去了，不能與她同行，因為妻子有孕在身(當時其妻已懷陳庭4個月)。他讓妻子帶著兩歲的女兒與自己的母親一起返回鎮海老家。沒有想到，這一走竟成了他和家人的永訣。
後來從聶榮臻同志的回憶錄中知道，陳壽昌去蘇區是與聶帥結伴同行的，他們走了一個月才抵達瑞金。大概在1932年2月下旬，其妻高興地收到他從福建寄來的唯一的一封信。信中大意是“我一路平安地到達了產地，這裡貨源充沛，品種很多，生意蒸蒸日上，一派興旺景象。請老母放心，您更不要掛念……今後你們來信可寄龍巖裕隆興寶號轉”。信中所報平安意指革命事業日益發展、前途光明。隨後陳壽昌的家人幾次按照信上的地址寄信過去，但都如石沉大海。
沒多久，陳庭出生了，其妻拖著兩個幼女和年邁的婆婆生活十分艱難。當時時局動盪，日寇侵華，鎮海淪陷，物價飛漲，其妻不得不把大女兒陳雲寄養在大姑母家，自己到處去做工，有時在煙廠做工回家後，眼睛裡、鼻腔里都是菸葉的灰塵，雙手因撕菸葉形成了一道道裂口……整整熬了17個年頭，終於熬到了全國解放。
解放後，家人抱著一絲希望，到處打聽陳壽昌的訊息。他的老戰友也到處在尋找他家人的下落。當年的湘鄂贛省委保衛局局長、解放後任江西省副省長的鄧洪同志，在1951年紀念黨的“七·一”生日時在《江西日報》上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特別提到了陳壽昌，希望其親屬能夠看到。後來當鄧洪同志第一次見到陳壽昌的妻子時，他無比激動，緊緊握住了她的雙手，熱淚盈眶。後來，陳壽昌在中央特科和湘鄂贛戰鬥中一起過的老戰友如陳賡、陳養山、譚啟龍、劉玉堂、江謂清等都來看望過他的妻子，從他們的口中，他的家人知道了陳壽昌到蘇區後的情景。
1961年初，陳賡大將身患重病，住在上海華東醫院。將軍有個心愿：再見陳壽昌妻子一面。在陳賡將軍去世前十來天，他由兩個警衛員連扶帶背地又一次來到了陳壽昌簡陋的家，陳賡將軍與陳壽昌的妻子再次談到了陳壽昌，兩人都淚流滿面……當陳賡將軍聽說陳庭已有身孕，便馬上對陳壽昌的妻子說：孩子一定要姓陳，是陳壽昌的後代，要繼承他外公的遺願!他還用寧波話對陳壽昌的妻子說：“壽昌同志為革命犧牲了，他的犧牲和千千萬萬烈士一樣，換來了中國的今天。”陳賡將軍自知在世時間不多了，他特意託付李克農同志，要他好好照顧陳壽昌同志的遺屬。按照陳壽昌的妻子與陳賡將軍的約定，後來陳庭的兒子就姓陳。
老區人民仍惦記著“陳政委”
據陳壽昌的戰友介紹，陳壽昌進入蘇區後曾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執行局主任等職，後又被派往福建任省委書記。他每到一地，擔負每一樣工作，都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在他的領導下，無論民眾工作、地方工作都很有起色，同志們稱讚他像磁鐵一樣把大家吸引在他的周圍。
1933年7月，蘇區中央抽調時任福建省委書記的陳壽昌去擔任湘鄂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壽昌臨危受命，率領46人組成的省委工作團，歷時一個月，越過敵人的重重封鎖，抵達湘鄂贛省委駐地———江西萬載、仙源。他一到仙源，既要糾正原省委工作上的錯誤，又要面對幾路進攻的強大的敵人，還要領導軍民開展反封鎖反“圍剿”鬥爭，日夜操勞，生活上他和普通士兵一樣，一天只吃一餐或以野菜充飢，把剩下的一點糧食讓給傷病員吃。鄧洪看到陳壽昌口吐清水，面黃肌瘦，雙腿浮腫，就用自己平時省下的錢給他弄來一碗麵條，但陳壽昌堅持讓給傷病員吃。
1934年10月，正是中央主力紅軍北上長征之際，敵人以數十倍於我軍的兵力瘋狂進攻湘鄂贛蘇區。在一次省委會議上研究要去前線領導紅軍十六師的人選，同志們考慮到陳壽昌身體不好、眼睛又高度近視，就勸他留在後方，可他堅決要求上前線。1934年11月21日，陳壽昌與軍區司令員徐彥剛率紅十六師抵達崇陽、通城之間的老虎洞一帶，遇敵兩個團的襲擊，他親自登上前沿陣地察看敵情，不幸右膝中彈，搶救無效，當晚在崇陽縣的河坪村犧牲。後來湘鄂贛省委蘇維埃政府為紀念他，在崇陽、通城之間建立一個新的縣城，命名為“壽昌縣”。
1962年，陳壽昌的兩個女兒陪同母親去江西，踏上父親戰鬥過的熱土，尋訪先父的足跡。她們行進在崇山峻岭之間，去了萬載、仙源的原湘鄂贛省委所在地。老區的人民看到她們如同見到親人一般，他們緊緊拉住陳壽昌妻子的手，講述當年陳政委關心民眾疾苦，向大家宣傳打土豪分田地、鞏固蘇維埃政權革命道理的情景。母女三人的心情非常激動，陳壽昌在湘鄂贛蘇區有崇高的威信，讓她們深感欽佩和自豪。
